作者：孔东梅，女，汉族，1972年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母亲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父亲是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主席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大概是冬天，有一位客人穿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回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湘乡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

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

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主席。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主席。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三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废弃物会影响人的健康，所以工厂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三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四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四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

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八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

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来源 《百年潮》2007年第001期)  

王海容：她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中国新闻周刊

1966年，毛泽东与王海容

去世前一晚，王海容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要去看文件了。”

那是9月8日晚上9点多，王海容把侄子等几位近亲属召到了床前。

孔东梅后来得知这话很是感慨，觉得79岁的王海容一定是感应到，自己就要走了。这最后一句，似乎特别能够代表她奉献给外交和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生。

孔东梅至今觉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就在不久前，王海容还和唐闻生一起，到她家里吃过饭。那时，王海容的体重因近几年的病痛只剩下70多斤，但孔东梅觉得她精神尚好。

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王海容在同一天去世，作为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总觉得这是一种天意。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作为毛主席的亲属能够在这一天走，我觉得对她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孔东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海伢子”

王海容曾向孔东梅回忆，她的名字是祖父王季范（也即毛泽东的表兄）取的，取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让她有些无奈。不过，童年的她常被人们叫做“海伢子”。

上世纪50年代初，她被祖父带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按祖父要求，称呼他“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自在。

临走时，毛泽东问她：“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王海容说：“我干吗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毛泽东说：“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王海容说：“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按辈份，王海容该叫毛泽东“三爷爷”（毛泽东排行第三）。那次，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客人，王海容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后来王海容听说，不到40岁的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再叫了，参加工作后开始和大家一样称呼她“江青同志”。

毛主席與李敏孔令華全家

到北京后，王海容作为烈士后代留京上学。她的父亲王德恒是家中独子，在抗战中牺牲，时年30岁。当时王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对父亲都没有任何记忆。因是毛泽东至亲，加上与李讷成了好朋友，王海容不仅可以随意进出中南海，有时还会在丰泽园住上一段时间。

1958年，王海容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在北京化工厂当了3年学徒。当徒工期间，她把对徒工生活的体会写成了《我的经验》。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和加写编者按，以“徒工王波”的笔名发表。

文章发表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王海容开始到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期间，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对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很重视她的信，当即批转给分管文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表示信中“有些事值得注意”，应派人调查、纠正。

毛泽东还特别在她的信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此人叫王海容，是个女孩子，很有些志气，是人民代表王季范的孙女儿，也是我的外孙女儿。你如果想找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

外交部“小王”

1965年，王海容结束进修，被分配在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大家都叫这个27岁的年轻人“小王”。

在这里，王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包括她的终生好友唐闻生。

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唐明照当时是中联部副秘书长。唐闻生出生在纽约，9岁才随父母回国。她用3年时间学完5年课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比王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在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1967年8月，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外交部的“保陈（毅）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态度，便请王海容去“摸情况”。

9月24日凌晨4点，毛泽东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当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泽东吟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又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早上6点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大家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出处，便去请教王季范。王季范拿起铅笔，将他们抄错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唐诗，指给他们看，原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他们赶紧抄下全诗，匆匆回到办公室。大家研究后一致认定，毛泽东援引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下台。

逐渐地，王海容和唐闻生工作之余成了毛泽东和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员”。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毛泽东辞世前，她们俩几乎参加了毛泽东与来访的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

1971年7月，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她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4年7月，她在“老中青三结合”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副外长。

当时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王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的印象中，王海容为人实在，工作负责，虽然有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但并不随便说话。

清查“五·一六分子”期间，王海容曾找王嵎生谈话。她说，现在亚洲司牵涉到的人都有70多个了。王嵎生说，亚洲司一共只有78个人，78个人70多个人涉事，怎么可能呢？王海容听后认为有道理。

1976年10月后，王海容一度被停职，在外交部接受审查。1978年12月底，审查结束。她的工作关系从外交部移到中组部，后到中央党校进修。三年后，她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保留副部长级待遇），来到了祖父王季范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参事室“海容”

1988年12月的一天，张之洞的孙女、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的家门突然被敲开，门外站着一位身穿蓝布制服和懒汉鞋、梳短发的女性，看起来“毫不起眼”。张厚粲愣了一下：“你是谁？”

张厚粲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50年代起，她因为祖父的关系被批长达20余年，以至长期对政治敬而远之，所以并不认识这张为很多人所熟悉的面孔。

王海容开门见山地通知她，正式选聘她为国务院参事室新参事。

张厚粲说自己没有那个水平，王海容说不用你分析，参事要做的就是上传下达，做直通车，把真实的意见和真正的民意反映上来。张厚粲答应了。王海容说：“好，那就下礼拜二开会，有车来接。”

张厚粲都没有给她端茶倒水，请她坐坐，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就这么结束了。61岁的她成为国务院参事室改革后第一批聘任参事（以前是任命制），是其中年纪最小的，担任教文卫组组长。

相比之下，邓宝珊将军之女、石化工程专家邓引引对王海容算是早有耳闻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见面地点在她工作的中石化公司一楼大厅。王海容上来没有一句客套话，介绍完情况后，说了一句“今天就到这儿吧”，就干脆利落地走了，大步流星，一步迈两个台阶。

1991年，邓引引被正式聘为第二届国务院聘任参事，张厚粲继续连任。由于女参事少，王海容和邓引引、张厚粲的交流较多。

90年代初期，年近花甲的王楚光被安排到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他到参事室报到时，走进大厅，第一个迎接他的就是王海容。她热情地握着王楚光的手说：“楚光同志，欢迎你！”这让原已做好受冷遇准备的王楚光印象深刻。

王海容梳着齐耳短发，戴白塑料边近视眼镜，一身蓝色便服，一双白底黑帮的老布鞋。这个时代了还是这身打扮，王楚光既敬佩，又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王海容在参事室分管行政后勤，上至参事室主任，下至司机、炊事员，都叫她“海容”，客气一点就称“海容同志”。

当时有30多位国务院参事、20多位中央文史馆馆员，都年事已高。每周二上午，参事们要到参事室开半天会。王海容会站在办公楼门口迎接。会议开始她就离开了，中间时不时进来看看大家的杯子里还有没有水。散会后，再把他们送上汽车。

有时会议结束后，王海容会进来和张厚粲等人聊聊天，问问这次会议的学习讨论主题，或者他们出外考察的情况。聊起刚传达的一些政策和精神，或者参事、馆员们对当前工作的一些意见，王海容时常会说：“毛主席说的那些话现在是不是都做了呢？”或者：像这种问题，毛主席要处理会怎样怎样，我理解毛主席会怎么怎么说。但她会点到即止，他人也不会继续追问。张厚粲觉得，王海容很难找到一个对的人去聊这些。

王海容常到处跑腿，为参事、馆员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不管谁病了，她都会到家中或医院去慰问。一次，邓引引肺炎住院，做完检查回病房时，护士告知，刚刚有位姓王的人来看她。

参事、馆员的生日逢五逢十，要为他们祝寿。王海容会亲自选场地，订菜谱，提前到场摆放桌签，酒席上再向寿星敬酒。参事、馆员去世，要举行追悼会。王海容事事亲力亲为，等到遗体转送火化，才最后一个离场。

当时，老参事和老馆员每年会集体外出休假一次，但邓引引在参事室的18年里，从来没见王海容去过，她总是为大家安排好了行程之后就在北京留守。

王海容在参事室工作了20多年，其间换了5任主任，只有她是“常驻”。1998年至2008年，她当选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离开参事室后，王海容参与或主办过几次纪念毛泽东的座谈会，她的侄女王丹青曾联络张厚粲和邓引引，邀请她们参加。

张厚粲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如果王海容继承了家族的“艺术细胞”，懂一些诗词书法，她的晚年会丰富很多。

首度开口

在国务院参事室时，王海容有时和大家开玩笑：“哎，你们给我参谋参谋，看我怎样才能发点儿小财，脱贫致富啊？”有人半开玩笑说：“你就写回忆录，最好拿到国外去发表，起码也能挣它个几千几万的稿费花花。”

但王海容从来没有动笔。一次，《大公报》总编和一位企业家在贵宾楼宴请她，王楚光作陪。总编表示，王海容如愿口述，他可派人记录整理，分批连载。王楚光也劝她，如不愿公开发表，记录保存下来也能存史资政。但无论如何劝说，王海容都不同意。

直到2004年，她才破例向孔东梅开口。

早在1979年，孔东梅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上小学。李敏仍处在父亲去世的忧伤中，她不善交际，来看望她的人为数不多。

一个冬天，王海容来看李敏。孔冬梅记得，她穿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王海容和李敏年纪、个头相仿，但李敏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王海容嗓门高、语速快。孔东梅问：“这位阿姨是……？”李敏马上解释：“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王海容也爽朗地笑着说：“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

王海容从不谈过去。有人发现孔东梅对王海容的经历一无所知时，十分惊讶：“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慢慢熟了，孔东梅开始了解和喜欢王海容。王海容叫李敏“姑姑”，她比李敏小两岁，但反而像姐姐一样照顾她。孔东梅觉得王海容很有个性，泼辣能干，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她的发型、装束一直是那个样子。在那个年代，她就是一个icon（偶像），她就代表那个时代。这种独特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孔东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觉得，这跟王海容独特、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

2004年，王海容退休后，又一次来孔东梅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孔东梅恳求。“我有什么好写的？”王海容淡淡地答。在孔东梅的一再恳求下，她终于松口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孔东梅写了《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

退休生活

2005年，张厚粲聘期届满离任。2008年，邓引引届满离任。她们和王海容的走动渐渐少了。

聊天时，王海容话很少，绝不谈政治，也不太分享自己的生活。张厚粲说：“她不是聊天的好对象，也少有聊天的对象，也许这是她生活‘没劲’的地方。”

张厚粲认为，王海容终生只有唐闻生一位至交。一位跟王海容熟识的退休老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海容曾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自己和唐闻生家之间有一条“胡志明小道”相通，串门特别方便。后来，王海容搬了家。

王海容终身未婚。邓引引在参事室里曾经听到过“有人向王海容表白”的八卦，但她没好意思向王海容求证。

王海容终年穿着一种懒汉鞋，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双。邓引引觉得“两袖清风”这个词真可以用在她身上，感慨她官儿不小，可是从没有官腔。

平日里，王海容一直和侄子、侄媳妇住在一起。家务主要是她承担，经常拎个布袋子去买菜。直到2016年，邓引引才听说病中的王海容请了一位保姆。

侄女王丹青做了好吃的，也常会给姑姑送去。张厚粲感到，王海容和侄女格外亲，像培养自己的子女一样在培养她。

过去，邓引引找王海容都是打家里的座机，后来王海容把座机停掉，改用手机。近几年，手机也很少接了。邓引引劝王丹青教王海容学着用智能手机和微信，方便联系，也让她有个精神寄托。王丹青说，姑姑不愿意学。

王海容去世时，王丹青正好不在身边。邓引引听到消息向王丹青求证，收到远在西藏的她的回复：“下午一点刚过，我在从日喀则去拉萨的火车上，忽然觉得晕，不舒服。当时没有信号，家里的电话打不进来，后来得知就是那个时候……”

王海容喜欢喝浓浓的绿茶，她教邓引引，每次从茶叶桶取完茶叶，要用胶条把茶叶桶封起来放冰箱里，这样茶叶不会跟空气接触，变得不新鲜。手上有了好茶叶，两人也会互相送送。

这是邓引引所知的，王海容生活中唯一的爱好。

2016年夏天，邓引引、张厚粲、王楚光相约去看望病中的王海容。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近三年了。王海容已十分消瘦，行动迟缓。在家坐了片刻，她就执意要张罗大家出去吃午饭。

王海容饭量很小。早年她很喜欢吃辣椒，后来得了胃溃疡，她把最喜欢的辣椒和浓茶都戒了。

本来这顿饭大家想请王海容，但王海容从裤子口袋里颤巍巍地抽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说：“我有钱，我给。”王丹青劝她收回去，自己埋了单。

那一刻，邓引引觉得她真可爱。

张厚粲和邓引引本来商量，今年一定要再回请王海容一次。没想到，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