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小平路过唐山，警卫员被混混杀害，“83严打”拉开大幕

作者：认真生活的我， June 19, 2022

1983年，邓小平乘车路过唐山，车队正在向前行进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但是身上的衣服却松松垮垮的，一看就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正当警卫员想要开口让他们把路让开时，这群小混混却突然一拥而上，向警卫员索要天价过路费。警卫员自然不肯，并严厉地斥责了他们。这时，其中一个小混混突然抽出一把刀向警卫员砍去，有两位警卫员躲闪不及，当场被砍成重伤，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

突然发生的这一幕，让大家都惊呆了，警卫员们立刻警觉起来。看出了人命，几名小混混拔腿就跑，之后，邓小平回到中央，下令务必严查此事。

相信这起案件，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来说，都不陌生。这起案件之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地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83严打”斗争。

“83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的，不可抓的坚决抓；可判的，不可判的坚决判；可杀的，不可杀的坚决杀。”

那么最后那群拦截邓小平车辆的人，最后结局是怎样的？当时国内到底是怎样一种局势？为什么中央宁可错杀，也要严惩犯罪呢？

“83严打”导火索

1983年，作为十年动乱的后遗症之一，国内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门打开，饱受动乱之苦的年轻人，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入侵，当时在中国持续了25年的知青下乡活动刚刚结束，大量待业青年回到了城市。1979年，中国城市待业人口已经达到了两千万，这是我国自建立以来，待业人口的最高峰。

而压力不止来自于小城市，大城市的压力甚至更大。当时北京城内有40万待业人员，占城市总人口的8.6%，也就是说，平均每2.5户人家中就有一个人在街头上混。而当时全国待业人口最多的城市天津市，共有38万人赋闲在家，占城市总人口的11.7%。这些人游手好闲，又正处于躁动的年纪，整天在街上，游荡，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甚嚣尘上，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对邓小平报告说：

“现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是社会，治安情况却很不好，恶性事件频繁发生。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但是这件事还需要您老人家下决心。”

听了江渭清的报告之后，邓小平皱了皱眉头，江渭清又着说道：

“我们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准备去调查研究，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可以押送到边疆去改造。犯罪分子最害怕的就是杀头，还有吊销户口去边疆。”

这次以后，邓小平开始将如何整治治安的问题放在心里，然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严打的，是发生在几个月后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事件”。

1983年6月16日，八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闹事，连续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了多名女青年，同时这群犯罪人员还到处打家劫舍，犯有抢劫罪和爆炸罪。

由于这起案件中多数罪犯还不满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属以及当地居民多次上书，请求处死这些罪犯，但最终还是只有两人被判处了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彻底震惊了中央，对于犯罪分子的处理也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不满。

第二起案件就是开头所提到的邓小平车队被劫的案件。

上世纪80年代，唐山街头出现了一群不同寻常的年轻人，他们通常背着军绿色的挎包，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街上，路人见到他们纷纷让行，不敢靠近。

当地人民之所以如此惧怕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挎包里装的都是菜刀和砖头，而他们的团队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名字：菜刀队。

这些人经常聚众在街上打砸抢劫，甚至还会拿着菜刀追着人砍，各团伙之间的斗殴更是家常便饭。当时他们主要靠在大路上抢劫司机，索要过路费过活。如果不给，他们就会直接抢劫货物，甚至残忍地杀害反抗的民众。

1983年，邓小平从唐山赶往北戴河时，遇见了就是这伙人，而砍伤警卫员的小混混，正是菜刀队成员刘洪明。刘洪明看到解放军战士本来也有些害怕，但是当时他刚刚当上小头目，想着不能在兄弟面前丢了面子，所以不顾一切的拿出菜刀向解放军砍去。两名警卫员去世后，这事件引起了全国的震怒，菜刀队多年的恶性，彻底激怒了国民。

1983年8月，唐山公安局火速出警，抓捕菜刀队50名骨干人员，这些人被抓时还气势汹汹，拒不认罪。最后，50人全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后，警方又陆陆续续抓捕了六百多名菜刀队成员。当时菜刀队成员都是20岁左右的男青年，但是国家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这类社会渣滓，所以并没有像上次的内蒙古事件一样，因为年龄问题释放罪犯。

这两起案件之后，中央已经认识到，现在正处于国家的特殊时期，需要用一些特殊手段维护国内治安。邓小平强调：

“解决刑事犯罪是一项长期的斗争，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现在是特殊阶段，我们必须从快从严，集中打击，才能治得住。大家说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保护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打击犯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我们可以先从北京开始，再到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情况一定会有所好转。”

“83严打”拉开序幕

邓小平拍板后，严打正式拉开大幕。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了配合这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还重新修订了刑法，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法律法规，其中死刑的罪种增长最多。

“83严打”中的第一个战绩就是击毙“二王”。

“二王”是指沈阳的王宗和王宗玮两兄弟，1983年春节前夕，“二王”携带枪支闯入一解放军医院大院内，公然行窃，引起了在场警卫人员的警觉。王宗被抓住后，王宗玮为了救他，开枪连续打死4人，并打伤三人，之后两人逃窜。

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刑侦网络，因为建国初期的社会风气相对干净，很多地区甚至只需要一个警察就能够管得过来，我国的刑事侦查力量还相对薄弱。“二王”事件发生后，悬赏通缉、特警、片警、巡警以及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力量开始建立起来。这一年，铺天盖地的悬赏通缉令成了全国的特殊景象，而在他们逃亡的七个月零六天里，困扰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二王到底在哪里？”

1983年9月18日，有居民反映在江西广昌的山林里，看到了二王，当地几万民警、武警和民兵经过几天的搜寻，终于在一个一座山上看到了两人的踪影，最后将二人团团围住。当时两人还想逃，王宗被当场击毙，王宗玮被解放军战士活捉，现场人员怒不可遏，王宗玮被殴打致死。

虽然当时没有审问，但是警方最终对两人的行迹进行调查时发现，两人在从北京逃往江西的过程中，又曾犯过多次刑事案件，并打伤过民警和当地居民。

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发布了A级令通缉令，这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张通缉令，悬赏金额高达数千元，当时全国上下，包括火车站、机场、旅馆甚至乡村的电线杆上都贴满了二人的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学习，要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除了二王事件之外，当时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明星迟志强锒铛入狱。

迟志强，曾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据迟志强回忆，1982年，他在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男孩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儿，跳贴面舞。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迟志强在舞会结束后和一个女孩单独发生了性关系。

然而他们大胆超前的行为，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于是邻居将他们告发，指控他们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银幕上的新星，生活里的罪犯”的报道，虚构渲染了强奸和轮奸等情节，结果报道刚出，第二天，全国民众就开始致电南京公安局和南京法院，要求公审枪毙迟志强。

最后，迟志强以流氓罪被判处四年，于1986年出狱。第二年，迟志强转型成为歌星，其在狱中所作的专辑卡带《铁窗泪》，销量超过千万。1997年，时隔十年后，迟志强当年所犯的流氓罪才被废除。

“83严打”成果

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这场铺天盖地的严打行动中不胜列举，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3年3月~1984年7月，第二个阶段，1984年8月~1985年12月，第三个阶段，1986年4月上旬到1986年国庆。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共逮捕罪犯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仅第一阶段就逮捕了102.7万人，判处死刑，2.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