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的旗帜

—写在张伯苓先生逝世70周年之际

梁吉生校友 February 19, 2021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一1951年2月23日) 摄于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时

一、

2021年2月23日，是张伯苓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

张伯苓，字寿春，1876年生于天津，卒于1951年，是经历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初期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人物。

他是著名教育家、体育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以兴学育才为本，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手创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张伯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他不仅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校校长，还先后兼任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和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代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青岛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特聘委员，天津工商学院名誉校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并且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还是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理事长。

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做出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卓有建树的丰碑。

张伯苓和他创办的南开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孙中山说南开是世界上有名的好学校。

梁启超称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

胡适称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大公报》特发“社评”称“张伯苓是中国教育界伟大人格之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令给予一等景星勋章。

哥大教育学院的保罗·孟祿教授称张伯苓“为世界教育家之一”。

司徒雷登认为张伯苓是一个有创造精神的创办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1944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慈善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美国教育联合会、国际教育研究所、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美国女子大学联合会等八个文化机构在联署邀请张伯苓访美的邀请函中称张伯苓是“一个全球认可的中国教育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张伯苓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庭，升斗小民的拮据使他无力走上青灯黄卷的举子之路。他的正规学堂教育是从进入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开始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五年系统的西方科技文化的熏陶，使他建立了早期的世界观，而其毕业后的海军经历，特别是威海卫“国帜三易”的椎心伤情的刺激使他初步酿成强烈的家国情怀。从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而且坚定表示：“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张伯苓创办新教育的初心是从天津严修的家馆开始的。严修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局中守正开新、勇于自我求变的典型人物，刚刚从贵州学政退居家乡天津。他要在故土上开办新教育的试验地，眼光极具前瞻性的严修首先发现了张伯苓的教育价值。他聘请张伯苓教授其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从此，严氏家馆成为张伯苓开启新教育的奠基礼。张伯苓由此建立起解构旧教育、建构新教育的信心和信念。

身着清军军服的张伯苓

张伯苓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构具有现代气息的教育追求的。他和严修没有停步在私塾教育的“围城”中。1904年他们联袂访问日本考察了日本教育之后，就在家馆私学的基础上开始缔造南开中学的前身——敬业中学堂，并且坚定地要让它“作中学之模范”。1907年，这所学校迁入南开洼新址，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

南开甫一成立，即为社会转型时代的教育立定醒目的标尺，亦成为孕育南开文化的胎床。从此，南开系列学校以其突出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发出教育丰腴的声音。

1919年创办私立南开大学。

1923年成立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

1936年创建重庆南开中学。

张伯苓在那个年代，以其不可复制的定力和意志，创造了脐带相连的南开系列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谱系中为南开安排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并且成为百年不衰的鲁殿灵光。南开以其强大的张力和开放性，鲜明特色和整体气象，在张伯苓“我校期造完人”的导引下，各地学子，甚至海外侨胞负笈纷至沓来。南开的教育精神以及教育方法的示范让社会认定“入得南开，便可放心”，正如陶行知所说，“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南开盛放了那么多名人的孩子，这些名人包括如袁世凯、黎元洪、黄兴、梁启超、熊希龄、周馥、鲁木斋、段祺瑞、汪精卫、张学良、冯玉祥、周学熙、吉鸿昌、商震、张自忠、吉鸿昌、张群、翁文灏、陈布雷、朱家骅、阎宝航、胡适、陶行知、叶圣陶、沈钧儒、翁文灏、晏阳初、邹韬奋、冰心等，都把他们的子侄、亲属送到南开来读书。

衡量一所学校的根本标准即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翻开南开师生名录一大批卓然成器的人才放射着熠熠光芒：有国家领导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两院院士，人文科学著名人士，其中我们熟悉的如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钱其琛、梅贻琦、张彭春、陶孟和、陈省身、吴大猷、吴阶平、吴国桢、张道藩、叶笃正、刘东生、周光召、朱光亚、郭永怀、杨石先、张存浩、邹承鲁、梁思礼、陈序经、严仁英、叶恭绍、查良钊、吴敬琏、曹禺、老舍、金焰、黄宗江、穆旦(查良铮)、何柄棣、汤一介、韦君宜、阎明复、张昭若，以及85岁写出33万字小说《巨流河》的齐邦媛和被台湾尊为“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抗战八年中没有一个南开学生投降日本甘当汉奸。张伯苓听到这个报告格外的高兴。

二、

张伯苓是兼具东西方教育意识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吸纳了多样性文化资源有密切关系。南开中学初建不久，他就陆续请来美国教员到校任教，如格林太太、狄粹克、贝克、饶柏森、陶尔图、伊柏林、阚德林女士、万那克、韓慕儒及夫人、F.W.赖扬、白克女士、B.赖扬、万克、郝瑞满、富森、Hersy夫人、P.Ludwig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崔伯(Percy.H.Tripp)等。中学学生从二年级起都有外国教员授课。教材选用除国文和中国历史以外，一律是美国中学的英文原版课本。这些课程大都用英语讲授。美国伊文思书店还一度在南开设立支店出售美国图书。张伯苓曾在20世纪上半叶构筑过许多国人心中的西方教育的镜像。他坚定地主张，“我们需要尽快改变过时的、使人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中国必须要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要赶上现代化国家，否则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任人宰割”。直到晚年他仍然希望南开大学“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孟治认为，张伯苓始终对美国式民主保持信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哲学博士John S.Barwick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称，基督教青年会对张伯苓教育理念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使张伯苓有了新的世界观。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在向美国读者介绍梁吉生著《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时认为，张伯苓是看到世界潮流的人，主张中国应当适应世界潮流，正是这种思想成为促使张伯苓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的根本原因。

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主动睁眼看世界的教育家。他有着“曾令住在太平洋彼岸的白人吃惊过的”雄伟健硕的身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精力过人，一生曾经八次去日本，两次去欧洲，四次去美国。早在1908年利用短暂的开会机会就第一次到过美国。

1917年，这次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考察，是张伯苓寻找重新定义中国教育的契机，在南开乃至近代中国教育史都留下鲜明、独特的标记。

要去美国留学的张伯苓已经是41岁的不惑之年。这个消息一传出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对于飞短流长，张伯苓一笑置之。他临走之前在报上发表了“谢启”，表达了对支持他的人感谢。张伯苓是1917年9月11日抵达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下榻于哥伦比亚大学利文斯顿(Livingston)宿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一所世界顶尖的教育学院，是全美最古老、最大、课程设置最全面的教育学院，有一批蜚声海外的教育大师约翰·杜威、桑代克、保罗·孟禄、威廉·赫德·克伯屈等都在这里任教。张伯苓与孟祿、克伯屈在师范学院时期结下了醇深的师生情谊，历经岁月发酵，逐渐延展成了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中美交流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蒋梦麟、张彭春、马寅初、罗家伦、杨荫榆等都是她的著名校友。张伯苓一来到学院就引起师生的关注，被推举为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克伯屈教授在他的课程开始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张伯苓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先驱者，一个国际著名的人”。

张伯苓从一位有名的中学校长转换成留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他每天都到学院听课，学习近代教育史、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新鲜的知识和教育理念以及不同风格的教育家使其教育的广度与内涵都得以增强。那时，纽约天气反复无常，有时气温高达华氏102度，后来又爆发严重的传染病。张伯苓依然抓紧时间深入考察美国教育，到康涅狄格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地考察，到纽约萨沃里(HolelSavory)发表演说，到帕萨伊克(Passaic)参观中小学，到巴尔的摩参观乡村学校，还特别深入考察了一些私立大学。他还挤出时间拜访一些美国著名教授，倾听他们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张伯苓还是教授安排到纽约附近乡村实习课的积极参加者。克伯屈曾经到张伯苓实习的霍勒斯·曼学校(Horace Mann School)，他称赞张伯苓和他的实习小组工作得很好，并且说“张是个聪明人，他正在这里实习”。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重视张伯苓在该院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早在入学不久学院院长詹姆士.E.罗素就亲自致函张伯苓被选定学院荣誉奖学金获得者。一年以后师范学院又一次给他荣誉奖学金，供其继续学习。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的经历，无疑让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哥伦比亚大学对张伯苓无疑具有很大的塑造力，给了他更坚定的教育信念。1918年12月张伯苓返回天津发表讲话说，这次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而来，所以要立即创办大学。他还强调，我们要让世人知道，仰仗人民私力，能为教育做出贡献，南开大学就是“要做成人民所立之学校”。1919年10月成立的南开大学是东西文化在教育上的靠拢，标志了张伯苓教育开启向世界的一个探索阶段。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实质在于中国教育如何面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张伯苓始终用开放的心态和独特的视角去看世界，看世界大学的走向。这种不缺席的大学意识促使张伯苓第三次出访美国。1929年初，他一到纽约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克伯屈。张伯苓说，克伯屈在美国教育界仅次于杜威，有很丰富的学识经验。我以前在美国时他是我的教授，那时他发表思想见解我只能听，现在不同了，我可以向他提出问题，互相讨论。

是的，这次张伯苓是有备而来的，是带着问题而来的。他在美国四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一般性的参观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大学，而更重要的是考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与教育家、著名社会人士一起探讨问题，具体了解他们的教育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怎么解决西方国家存在的通病。通过这次考察，张伯苓总结感想说，学习美国的东西要有鉴别，他们的东西有的可以搬到中国来，有的不能搬，“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欧美的方法尽管可以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因此，“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张伯苓得出结论：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革新运动必需「土货化」”。他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强调：“吾人可断言：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是对当时还处于“概皆洋化”、照抄照搬西方的中国教育的一个有力纠正。

从盲目照搬欧美教育，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机械模仿到批判吸收欧美教育的有益成果；从热心教育改革，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痼疾，真正找到发展中国教育的路径，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不仅标志着他学习欧美教育的转折点，而且昭示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必然趋向。

哥大教育学院教授克伯屈（中坐者）与张伯苓(克伯屈右侧坐者）

张伯苓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教育家。美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946年6月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192次毕业典礼上，张伯苓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代理校长费肯藻博士致颂词：“张伯苓，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及校长，设立学校，作育人才，全国敬仰，举世推尊。五十年来，献身教育事业，培植青年，改造中国，一心一德，始终不渝，实乃民族信念之象征。”

6月9日，旅美南开校友七十余人齐集华美协进社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大寿，并恭贺荣膺名誉博士。老舍、曹禺联袂致诵长诗：

知道有个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是张伯苓人生的高光时刻。在机缘凑泊和坚毅奋发的加持下，张伯苓犹如一种磁场，给人的心灵带来以强大的吸引力。

三、

张伯苓是以私立教育立命的近代教育家，是披荆斩棘为我国开辟新教育的先驱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以无比的毅力推动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向新教育的改造和转化，以丰富的教育实践，深邃的教育思考，中西汇通的教育睿智，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为探索中国式的教育之路构筑起一代教育者的精神底色和根基，矗立起中国民办教育的丰碑。

他创造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直至研究生教育的南开系列学校，将私立学校推向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并毓成万千景象。他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于教育，胼手胝足亲手擘画南开现代教育愿景。张伯苓，是“南开声誉稳定之锚”；南开，是张伯苓创业有成的里程碑。

他在晚年回顾曾经的沧海桑田，感慨地说：教育是青年时期的志愿，教育是我中年的生命，教育是我老年的安慰。他留给社会的是响当当的五座学校，他却没有给自己建一间住房，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存款，他故去后身上只留下7元钱。在他身上没有沾染铜锈的味道。当他即将关闭生命之门时留下遗嘱，仍然念念不忘南开。他说：“余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将积极改造，迅速发展。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良好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英明正确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国为公，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

张伯苓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他的教育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教育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和启示，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张伯苓提出“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创造性地构建近代化私人教育体系，使私人办学这一传统模式得到更新蜕变，沟通了社会参与的空间，开拓了中学与西学融合的新路径，使民办教育激发了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民办学校成为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张伯苓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对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范例。第三，始终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立德树人，教育学生“行做人之道”，为一代新人在价值准则、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等方面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他把爱国作为培养学生做人的第一要义，强调爱国教育在德育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他常常站在礼堂的讲台上，向师生抒发经历“国帜三易”的感受和“爱国三问”的豪情壮志。第四，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张伯苓深知教师是办好教育、培养优秀人才的主导力量。他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努力从国内外引进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提供良好的教研环境，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南开教师能够做到情系讲坛，爱洒学子，正是张伯苓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生动体现。

张伯苓已经逝世70年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大理道87号寓所病逝，享年75岁。

国家总理周恩来亲往吊唁并致送“伯苓师千古”的花圈。

回望他的生命轨迹，就是在重温一个时代。使张伯苓生命不朽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品质。

张伯苓献身教育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就是强国强民的愿景。他曾经深情地说过：“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正是这个强国之梦，无时不在搏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催发着他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焕发了张伯苓始终不渝、无私奉献，把兴办教育当作终身志业的精神。

张伯苓经典一般的人生，给我们带来深深的震撼和无限的怀念。

张伯苓那颗火热的心传递给我们的温度依然是那样灼热

 走进美丽的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