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上海外代”美好岁月

崔庆平校友
（原常州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October 28, 2020

我于1968年3月至1978年3月，被交通部政治部派往上海外轮代理公司（上海外代）工作，整整10年。上海外代的十年，是我步入社会，努力工作，报答祖国和人民对我精心培育的十年，是我不断学习，追求进步，净化灵魂，坚定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十年，是我走出校门，观察世界，领略和感受上海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十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每逢星期四都去港区参加义务劳动，肩扛100多斤重的米袋，从船上经过跳板，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把米袋送入码头粮食仓库。这样扛着一袋又一袋，往返几十趟，一上午下来累得混身大汗淋漓，接受劳动锻炼，体会劳动创造世界和港口工人的辛劳。我清楚地记得，我受公司领导的指派，带领公司共青团员，去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参观学习，听讲解员介绍，观看实物，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我清楚地记得，公司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我把自己和大家写的心得体会的文章贴在宣传栏里。

当时，上海港口共有十个装卸码头，1区、2区在浦东民生路，专作进口粮食、化肥之用，洋泾港码头专供卸进口散装煤炭和铁矿所用，第9区是张华浜码头专供大吨位外轮停靠，第10区是军工路码头专供装卸集装箱所用。第5区是高阳路码头紧靠外白渡桥，专供装卸杂货和游船上下客人所用。我记得，有一次一艘日本游船载有200多名游客，靠在5区高阳路码头，我负责登轮做外轮代理业务。游客下船后在“浦江饭店”住了一宿。当晚，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该饭店举行了欢迎晚宴，公司领导和我应邀出席。

“浦江饭店”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该饭店原名“理查饭店”，“Richard Hotel and Restaurant”，后改为“Aster House Hotel”。理查饭店是当年上海最早的现代化饭店，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如,第一个使用电灯，第一个使用自来水，开现代化之先河。饭店内部陈设古典优雅，具有鲜明的老上海风情，以至于近年拍摄老上海的电影、电视剧，场景大都选择在该饭店的楼层，竟有几十部之多。浦江饭店当年还保留着一些名贵达人下榻时住过的房间，如，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住过的401房间，世界著名幽默大师卓别林住过的404房间，以及美国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和英国哲学大家罗素住过的房间等。罗素支配人生的三大激情：“渴望爱情，追求知识，怜悯苦难”。他对老子思想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诠释。（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

由于我经常帮助外代领导联系安排接待（包括预定客房、晚宴并兼作翻译）外国船公司老板来上海访问，我和上海南京东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总服务台比较熟悉，她们给我发了出入证，可以随时进出，并且给我饭店介绍材料，还享受了在饭店被陪同参观的待遇。“和平饭店”（Peace Hotel）由犹太裔地产大亨沙逊（Victor Sassoon）兴建，原名“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又称（沙懋大厦）。华懋饭店是当时中国最豪华的饭店，其内部结构装饰的富丽堂皇，甚至超过大名鼎鼎的纽约华尔道夫大酒店。“和平饭店”曾经接待过世界很多政要名士，如，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英国文学巨擘萧伯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两岸第二次“汪辜会谈”就在这里举行的。

在上海虹口区浓荫蔽日、静谧优雅的法租界里，还有许多世界知名人士在那里筑巢安家，如，孙中山故居、蒋介石宋美龄的爱庐、马勒别墅、周公馆、思南公馆等知名建筑。我当时在假日里，都曾参访过。

有些学者把上述现象称之为“见证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历史”。但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这是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印证。我们不能忘记上海在旧社会曾是“冒险家的乐园”，外白渡桥外滩上的“黄浦公园”门口曾竖立过“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

我在“上海外代”的10年，是一个历史特殊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的时期。上海外代也不是“世外桃源”。公司极左造反派拿旧社会洋行留用人员开刀，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和批斗。其实，这些洋行留用人员，业务很专业，工作勤勤恳恳，处事低调，为人谦逊，英语也不错。上海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发源地、大本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上海党政大权。1977年下半年，我登一艘中远公司的货轮办理业务，该船的大副李先生主动给我介绍他岳父的战友、中组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赵振清同志认识。赵部长是山东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党的事业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坦诚直率、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住在上海东湖宾馆，我住在上海外代长寿路五原路集体宿舍，离东湖宾馆很近，他经常打电话约我晚上到他住处交谈，了解上海民情和国际形势。我还陪同他登上一艘中远公司的远洋船参访。1978年7月他被调回北京中组部前，还来常州看望了我和我的妻子，受到常州市委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

我在“上海外代”的10年里，曾登上近千艘外轮办理代理业务，撰稿编印过《外勤业务员登轮英语会话手册》，编译过当今重要时事新闻的外宣口径，做过审讯国际间谍的口译，协助主持过上海港国际海员《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大会，在实践中英语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1978年初，上海市有关方面向全市有关单位抽调翻译支援上海宝钢发展。“上海外代”决定把我派去宝钢，以完成上级的指派任务。而当时我就有“战略大转移”的意想，即调到常州。因为我与妻子已分居10年，我的长子已经10岁，次子6岁。我妻子在常州市“公检法”工作，每晚都要工作到9、10点钟才能回家，家庭负担十分繁重。她们3口人调进上海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必须调回常州，尽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外代领导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人，但他们又不能保证把我家属调进上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意已决，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转移的步伐。我终于在1978年3月单调回常州，被安排在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任首任英语翻译，开启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海关的时钟不停地旋转，
黄浦江的水滚滚向前，
东方明珠塔璀璨夺目，
我对故地的绵绵思念，
与日俱添。
国际大都市啊，
生机活力无限。
世博会进博会，
精彩连环。
祖国开放的旗帜，
永远飘展！

崔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