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安情怀

我的公安情怀

李清和校友 April 11, 2021

1965年我在南开大学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时，我得到的信息是留校当教师，但因为当时公安机关需要学习俄语的外语人才，最终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

从1965年到1978年调到市委办公厅前，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了十三年。我在市公安局的办公地点在和平区唐山道公安大楼。每当我从这里路过时，看到那熟悉的唐山道，那熟悉的公安大楼，我就想到曾经在这里工作的日日夜夜。

十三年的公安生活，从1965年到1966年这一年是常态下的公安工作，我刚进公安局的大门，这一年主要是以学习公安业务为主。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时期的公安工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展的。特别是“四人帮”在1968年2月抛出“二·二一”讲话后，公检法被砸烂，公安队伍被清理，整个公安工作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粉粹“四人帮”到1978年5月我调出公安局，这期间公安工作与其他方面一样，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由此可以看出，这十三年的公安生活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抗震救灾的艰难岁月中度过的。这十三年，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经历了学习公安业务、投身公安工作、经受各种历练、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体验了许多，懂得了许多，收获了许多。这十三年公安生活，使我对公安工作逐步认识、有所熟悉并爱上了这项工作。这十三年公安工作和生活，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十分重要的阶段，更是我一生中珍贵的精神财富。

学做公安工作

十三年来，我主要是学习并从事公安有关的各项工作，如案件侦破、敌情调研、治安巡查、警卫、外事接待工作等。还到北京、广东、张家口、哈尔滨、沈阳等地出差查办有关案件工作。

如何做好工作呢？学习好公安业务是重要任务。从大学毕业就进了公安局，从来没有学过公安业务，我就是一个“门外汉”。怎么办？只有学习，在干中学，向老同志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一点点地领悟，一点点地积累，逐步熟悉并学会公安业务知识，以致后来能够独立工作。在组织上的关心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工作有了较大进步，1973年9月我被提拔为副科长，负责基础调研工作。在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学习至关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政治理论、参加形势教育、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等，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加强保密教育、增强保密观念，是对公安人员的重要要求，对于保密问题我印象最深，从一进公安的门领导就教育要严守国家机密，在头脑中始终绷紧保密这根“弦”。党组织的教育、健康的党组织生活，严格的作风要求，使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公安干部保持了较强工作自觉性和组织纪律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人们工资不高，粮食定量，不少商品凭票供应。公安干警与广大群众一样日子过得都比较紧巴。我们在公安大楼上班的大部分在机关食堂吃饭，也有不少同志自己带饭，带饭的同志用一个铝饭盒，有带米饭的、有带饺子的，他们把饭盒放在锅炉房的水锅炉上热热中午吃。我们在食堂吃饭的，一般的炒菜也就一、二角钱，有的同志想吃好一点的菜，可以到后边吃小炒，一份炒蒜毫肉丝也就是三、四毛钱。再说说上下班，不管多远的道儿，大家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家住得远的在路上得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车。那时候，晚上加班是常事，大家吃过晚饭后，自觉地回到办公室在工作一阵子才回家。人们晚上从唐山道路过时往往看到公安大楼总是灯火辉煌的，这说明不少人在办公室加班呢。公安人员外出调研、联系工作是经常的事儿，其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为了方便工作，局行政处给每一个科室配备几辆自行车，那叫公车。科里的同志出去调研、办公，可以使用公车。但公车数量有限，够不上每人一辆，我这个新来的就自己买了一辆飞鸽牌28加重自行车。在工作中，我私车公用，骑着它跑遍市内六区，到分局、到有关派出所摸情况、搞调研。有一次骑着车去调研，半道上遇上了大雨，我躲避不及被大雨浇了个“落汤鸡”。

这十三年我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结交了一批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乐于奉献的公安干警，他们是公安队伍的骨干力量，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值得我认真学习，为我做好公安工作增添了动力。

承担外派任务

参加中学工作组。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发动起来。当时，中央为了稳定局面，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天津执行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学文革小组，向各个中学派去了工作队（组）。我受组织的委派，参加了第十八中学的工作队，队长是市委政法委的桑仁政同志，副队长是团市委的一位副书记姓周的女同志。在工作队到校初期，我们与校领导及师生处的关系很好，学生也没有发生什么过激行为。随着“文革”的升温，学校“红卫兵”的出现，平静的校园沸腾了，大字报贴满校园，造反派声称要造校领导和老师的反，要进行“批斗”。工作队领导看到了这个苗头，先把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找地方保护起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人身攻击。到了8、9月份，工作队已很难控制学校的局面，根据市委决定，工作队就撤离了学校。

参加中学文革小组宣传组工作。我离开工作队后又被派到中学文革的宣传组，组长是河北省财贸组的一位姓牛的领导，后来组长改为市委宣传部部长白桦，副组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侯苛一。当时宣传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制成小卡片，向红卫兵发放。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印好的卡片拉到东站广场，在那里把卡片发给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小将。后来随着中学文革小组工作难以开展，我即回公安局工作。

参加解放干部的工作。1967年5月，江枫同志被任命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随后，成立了江枫同志办公室，地点设在遵义道8号。办公室组成人员由市公安局的有关处室抽调。后来，市革筹小组把解放干部的任务交给江枫同志。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又从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市档案馆等部门抽调了几名干部组成专门班子负责落实。我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到江枫同志办公室的，并参加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调查工作。1967年12月1日中央发出《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然而，市革委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大逆转。“四人帮”1968年2月抛出的“二·二一”讲话，给公检法带来灭顶之灾，江枫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护审查, 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迫害的问题予以平反。

1969年3月18日至4月3日，受一处军代表的委派，我和同事到河北省安平县出差，对处里的一位原副处长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目的是弄清问题，为解放干部作准备。后来，组织上恢复了他副处长的职务。

经受历练和考验

清理思想和问题。1967年1月天津市公安局军管后，特别是1968年“二·二一”以后，彻底改造公检法、揭发批判“走资派”、清理公安队伍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那时候，处里由军代表掌权，科里工作由老战士（复员军人）领导。每天一上班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是科里的老战士领着大家“天天读”时间，雷打不动。按照军管会和处里的安排，各个科室组织大家一方面揭发局、处领导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每个干警都要斗私批修，清理思想、交代问题。

参加“五·七”干校劳动。公安干警参加“五七”干校劳动，从“文革”的背景看，是彻底改造公检法、使干警们经受教育和考验所采取的一项措施。由于我是“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臭老九”，被列为“劳动对象”。1969年10月初，我儿子出生后不到3个月，就被派到干校参加劳动。 “五七”干校位于西郊（西青）区二窑（曾是劳改场所）。干校工作由军管小组领导，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我所在的连队是第三连，军代表是连队的领导。在干校学员们的主要任务是体力劳动。我翻过地，种过水稻，冬天窖过冰，骑自行车从市里出发到干校一路上拣过马粪，总之，在干校什么重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除了体力劳动外，我还被借调到干校办公室编印过《五七战报》、起草文稿等。到1970年7月，我结束了干校的劳动锻炼回到处里工作。

机关干部劳动日。机关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一项重要制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安机关除了将一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工厂、企业外，规定每周四作为机关干部劳动日，下到工厂农村参加一天的体力劳动。我们处的同志曾在位于小稍口的天津灯泡厂、位于东丽区的天津食品二厂、河西缝纫厂、李七庄农村等地参加劳动。尽管有的工厂路途很远，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我既在缝纫厂登缝纫机做过毛巾被，也在食品二厂干过扫猪圈的脏活儿。不管怎么说，机关干部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有利于干部接近工农群众、增强劳动人民的感情。

参加拉练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备战全国军民开展大拉练活动。市公安局也组织了几次拉练活动。 1972年3月26日至4月14日，我参加了公安1124二团一连的拉练活动。途径朱唐庄、岔房两个宿营地，行程400余里。拉练使我在思想、意志、体能等方面受到了磨炼。

参加普及大寨县工作。1975年10月，市委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市农村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第一批参加普及大寨县的人员2000人，市公安局抽调100人，我们处抽调4人，其中就有我。那一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儿子6岁，女儿才10个月。处领导没考虑我的家庭困难，依然决定让我参加普及大寨县的工作。本来我和一处的同志在南郊区咸水沽公社，后因二处的同志需要一名写材料的同志，于是我就与二处的同志一起去了离市区很远的大港的太平村公社（靠近河北省黄骅）。11月11日，工作队正式到达太平村窦庄子大队。我们工作队队员们住在队部的一件房子里，睡的是通铺，吃饭也在这里。每天白天我们与村民们一起下地劳动，用一尺三的大铁锨掘地；晚上在一起学习、研究工作，有时候我还加班写材料。普及大寨县的工作由工作队与村党支部共同研究完成。我们工作队从1975年11月11日到1976年7月26日，在这里战斗了260个日日夜夜，圆满完成了普及大寨县的各项任务后返回单位。

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 8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烈度为8度，城乡不少房屋坍塌，人员伤亡，损失严重。那天凌晨地震发生后，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从屋里跑了出来，同院的邻居们一起出了大院，不约而同地都跑向离家不足200米的新华路体育场。在体育场，把家人安置好后，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科里有一位同志家在南市住平房，担心地震房屋倒塌，我骑上自行车直奔胡英家。此时，天还没亮，一些路灯也坏了，马路上骑车的人很多，道路难行，好不容易才到了南市，看到他们全家平安无事，我便放心地离开了。回到体育场后按照处里要求及时与科里的同志取得联系，并把地震后各家的情况向处里作了汇报。地震发生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抗震救灾斗争。市公安局党委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和市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处各分局切实做好救灾工作，安置好干警的生活，充分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处党委多次开会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表彰好人好事；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要关心干警生活，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记得，震后有近两个月时间我们就住在新华路体育场搭的塑料棚里，白天炎热，夜里挨蚊子咬。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仍然坚持工作，执行各项任务。到了10月份，开始搭建临建棚。街道居委会成立了若干向阳院，每个向阳院有20来户人家，我被推选为向阳院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是负责组织20户群众建20间临建棚。我干建筑是个外行，虽说是建临建棚，但所需的建房材料一件也不能少。俗话说“土木工程不可擅动。”建20间临建棚的工程量确实很大，困难很多。我紧紧依靠大家，组织大家到房屋倒塌严重的地方找砖、找木料、找窗户等建筑材料，自己动手，日夜兼程，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楞是在平地在建起了20间近200平米砖结构的临建棚。到11月初入冬前，大家都住了进去，保障了安全过冬。在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切实加强了各项公安业务工作。

借调市委调查组

1977年1月10日，我被借调到市委办公厅某调查组工作。调查组设在市委清查办公室，由时任市委办公厅主任的王辉同志负责。调查组由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市妇联、市档案局等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调查组在王辉的主持下，围绕某重点人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查证工作。1977年，我除了在市里搞调查外还到北京、长沙等地出差，查证有关线索。我在调查组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1978年5月，我被调入市委办公厅秘书处，担任市委常委会记录员。至此，我结束了十三年的公安工作，开始了新的工作征程。

从1978年我离开公安局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想起那十三年的公安生活，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就涌上了心头。我想到，冒着炎热、顶着寒冷骑着自行车正赶往派出所调研；我想到，骑着自行车驮着粪筐一边骑车一边捡粪正赶往五七干校；我想到，在那数九寒天的深夜顶着刺骨寒风穿梭在湖面上窖冰的劳动场面；我想到，为出差办案我发着高烧坐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我想到，拿着大扫把把食品二厂的猪圈扫得干干净净；我还想到，为工作与同事们一起经常加班加点；为参加五七干校、普及大寨县不顾家庭困难毅然成行…… 十三年公安工作的经历，只是一名普通干警的经历，尽管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业绩，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也并无特殊之处，但它对我个人来说却十分难得、十分珍贵。它使我懂得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我懂得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工作的使命；它使我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使我的意志品质得到了历炼，使我的素质能力得到了全面增强，这些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为我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积累了经验、积蓄了力量。

十三年的公安生活令我终生难忘，那份深厚的公安情怀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上！
2021年1月10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值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诚挚的慰问。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保障人民幸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习总书记对人民警察的谆谆寄语、殷切期盼，不仅使广大公安干警受到极大的鼓舞，而且使我们这些曾经在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的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学史明理，不忘初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2021年4月11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