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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敬爱的曹其缜老师 |
敬爱的曹老师：您好！ 在网上看到您的照片，我真是百感交集。您还那么乐观、那么年青，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是您的学生李亦雄，您还记得我吗？您一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我只是许多不起眼学生当中的一个。一直就想给您写封信说说心里话，可是离开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您。1999年校庆，我见到了另一位教过我的刘煐生老师，周轩进、焦凯民他们还去了刘老师家看望，我由于急于赶回沈阳，事先已买好了火车票，遗憾地没有去成。那次去南开，没有见到您。2009年校庆，还是没有见到您。后来，我与高东山老师联系上了，才知道了您的邮件地址。可一要写信，我却又“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了。 还是说说当年吧。1965年，我们英一（5）班十七个同学经过高教部的严格挑选，从祖国各地保送到南开大学外文系学习，准备培训一、二年后出国留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国家会多出现几位外交战士；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成了永远的英一（5）。那时，您是我们的第一位英语老师，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尽管我们在中学都多少学了一点英语，有的学了三年，有的学了六年，但是都是哑巴英语，除了“你好”、“再见”，没有人会说什么别的。那时的您很年轻，充满朝气，总爱穿一件红色带格子的上衣。上课时，您手里拿着教鞭，打着节奏，一句一句教我们说英语。现在，连小学生都能说好多英语单词和句子，可那时，让我们张开嘴是那样地艰难！您从来不嫌烦，总是鼓励我们。记得您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朝鲜战场上有个美国将军名叫李奇微。您告诉我们，最初有人将他的名字翻译成了“李奇威”，后来才改成了“李奇微”。您说，他是侵略者，当然不能用“威”字！一字之差，竟然有着如此深刻的政治因素！您不知道，这对年轻的我们有着多么大的影响，使我们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多么深刻的认识！多年后，当我也成了一位英语教师时，当我成为音乐英语文献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时，我也曾多次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说明翻译工作的重要。每当这时，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您的身影，心里在说，多谢您啊，我们的好老师！ 说到您严谨的教学态度和高超的教学方法，这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宝贵财富。您知道，我也许并不是您最好的学生，即使这样，我的语音（您要求的：英音——伦敦音——牛津音）也始终受到包括老外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好评。而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外国人说英语，没有听过录音，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英语，只会读书上的课文，还不知道语音准不准。您是我们年级的把关教师。您给我们班上课，但是课下全年级学生听的都是您的录音，为此，我们心里也曾免不了有过一些小小的骄傲。可惜后来不知是不是南开有点本位主义，觉得我们不是他们正式的亲学生，硬是把您给调开了，我们心里真的是不舍呀。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首次进行了统一考试。我被派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了阅卷工作。参加工作的有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高校的老师，还有一小部分中学老师，英、日、俄三个语种共约四十人。当时我所在的吉林市仅仅派出了两名中学教师，一位是以英语教学闻名的吉林四中英语老师（别的学校文革前开设的大都是俄语），另一个就是我。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全市有那么多中学英语老师，怎么会轮上我呢？因为我所工作的中学只是一所厂矿学校而已。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人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阅卷之余，我抓紧一切时间，一有空就拿出书本来看，有时还读出了声。没想到有一天，这个阅卷小组的组长、吉林大学的张老师来找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到吉林大学来‘回炉’？我们本来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学生，别的学校的学生是一概不要的，但是你可以来。”原来，是另一位吉大的老师翁德修无意间听到了我的读书声，她便向张老师推荐了我。当时，吉林省广播电台里的英语讲座天天播放，就是那位翁老师录的。她是个上海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专门研究语音的。后来，由于单位不放，这件事没有做成。但是我知道，这种机会并不是谁都能碰上的。我的这一点点长处，如果没有您和苏志娟老师、刘煐生老师的辛勤栽培，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我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南开是我的成长之地，也是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倒霉之地，想起它来，心里总是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可是对老师，我心中只有无限感激之情、深深思念之情、无比敬重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于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那么多的不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您的业务，但政治上又不相信您。连我们这些学生，对您也是敬而远之，甚至是不敬而远之。仔细想起来，您是我的老师，可我好像都没有跟您单独说过什么话！老师，我太对不起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左”的思潮影响，竟然使我们这些学生忘记了“对老师要有礼貌”这一个连幼儿园孩子都懂得的道理！ 1970年，我被分配到了吉林省榆树县青山公社中学当老师。刚一去，那些农民的孩子就叫我“李老师”，当时我脱口而出：“别叫老师，叫我名字吧。”我觉得我们早就不叫老师了，你们这里是农村，到底还是闭塞呀。您看，那个不堪回首的“文革”，已经把人变成了怪物，连最起码的对老师的礼貌都没有了。对咱们系里的老师，我们当时不都是直呼其名吗？理直气壮的，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粗鄙无礼感到脸红。倒还是那些远离阶级斗争中心的农村孩子，保持了那一点起码的对人的尊重。这也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执着地称呼高东山为“老师”的原因。我为自己当年曾是那样不懂事而感到深深懊悔。 这里，我想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的父母都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中文教师，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母亲在北京师大附中。这样的出身使我成了干部子女中的另类。文革中，当我在一夜之间从“红色接班人”变成了“狗崽子”的时候，当我父亲既是“走资派”、又是“反动权威”的时候，当我被工宣队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而又因出身不好而有口难辩、无法逃脱批斗命运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您那时处境的艰难，才真正知道了世界上有着那么多的不公、那么多的荒唐和谬误！那时年轻，很想要求进步，我甚至天真幼稚地想过，要是我父亲解放前在监狱中（他曾因做地下工作，三次分别被军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死了就好了，我不就是革命烈士出身了吗？我也疑惑过，不是说出身不能选择吗？就是有错、有罪，那也不是我的错和罪呀。我也曾陷入深深的绝望，因为我看到，那些原来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他们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可能。地主可以摘帽子，资本家可以改造好，就是“走资派”也可以“不再走”了。他们还可以划清界限，做自己父母的工作。可是，我父亲是“叛徒”，他“叛变”时我还没生呢，我怎么可能做他的工作、让他别叛变？“叛徒”这顶帽子，是永远也无法摘掉的呀！我面对的不就是死路一条吗？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您以及其他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他们是多么无辜、多么无奈、多么无助、多么无望！那时的天空永远是乌云密布，尽管那些年我也当过什么先进、得过什么奖、立过什么功，可是内心里却是一片化不开的冰冷的深渊。 敬爱的老师，说到这里，我希望您记住您的一个学生的名字，李莉英，就是英一（3）班那个小上海。她曾在大连理工大学附中教英语。多年前，我去大连开会时顺便去过她家。现在，估计她已退休了。她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女儿，按当时的观点，她好像还不够那么“革命”、那么“进步”，好像她还不是个团员。可是当看到大字报上有人说您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时候，她曾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怎么这样说曹老师？老师怎么成美女蛇了？我看不出来！”当李冰冶告诉我这些话时，我很佩服她的率真，觉得她才是保持了人的纯真本性，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我们这些自以为很“革命”、很“进步”的人，在她的正直、坦诚面前，只是感到自惭形秽！ 敬爱的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工作如果能取得一点点成绩的话，都有着您的汗水和功劳。希望您能多多保重，有机会回来时，一定到我的北京家来聚一聚。我家是租的（50年），院子有一千多平方米，二层小楼。种了几十棵果树，包括葡萄、樱桃、桃、杏、柿子、苹果、李子、梨、石榴、枣等等。还可以种花、种菜。我与一些同学还保持着联系，在北京的有王正桐、李冰冶、崔立通、焦凯民、周兴俊、周轩进、郑之锦（3班）、于效英（2班）、曾尔恕（2班）、谢俊平（俄一）等，到时可以把他们都请来。外地有联系的还有田小山、邵瑞妹、王友森、林存祥、王泰祥、、李叶林、徐士福、吴群等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几年来在我家里，曾请过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和老师，唯独大学只有同学没有老师，因此，我们就等您来了！ 您的博学多才、学风严谨、坚忍不拔和大家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您的学生 李亦雄 李亦雄 简介: 1946年12月出生，北京市人。现任沈阳音乐学院公共基础部教授，英语音乐文献翻译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翻译家学会常务理事。197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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