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译工作漫议

吕聪敏校友 April 19, 2021

【作者简介 】吕聪敏 先后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欧美司、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部美大司任职；1988年2月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工作，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外事秘书；在外交部期间，工作主要涉及欧美地区业务。

我参加工作几十年，岗位虽几经转换，但外事业务始终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仍在使馆坚守岗位搞业务，回国后下干校的时间也不长，业务和外语没有荒疏。

多年下来，我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翻译干部成长的艰辛有了不少了解和体会。这其中，有我个人的亲身感受，但更多的是我在外交部的那些前辈、同辈和晚辈们的经历与经验。

 翻译人员要德才兼备 

外事翻译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特殊工作，翻译人员要具备某些特殊的素质和本领，不能以为凡能讲外语的人都能做好翻译。

从大的方面讲，包括外事干部在内的所有国家干部都应该做到德才兼备，对担任重要翻译任务的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我国，不论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翻译，还是其他单位的翻译，“德”和“才”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都要练好政治思想、语言技能、文化知识三个方面的基本功。

担任重要翻译任务的译员是领导人的助手，不是翻译机器。领导人在外事场合的谈话和讲话准确无误地传达出去，产生理想的效果，需要译员的精心配合。因此，翻译人员既要忠于职守、摆正位置，又要头脑冷静、思维敏捷、处置得当。

◇ 1955年，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员交谈。

翻译特别是高级翻译，要懂政策。周总理当年经常讲要翻译参加形势政策的讨论，目的是让翻译了解形势，掌握政策，当好参谋助手。

外交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每次开会研究外交问题，周总理总是问翻译同志来了没有。有一次他发现没有让翻译来就尖锐地指出：“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这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各项基本功都很重要，但政治上不合格是硬伤。

领导人谈话高屋建瓴、寓意深刻，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如果译员政治上不成熟，政策水平不够高，就无法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就不可能译得好。周总理说过，政治思想的基本功是最难的，也是第一位的。

一个高水平的译员，除政治思想基本功过硬外，还需要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扎实根基，文化知识欠缺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因此，翻译干部的知识面要宽，综合分析能力要强。

一次内容丰富的谈话，古今中外、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天文地理等，都可能涉及。一次妙趣横生的交谈常常引经据典，也可能吟诗赋词，甚至说几句笑话，古文白话兼而有之。

有些话题和内容事先是无法估计到的，要求翻译成为什么都懂的全才、各类词汇都装在脑子里的“活字典”是不现实的，但应要求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尽可能扩大知识面，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积累。要注重在实践中发现知识的不足，随时弥补和完善。

◇ 1972年4月10日，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在飞机上。

曾长期在外交部负责翻译干部管理和培训的丛文滋同志曾讲过一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初，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成语。

当时翻译一下没能理解好，译得不太准。周总理就耐心解释了成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周总理的提醒对这位翻译是激励也是教育。

关于语言技能，我们通常讲“信、达、雅”，即准确无误，既不打折扣又不添加自己的东西；译文要做到传神达意、水乳交融，还要尽可能产生美的效果。

◇ 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右一为翻译费胜潮。

每年“两会”时，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是一场翻译工作的“实战”，是对翻译人员的一大考验。记者的提问五花八门，大的方面我们可以做预案，但不少问题是无法准备现实答案的，领导人的即席回答和巧妙表述需要译员靠平时的功力高质量地翻译出来。

外事活动中的陪同翻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问问身边的人，或者还可以想一想再翻，相对来说容易处理一些，但记者招待会上的同声传译和即席翻译，译员在台上是“孤军作战”，不能指望别人给你提问，因此要求就更高，必须做到译得快、译得准、译得好。

“两会”的几场重要记者招待会，如总理的和外长的，都是现场直播，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对翻译来说，挑战的难度可想而知。

经常给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当翻译的费胜潮谈到自己的亲身体验时不胜感慨。他始终不忘温总理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费胜潮是个有心人，肯用功，也会用功。身为高级翻译，他谦虚好学，平时非常留意领导人的谈话习惯，随时记下领导人在内事外事场合重要和出彩的谈话。

2006年那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了人大甘肃团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

记者招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和发展。温总理话音一落，费胜潮成竹在胸的英文翻译就脱口而出，原声和口译珠联璧合，产生了极佳的视听效果。

 高级翻译人员要博学多才 

“博学多才”是高级翻译们都在追求的目标，切实做到不容易，但他们的勤奋和敬业是感人的。许多翻译特别是外事翻译，大多是从外语院校或外语专业毕业的，而他们工作中接触的东西是多学科、多门类的。纯专业的东西要求翻译人员非常精通不可能，但至少基本常识要知道一些。

以全国人大为例。对外交往中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既包括人大自身的业务，如人大制度、立法、监督，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

就立法一项，内容就很丰富，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专业内容，其中有些法律专业性很强，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用语，这些都是需要翻译事先准备的。我们同美国国会的交流，涉及台湾、西藏、“东突”、人权，还有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保、气候、知识产权等。其中，有些问题是泛泛而论，但多数是要深入交换意见，谈得很具体。

一些非政治范畴的问题专业性很强，比如能源问题，这是近两年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起初，美方有的议员对于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发言时对我国与某些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政策提出质疑。

我方没有回避，而是因势利导，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对方的误解，同时把话题逐步引到中美两国议会应推动中美在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上来。

讲到这里时，我方专门介绍了中美科学家研究利用核聚变发电方面的合作情况。我没有想到，这个纯属技术范畴的问题引起美方议员极大的兴趣。

尽管他们不可能搞明白元素氘[dāo]和氚[chuān]聚合产生能量的科学原理，也不可能了解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神奇之处，但他们从中方的介绍中了解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就开始了核聚变研究的合作。听了这一番背景介绍，当初对中国能源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议员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

技术词汇是平时困扰翻译的一个难题。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许多过去是学理工科的，熟悉经济、工业和科技，交谈极其务实，提问极其专业。他们出访时与对方人员进行商务交流往往非常专业、深入，交谈自然顺畅，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翻译的口译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

◇ 中国翻译陈峰在联合国安理会口译间工作

我很佩服翻译的敬业，他们临场的出色发挥全部得益于平时的学习和事前的认真准备。我跟参与重大活动的不少翻译人员都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接到重要的翻译任务就像接到作战命令，必须立即动手作准备。

如果任务是特别专业的，就设法了解企业或研究团体的背景、运营情况、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产品特点，必要时向专家请教，一些关键的专业词汇还要记牢。

此外，对外交往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一篇大文章，内容虽然不同于科技专业那么生僻，但范围广泛。欧美议员各有各的关切，想起什么问什么，即使事先定了议题，也会经常跑题，这就要求译员不仅熟悉国际知识和动态，还要熟悉如何用外语准确表达，使对话和交流产生最佳效果。

◇ 延安时期，新华社抄收的外文电讯稿。

听外交部的朋友讲，部里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和外电信息，而且尽可能多读外电的原文，同时还要关注我国内政外交的动态和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可见，翻译必须脑勤、眼勤、耳勤、手勤，始终处于求知好学的状态。

中央领导同志一向对外事干部和翻译干部非常爱护，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成长，体察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从毛主席、周总理到我们党和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同外交干部和翻译人员都很有感情，经常在外事接待和出国访问时抽时间同翻译人员谈心，遇有重要的涉外问题或修改文稿、准备谈话时经常找翻译一起商量，一起斟酌措辞，鼓励他们提看法、出主意。

 冀朝铸的经历给我们启示 

任何一个造诣精深的外事翻译干部，他的成长历程必定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没有捷径，也不能取巧。

我国翻译界的前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我1963年入外交部时的考官冀朝铸大使，生动讲述了他踏上外交之路的传奇经历，也忆及翻译工作使他见证历史的精彩故事。

◇ 冀朝铸（左四）为周恩来会见尼克松担任翻译

由老冀本人口述、卓成华记述整理的文稿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1956年秋，周总理设宴招待尼泊尔贵宾，这是老冀头一次给周总理做口译。当时，周总理脱离讲稿临时加了一段话，老冀思想开了小差，照念原来的讲稿，漏翻临时加的话，周总理大声打断：“不、不，小冀，翻错了，你太紧张，赶紧换一个翻译吧。”

冀朝铸与作者

老冀讲述50多年前被当场换下的尴尬情景时，流露出一种真诚。虽然他漫长的外交生涯成就斐然，但仍不忘这件似早该尘封的小插曲，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成长道路上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

老冀在他的口述稿中还说：“周总理对我第一次的出丑并没怪罪，第二天仍让我为他当翻译。从那以后，我不敢在思想上有一丝放松。就这样，我成为周总理的第五任英文翻译，曾随总理访问亚非14国，直到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为止。

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所以刚到周总理身边时，他称我为‘洋娃娃’。他说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懂政治，而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总理告诉我必须通读《资治通鉴》。他说，毛主席熟读《资治通鉴》，但仍每天参阅它。当我为毛主席做翻译时，这部书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主席谈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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