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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代表团1972访美背景和简况

李明德(1965届) 2015年12月14日

 1972年11月中国政府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现根据记忆，将当时的背景和出访简况做一介绍。

1971年4月中旬，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宣布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将要访华。当时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正在此时，两位美国科学家，一位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亚瑟·高尔斯顿教授，一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伊桑· 西格纳教授，应北越政府范文同总理的邀请，前往北越考察美国政府是否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落叶剂。因为在战争中使用落叶剂是有违人道的，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如果使用飞机拨撒落叶剂，将使农作物、森林以及其他植被全部毁灭，导致环境灾难和大量灾民的涌现，这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当时的国际舆论和北越政府都认为美国军队在越南北部一些地区播撒了落叶剂，因此，美国的一些进步科学家要求亲自赴北越调查这一问题。这两位美国科学家在赴北越途中获悉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将要访华的消息特别兴奋，在途经巴黎时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探询能否在他们访问北越之后前来中国访问。我驻法大使馆及时将他们的要求报回国内，外交部立刻与中国科学院联系，征询中科院是否可以接待他们的意见。

外交部为什么就此事征询中科院的意见？因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三科”中只有中科院存在，当时国家科委已被取消，全国科协也已有名无实，停止了活动，已名存实亡。实际上，当时中科院的所有行政领导机构也已瘫痪，只设有几个称为“小组”的行政机构勉强维持日常工作，即使当时国务院负责全国科学和教育的机构也只有一个“国务院科教组”。那时中科院下属12个分院，一百多个研究所，但院部仅设有一个办公室和三个组，即科研生产组、政工组和后勤组，科研生产组下设一个外事组，该小组只5人(我是其中之一)，取代了原40多人的中科院国际联络局。当时整个院部总计不过百名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全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当时外交部征询我们是否可以接待这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此事由我具体承办。我们请示了当时的院领导郭沫若院长和刘西尧同志。(原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秘书长杜润生等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打倒，分别在中科院印刷厂和“五七干校”劳动,陈伯达当时虽为副院长,但他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配合江青大搞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身为科学家的副院长竺可桢和吴有训并不介入院部的日常行政工作)。刘西尧同志原为二机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同时又是周总理派驻中科院的总理联络员，因此是当时中科院的主要领导之一。院领导认为可以接待这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我们便将中科院的意见报告了外交部。经上报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后，外交部便给我驻法国和越南的大使馆发去指示，同意这两位美国科学家访越后访华，请他们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领取来华签证。

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大约一周后，这两位美国科学家于5月初自越南来到中国。他们乘火车自南宁入境。当时请中科院植物所负责人、中科院原国际联络局局长潘纯同志专程赴南宁迎接，因为他有丰富的外事经验。外宾抵京后，由我协助潘纯同志共同接待。这两位美国科学家当时是以中国旅游局的名义邀请来访，潘纯同志和我以全国科协名义出面接待，因为当时中美之间尚无外交关系，政治上很敏感，中美双方还不能有正式的官方交往，因此我们未能以中科院的名义出面。此外，外宾既然是科学家，我们最好以一个有科学背景的机构的名义接待，这样比较自然，也便于安排一些学术活动。我们对这两位美国科学家的接待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几天之后就来到中国访问，所以当时在美国和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政府对他们的访华非常重视。当时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为此专门发表声明，对中国能够邀请和接待这两位美国科学家来华访问表示非常高兴和赞赏，希望这两位科学家的访华能够对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和双边往来起到积极作用。

 这两位美国科学家在北京停留期间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高尔斯顿教授来京后曾要求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正理教授见面，因李教授在美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与高尔斯顿教授是同宿舍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李教授于1957年自美回国。经商北京大学，我们请李教授临时出面在京陪同这两位美国科学家，但我们未敢请这位仍在接受“审查”的北大教授参加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过程中，获悉此事，即刻让我们请李教授前来参加接见。我们派人寻找，最终在王府井大街找到李教授。（我们知道，在我们带外宾离开北京饭店前往人大会堂参加接见时，李教授一人在接待室无所事事，自己去王府井大街游逛。）我们即刻派车将李教授送到人大会堂参加总理接见。周总理指示新华社记者重新拍摄接见照片，并指示对外发布的新闻照片和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照片一定要有李正理教授在场。实际上，自此之后，周总理利用类似的方法和机会“解放”了不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科学家。例如，1972年夏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二机部，请钱三强教授出面参加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来访的以任之恭教授和林家翘教授为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从而迫使二机部“解放”了钱三强教授。

接见后，周总理一直亲自过问这两位美国科学家的访问活动，有的活动还是周总理亲自安排，例如安排他们在上海拜见西哈努克亲王，还安排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他们观看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并请西哈努克亲王设宴招待了他们，情景十分感人。由于他们离美访越之前并没有来华访问的计划和安排，所以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他们还要尽快回美授课，此外，西格纳教授的夫人又要临产，所以访问上海之后，他们需要即刻赶赴广州，然后从深圳罗湖出境。因为广州当天开往罗湖的火车已经离开，周总理亲自指示铁道部门为他们特别加开了一辆专列，从广州送他们到罗湖出境。当时中国与外界很闭塞，南方的出境口岸只有罗湖。

这两位美国科学家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会员，他们访越本是由该联合会派遣。他们回美后，这一联合会很快便与他们探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派遣代表团访华的可能性。由于他们在京期间，周总理接见之前，郭沫若院长接见了他们，因此，这两位科学家便建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会长马文·戈德伯格教授致信郭沫若院长，申请访华。戈德伯格教授于1971年6月致信郭老要求率团访华。经商外交部，我们很快回信，表示对他们的访华要求正在“积极考虑”，但并未表明邀请他们来访的具体时间，原因是当时中央正在准备7月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所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访华的具体时间暂未确定。

 基辛格于1971年7月访华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打开。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央开始将推动中美关系提上日程。1972年3月初周总理专门召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讲解上海联合公报，并着重指出在对美关系中，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还要具有“灵活性”。3月中旬中央又发出了内部“通知”。“通知”指出，缓和中美关系可以起到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因此，要求高层干部进一步加深对中央新的对美政策的理解，着手恢复和发展与美国的交流与往来，由此推动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据此，我们和外交部商量，共同联名上报中央，周总理批准，决定以全国科协的名义邀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于1972年5月访华。这一代表团由3人以及他们的夫人共6人组成，他们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主任、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马文·戈德伯格教授，哈佛大学法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杰罗姆·科恩教授和联合会理事杰米·斯通博士。科恩教授是1971年向尼克松总统联名写信建议美国政府应与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三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这一代表团于1972年5月21日从深圳罗湖入境，由我赴罗湖迎接他们，全程陪同并为他们担任翻译。

该团在华停留两周。在京期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当时一起受到周总理接见和宴请的还有3位美国客人，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达德曼，一位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另一位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宴会过程中，斯通博士向周总理探寻邀请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周总理当时原则表示中方愿意应邀派遣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但同时表示台湾问题非常敏感，我们不能和有台湾作为会员的国际组织或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机构发生任何往来。当时，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极为敏感，国际上任何与台湾相关的举动都很容易被视为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是，当时周总理同时表示，如果我们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如果去那些有台湾留学生的大学访问，将不受影响。这是周总理第一次对外表态我们有可能派遣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对周总理的表态非常敏感，返美后便立即行动。但是，我们当时对总理关于有可能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表态并未领会，未能及时预做准备。

该团在华期间，首先是郭沫若院长接见，然后乔冠华副外长、外交学会柴泽民会长也都分别会见并宴请了他们，最后是周总理接见并宴请。

 这一代表团返美后不久，戈德伯格会长便很快致函郭老，邀请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作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客人回访美国。这便是中国派遣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起因以及当时的背景。

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2年4月中下旬访美后，中央对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非常重视，开始的操作非常顺利。但是，组团却比预料的麻烦得多，主要矛盾集中于团长人选问题上。

当时周总理提名请周培源教授担任团长。周老早年留学美国，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在美国科技界有许多同事和朋友。周老当时是全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作为代表团团长人选很理想。这个团长人选一提出便招致了很大矛盾和冲突，主要是江青亲自出面坚决反对周培源教授担任团长。我认为请周老担任团长的消息很可能是通过北大的渠道透露出去的。因为周老的组织关系在北大，周老当时尽管已经靠边站，但在名义上仍是北大校长，请周老担任代表团团长访美，从组织上要进行政审,必须通过北大党委，北大的主要领导很快便会知晓。当时，谢静宜和迟群控制着北大和清华，这俩人一定会向江青汇报。由于在政治上周老一直不买江青的账，江青一直非常痛恨周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约在1972年的四、五月份，周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高等院校理工科教学向何处去》（大意）。当时全国高校都在停课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十分严重，这篇文章在当时非常轰动，社会反响极大。江青对这篇文章很恼火，大肆攻击。当时江青以这篇文章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为由来反对周老出国，更不能担任团长。（周老及其夫人王蒂徵老师曾亲自对我说，因这篇文章，江青对周老极为不满。）

 对于新团长人选，当时的原则还是要请有一定影响的著名科学家担任，最好在国外留过学，同时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后来就决定了贝时璋教授。第一，贝老当时有很好的政治背景，在文化大革命时仍是一位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著名科学家。贝老当时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当时担任人大常委而又能对外的科学家除了贝老之外，只有竺可桢和吴有训两位身为科学家的副院长仍在位，但是，当时竺可桢和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的身体都欠佳，均不宜长途旅行。贝老生于1903年，当时虽已年近70，但身体状况很好。第二个原因是，贝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未受到大字报和群众大会的批判。贝老为人谦和，人品极好。所以他担任团长能被群众所接受。那时不能被群众接受的领导和学者出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贝老于上世纪20年代留学德国，1928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创建浙大生物系，建国初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1958年创建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任所长，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老于2009年去世，享年106岁）。文革期间他的身份、地位、影响都还在，但并未被“四人帮”所注意，在政治上不敏感，能被各方所接受，包括当时的造反派。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虽由中科院组团，但仍以全国科协名义派遣，尽管当时科协已不符存在，所以，决定贝老担任团长后，临时给贝老增加了一个全国科协主席团成员的对外名义。

此外，副团长人选也有所变更。原建议的代表团副团长、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由于健康原因改换成中科院化学所党委书记白介夫同志。（白介夫同志回国后担任北京市科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对于代表团成员的选择，首先是主要成员在科技界要有一定影响。当时刘西尧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选派几位曾在国外留学，在美国科技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参加代表团。周总理亲自点名请钱伟长教授参团。钱伟长教授当时正在首钢下放“劳动改造”，正在与工人们一起在车间干活，浑身是土，鞋也是破的。周总理派人、派车将他从首钢直接接到总理办公室，向他交代这次出国任务（钱伟长教授曾发表讲话回忆此事）。因为钱伟长教授当时在科技界是有名的所谓“右派”，而他曾在加拿大留学，又在美国从事过科研，他参加代表团可以体现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另外周总理还请张文裕教授参团，因为张文裕教授曾是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老师，当时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另一团员钱人元教授也曾在美国留学，是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

另外，代表团的组成还要从学科考虑，主要是选择国内当时比较有成就的学科的学者参团，其中一个便是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科研工作。开始请曾留英的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邹承鲁教授参加，但是，由于贝老参团担任团长，来自同一研究所的邹承鲁教授便不宜再参团，后改为请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一位参加过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的年轻科学家胡世全同志参加。当时国际科技发展前沿之一的领域是计算机，那时中国还没有计算机，所以便选派了一位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从事计算机硬件研究的李福生同志参加。其他团员是从代表团工作需要和人员的背景考虑的。我们请了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王立同志参团（必要时为副团长白介夫担任翻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原科技官员徐肇翔同志参团担任秘书，我在代表团中担任翻译。

代表团新的十位成员名单决定后，1972年6月中旬由外交部和中科院联合行文，就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请示国务院。上报后，在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审批后，由周总理直接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最后亲自批准。在报告上，周总理还有一个批示：先不送康生、江青、文元，因此，此报告除这三位政治局委员未能看到此报告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圈阅。当时，我们对这一批示不甚理解，后来才明白，总理如此批示是极为慎重的，目的是要设法避免这三人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干扰。中国当时与国外几乎没有交往，与美国的交往则更是敏感，这样一个代表团出访美国，当时在政治上是一件大事。所以从周总理的批示可以看出，总理希望请毛主席批示后，能尽快将此团出访决定下来，避免这三人出面干扰使组团受阻。

代表团组成并经中央批准后，我们通过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通知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中方同意应美国科学家联合会邀请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对此反应十分迅速。美国政府认为不能由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要求由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接待该团访美。

作为尼克松访华最先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是中美在巴黎的正式接触。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华后，双方于3月中旬便将中美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正式改为公开渠道。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的细节安排通过巴黎这一渠道便很快顺利落实。当然，此后中美双方又开通了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接触渠道，这一渠道更加迅速和便捷。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是美国全国科学院下属的委员会之一。美国全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有所不同。中科院是一个科研实体，下属有众多研究所，但美国全国科学院并非科研实体，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全国科协这种民间科技团体。美国全国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最激烈之时，根据林肯总统签署的由国会通过的法案创建。它名义上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准官方机构，也是一个荣誉机构。美国全国科学院的职责是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和科技政策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同时，如被选为该院院士，在科技界将享有极高荣誉。该院设有众多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工作完成后委员会便被取消。一个委员会究竟存在多久、规模如何，完全取决于任务的需要。美国科学院下属同时存在着上百个委员会，只要有任务便成立一个委员会，任务完成后该委员会便无须继续存在。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那时中美毫无往来。当时其主要任务是向美国科技界提供中国科技界的信息，收集和编辑一些有关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和新闻向美国科技界散发。该委员会以美国科学院为主，而美国科学院实际上代表了三个科学院，即美国全国科学院、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和美国全国医学科学院，三个科学院总的是由一个称之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机构来领导。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除了代表这三个科学院之外，当时还代表了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该理事会是美国人文学界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此外还代表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该理事会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全国性学术组织。这几个单位共同组织了一个称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机构。在中美建交前，美方主要通过三个半官方组织与中方交往，这三个组织即：美中关系委员会、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分别负责在政治、经贸和科技领域与中方的关系和往来。

美国政府提出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同时仍坚持由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邀请，联合接待。原因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首先发来邀请，因此，作为朋友和主要邀请发起单位，我们不能不尊重它。但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美国民间学术团体，很难有能力保证代表团的安全、礼遇和接待规格，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有官方背景，是美国全国科学院的所属机构，可以完全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和接待规格，所以我们建议两机构联合邀请，共同接待。这种安排也体现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在两国政治关系尚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交往往往不是通过完全正式的官方渠道，而是通过由官方认可和鼓励的民间渠道或半官方渠道。这种民间或半官方交往对当时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英国无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中科院于1965年邀请了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访华，对方曾邀请中科院派团回访，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回访一直未能成行。另外，1972年初，中科院邀请了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长来华访问，当时也是由我接待和陪同。他访华后也发信邀请中科院派团回访，同样由于文革，此事也被暂时搁置。同时，加拿大也曾表示希望中国派遣科技代表团去访。由于这些背景，从政治上考虑，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宜先赴英国、瑞典和加拿大访问，然后前往美国。这一安排主要出于从国际关系考虑，即在国际关系中首先要珍惜和维护业已建立的关系；同时，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也要适当低调，因为当时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攻击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认为尼克松对华让步太多；同时，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在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之时，我国也不宜将发展对美关系的步伐迈得太大、太快。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于1972年10月6日出访。周总理在代表团出访的前一天晚上，即10月5日晚大约9时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周总理接见的时间很长，接见中间，总理还请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送来了点心请大家吃夜宵。

周总理和我们谈了很久，谈及在美可能遇到哪些情况和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在谈及科技问题时，曾涉及高科技、计算机和高能物理等。总理主动谈及的是环境问题。总理指示代表团在访美期间要多关注美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总理在1972年谈及环境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出访期间也未作为代表团的重点考察内容。

总理最后讲了很长一段话，主要分析了当时的中、美关系，特别强调了代表团抵美后应多做友好工作，鼓励我们在增进中美相互了解方面多做工作，发挥作用。总理指出，我们访美期间，可以和美国官方接触，既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精神。周总理的接见有二、三个小时，可见总理对这一代表团访美的重视。只可惜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在场的外交部官员无一人记录，未能留存下总理这次重要而宝贵的谈话内容。我现在回想起来一直深感遗憾。

代表团先访问了英国，两周之后赴瑞典访问。在瑞典停留十天，然后访问加拿大。在加拿大停留两周，最后前往美国。代表团是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领取的赴美签证。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不能在我们的护照上加盖签证，我们的护照上也不能盖有美国的签证，因为两国尚无外交关系，双方互不承认，所以我们赴美的签证是在另外单独的一张纸上加盖的，称为“另纸签证”。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于1972年11月17日自加拿大抵达华盛顿，前往机场欢迎的有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菲利浦·汉德勒、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艾米尔·史密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会长马文·戈德伯格等美国科技界要员和工作人员三、四十人以及十多名安全人员。美方当时还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汉德勒院长致欢迎词，贝时璋团长致答词。次日晚，美国全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共同举行欢迎宴会，汉德勒院长主持宴会并讲话。美方出席欢迎宴会的有一百多位客人，均是科技界的名人，很多人自外地专程前来华盛顿参加宴会。宴会前举行了为时一小时的酒会，基辛格博士出席了酒会，但未参加宴会。

代表团抵达时，尼克松总统未在华盛顿，但写了一封致代表团的欢迎信。总统科学顾问爱德华·戴维博士代表尼克松总统接见了代表团，并转达了尼克松总统致代表团的欢迎信。尼克松总统在信中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成功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希望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将来能有更多的互访并加深两国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尼克松总统在信中还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往来得到加强，并导致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科技人员能够就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但是，尼克松总统在信中并未提及有关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

在我们去访之前，美方对我们所有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每人的履历，都了解得非常详尽，例如解放前白介夫在根据地担任记者的情况，钱伟长如何成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我的学历和专业等等，内容非常详尽、准确。所有接待我们的美方人员和报道我们的美国记者都有我们每人的简历和背景。我们只向美方接待单位提供过个人简历，主要是每人的单位、职务和专业，但有关详情和个人背景并未提供。据悉，美方接待单位还有我们每人的更加详尽的资料，包括个人特点、兴趣和爱好等，但此材料并不对外散发，只供接待单位内部使用。

代表团的访问受到美国政府的极大重视。美方接待单位的人员告诉我说，负责我们代表团安全的全部是白宫的安全官，全部的安全措施是按照保卫总统的规格安排的。我们一共十人，他们为我们配备了十名全副武装的白宫安全官，自始至终与我们在一起，寸步不离，此外，在代表团背后还有几十位安全官确保我们的安全，这些背后的安全官我们是看不见的。

我们访美的第一站是华盛顿，住在水门饭店，当时刚刚发生水门事件。代表团每到一地，美方安全官都要事先将整个饭店进行彻底清查，我们住的楼层被全部封锁起来，同时还用监视器进行警戒，武装警卫24小时站岗，除了代表团之外整层楼其他任何人不得出入或接近。代表团所去的任何地方，安全官事先都要检查，包括我们可能要去的卫生间。我们参观的所有地方，包括实验室，更要事先进行周密的安全检查。凡是将与代表团接触或介绍情况的科学家，事先也都要接受审查。代表团进餐总是被安排在单独餐厅，周围也被封锁起来，十名安全官在旁陪同，门口站有警卫。

代表团在美停留4周，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参观了这些地区及其附近的主要研究中心、高等院校、重要企业实验室等与科技有关的机构，除了参观个别博物馆外，如华盛顿的宇航博物馆、芝加哥的工业博物馆外，所有参观活动全部是科研和学术单位，参观的国家实验室有：布鲁克林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费米国家实验室、空气推进实验室、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等，除了空气推进实验室属于美国宇航局外，以上其他实验室或中心均属美国能源部，但均由相关高等院校代管。参观的高等院校有：普林斯顿大学（包括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参观的企业科研机构有：IBM的托马斯· 沃森研究中心、贝尔实验室、惠普公司（其创始人之一的派克特先生曾出面接待和设宴招待代表团）以及斯坦福工业园的一些生物和电子企业的实验室等。

美方安排的日程非常紧凑，各种礼节性的招待会和宴会也很多，所参观的单位几乎都设宴欢迎代表团，有时团长一天要有七、八次的正式讲话或致辞，我深感贝老担任团长的辛苦与不易。

一些接触过代表团的美国人对我们说，中国那么封闭，也很落后，可是这些中国的科学家到访美国后，对美国的社会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竟然没有任何好奇。他们对此感到迷惑和不解。其实不然。我们对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什么未表现出惊讶和赞赏呢？因为美国已是我们出访的第四个国家，前三个国家 -- 英国、瑞典和加拿大，与美国的国情和科技水平相差无几，我们已经见识过，已习以为常，因此，对美国的先进之处也就不再感到惊讶。

代表团在美期间，美国政府曾邀请我们赴阿波罗17号登月火箭的发射现场，观看发射全过程。代表团是否应邀专程去观看阿波罗17号的发射在当时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代表团马上请示国内，国内很快指示婉拒。我认为，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美苏争霸，我们不希望美国利用中国的代表团为美国的政治服务。当时阿波罗17号登月火箭的发射是一件重大的国际新闻，轰动世界，全世界都要通过电视转播观看，如果我们前往，美国的电视转播很可能报道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也在现场观看发射，政治影响将很大。当时中国认为美苏不仅在地球上争霸，还要在空间争霸，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代表团不去现场观看美国的登月火箭发射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代表团在美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例如，代表团访问纽约，IBM的高级副总裁在纽约一座大楼的顶层设晚宴招待代表团。席间，那位副总裁对贝老讲了一段话，意思是IBM希望将来能够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设厂，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当时贝老对此未予至理，既未反驳，也未肯定，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我当时想，贝老未当场反驳那位副总裁就算够客气了。试设想，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有一位中国人在美表示赞同一家美国的大企业将来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销售产品，甚至办厂，其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国际和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引进外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当时贝老的态度和做法还是非常恰当的。

再如，美方为了避免出现政治事故，对我们所到之处的台湾留学生监视得非常严密，但是，有一次在我们乘坐的电梯里，台湾留学生粘贴了一面国民党的小“国旗”，我们看到后当然很不满，美方接待人员非常紧张，立刻将它撕了下来，还向我们道了歉。那时台湾的留学生也想接触我们的代表团，总想制造一些麻烦，但苦于找不到机会。他们估计代表团可能要乘坐这架电梯，所以就在那里粘贴了一面国民党的“国旗”。那面国民党的“国旗”非常小，很不显眼，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们十多人在一架电梯里，立刻就发现了。

再举发生在芝加哥的一个例子。当时美国的激进青年师生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美国科技界有一个民间团体，主要由年轻的科学家和师生组成，称为“科学为人民”。我们在芝加哥大学访问时，这个“科学为人民”团体的成员非常冲动，坚持要见代表团。因为他们特别激进，美国的安全官担心出问题，坚决不让他们与我们见面。这些年轻人与安全官交涉了很长时间，态度十分坚决，安全官最后只好让他们选派了4位代表与我们见面。他们对代表团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什么要跟美国打交道，为什么要派代表团访美？他们对我们访美很不理解，也有些不满。团长向他们做了耐心的解释，阐明了发展中美关系，特别是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重要意义，这4位年轻人的情绪最后有所缓和。

由于越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美国一些年轻师生很激进，也很活跃，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派遣代表团访美很不理解。当时不少美国青年反战。一些年轻的师生和科学家成立了“科学为人民”这一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学会”之类的学术组织，而是一个自发组成的带有政治性的组织。代表团回国后，接到“科学为人民”要求派团来华访问的要求。我们以科协的名义先后接待了“科学为人民”的两个代表团，都是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在中国，他们坚持要到人民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回美后，还出版了一部访华的书籍，介绍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代表团所到之处，总有一些记者企图采访我们，更有记者希望单独采访代表团。抵美初期，贝老曾接待过几批，但不久贝老便请白介夫应付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旧金山举行，在我们离开美国的前一天下午，有几十位美国记者参加。有些记者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有的还很尖锐。例如，在1972年前后，美国有一种反科学的潮流，很多美国青年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思潮。因为当时正在越战期间，美国青年反战情绪很高，很多大学校园出现反战示威和游行，美国政府甚至出动军队前去镇压。当时美国不少人认为美国政府将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战争，对科学技术有一种抵触心里，因此，不少美国人有反科学技术的倾向，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青年人，他们抵制科学技术，希望回归自然。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问：美国人现在对科学技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你们如何认为？当时钱伟长教授做了回答。他说：科学技术并没有犯罪，主要看科学技术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又是为什么目的服务，如果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用于反人类，用于制造杀人武器，这样的科学和技术是应该反对的，但是，若用于造福人类，我们应该是支持的。对这一回答所有在场记者都非常赞赏。第二天几家美国报纸出现了“科学技术无罪，看被谁所利用”的报道，很引人注目。

我国于1971年9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时，中国派出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已有一年时间。我们在访美期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派了两位在那里的常驻记者，一位是屠培林同志，还有另一位记者自始至终随团活动，每天向国内发一长篇报道，详尽介绍代表团在美的活动情况，所以当时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每天都有一长篇关于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在美访问的报道，每天早晨和晚间的全国新闻联播也都详尽地播报这一代表团在美的活动情况，从代表团11月17日抵达华盛顿一直到12月15日离美回国，一日未缺。

如果能将代表团在美访问的经历进行详尽描述，而且将一些小插曲和一些事件的细节同时记述下来，成为一部书，将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当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以及那些特殊环境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和故事，现在看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特征和时代印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建议与我共同撰写一部中美学术交流初期历史的书籍，我因当时工作繁忙，未能应允。后来这位主任被聘为亚特兰大市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长，从此她也不再有时间筹划撰写此书。）

代表团自旧金山飞巴黎，然后乘法航回国，因为当时中美之间无直达航班。我们抵达上海后再换乘中国民航飞回北京。代表团到达上海已是晚间，但民航局接到北京的通知，让飞机暂不起飞。当时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何事。后来才获悉，郭沫若院长要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代表团，因郭老当晚正在出席中央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暂不能离开，飞机就在上海机场等候，郭老有了可去北京机场的时间，飞机才能起飞。我们和其他乘客在飞机中坐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郭老和两位副院长，还有外交部的领导一起到机场迎接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回京。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代表团回国以及郭老和其他领导到首都机场迎接代表团回京的消息，这在新闻报道中是少见的。

代表团回国后，一是要写一份报告，向中央汇报出访情况，再就是要向科技界做一次口头汇报。关于口头汇报的安排是先确定了几位讲演人，有贝老、白介夫，还有张文裕、钱伟长和钱人元。当时听报告的人来自北京地区的科技界，包括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和教师，听众大约有七、八百人，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那时听报告的人都要经过选择，不是任何人想听就能前往，要凭票入场。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代表团中几个做汇报的人都非常谨慎。实际上，每个做报告的人都是在念稿。尽管如此，报告会后还是有人向中央告了状，罪名是代表团崇洋媚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任命粟裕将军为驻中科院的军代表，但他只在北京地区的中科院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过一、两次讲话。当时常驻中科院院部的军代表之一是王建中将军（海军的刘华清将军于1974年和75年担任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副秘书长;胡耀邦同志于1975年和76年初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但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因主持旨在恢复中科院科研工作和改善科研工作者待遇的“汇报提纲”而与小平同志一起被再次打倒）。王建中将军原是空军后勤部的政委，这位同志为人很谦和，也很谨慎。代表团刚回到北京，他便提醒我们讲话一定要小心。报告会后，听到有人对代表团有反映，他还批评了代表团。周总理获悉此事后，请人传话给代表团，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应实事求是地谈在4国的所见所闻和感受。现在人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当时在政治上有多么敏感，人们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因为总理的指示，我们的出访报告一再修改，延迟了很长时间才上报。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回国后，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应邀于1973年5月15日回访。该团共有21名成员，团长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艾米尔·史密斯教授，成员包括美国全国科学院的外事秘书，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主席，一些学科的代表人物，如核化学家、美国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林· 西博格教授等，参加此团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傅高义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美国总统东亚问题顾问，曾于2010年发表“邓小平时代”一书。）我去深圳罗湖迎接代表团，自始至终接待和陪同了这个代表团，并担任全程翻译。该团入境的当日,恰逢当年春季广交会开幕,该团作为贵宾应邀出席了广交会开幕式后举行的宴会。代表团在广州停留两天后,于5月17日来京。

代表团抵京后不久，周总理便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一美国科学家代表团，为时约二个小时。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尽可能多地安排了北京地区能够出面的重要科学家陪见，以使他们得以恢复工作，甚至使其中一些人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接见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总理亲自与该团商谈了今后两年的中美科技交流计划。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华前，向我们提出在此后二年内共派遣12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建议，希望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学术交流，以此不仅促进两国的科技关系，同时推动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

在美方提出的12个学术代表团访华建议中，除了一个联合进行考古发掘的代表团不能接待外，其他11个团我们均予以同意。中国的法律规定，中国的考古发掘不允许外国人参与，我们必须遵照执行，这一法律规定至今未变，例如殷、商遗址的探寻和古墓的发掘，我国至今未允许外国人参与。在此后两年内我们派遣相应数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此后两年的学术交流项目又被列入周总理与基辛格商谈的两国政府确认的中美1973年9月至1975年8月两个年度的双边交流计划。

当时中美双方决定每年各派9个代表团互访，除此之外两国几乎没有其他人员往来，而中美的科技代表团各方各占5至6个。所以，自1973年下半年至双方1979年建交期间，中美两国交流的主要渠道以及交流量最大的领域是科学技术，当时是由中科院抓总，对外以全国科协名义进行。在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之前，中方一共派遣了43个科技代表团，总计454人访美；美方一共派遣了36个科技代表团，总计430人来华访问。所以说，在中美建交之前，双方的交流和往来的三分之二人员是在科技领域，均是通过中科院，即通过当时的中科院外事组和后来的中科院外事局安排进行的。

总的来说，中美建交前的科技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当时的中美关系中，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交流非常艰难，因为政治上很敏感。例如，当时中方曾建议派遣一个歌舞团访美，但是由于一首歌曲的歌词内容美方不能接受，双方在政治上都拒不妥协，这一文化代表团最终未能成行。还有一个中方的市长代表团也是如此，最终也未能成行，原因是，美方拟派遣的一个代表团中有一位成员是在我们建国初被驱除出境的美国人，他要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参加这一代表团，中方拒绝他参团来访，此团便未能成行，美方相应抵制了我们的市长代表团访美。

总之，当时中美两国的往来在1979年1月建交前规模最大的是科技交流，全都纳入中科院主管的两国交流计划，当然，中方的代表团不仅限于科学院，还有各个部委的项目，包括卫生、教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统一纳入中科院与美方商谈。当时的程序是，我们先征求和选择一些各部委提出的项目建议，与外交部联名上报国务院批准，然后作为中方建议统一提交给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他们同意后，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接待我们的代表团。美国的科技代表团回访也是先向中科院提出建议，我们同意后接待。如此，每年交流大约6个团，有时还会更多些，由于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某一方一年内多一两个团也可以，每个团大约10人，实际上团员多一些也可接受。1977年一机部的农业机械代表团访美，也是作为我们的项目之一。中科院与一机部的两个办公楼只是一墙之隔。当时一机部外事局的局长是江泽民同志，农机团团长是当时一机部农机局的局长项南同志（项南同志此后先后担任一机部和农机部副部长，后于1980年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农机团行前我去向他们介绍情况。农机团抵美后当然主要是考察农业机械，但他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大规模机械化养鸡，回国后便在北京郊区照样修建了一座机械化养鸡场，作为试验，效果果然很好，就这样便树立了大规模机械化养鸡的样板，很快便解决了北京人吃鸡蛋难的问题。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1972年对美国的访问带来的成果是非常积极的。这一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体现和贯彻了当时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展对美外交的战略意图。此次访美推进了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做出了贡献。

I read the article from your website 《海外南开人》 written by 李明德 wrote about hi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scientif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his job at Bureau of Foreign Affairs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 wonder if I can reach him as I was one of the assigned interpreters for one of the US delegations organized by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Exchanges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teroid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Delegation visit to China in 1976. I wonder how and why I was chosen then as I was a researcher at Beij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nd not a regular interpreter.

Pages copied from the delegation report.

1971年5月初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美国科学家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高尔斯顿教授（左2）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西格纳教授（左一）

1972年5月下旬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人大会堂接见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会长戈德伯格教授为首的该联合会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全国科协副主席、北大校长周培源、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等。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李明德。

1973年5月中旬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武衡、贝时璋、白介夫、张文裕、钱伟长、柳大刚、顾功绪、钱仁元等在首都机场欢迎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代表团

1973年5月中旬郭沫若在人大会堂接见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多位在京的中国重要科学家

1973年5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多位在京的中国重要科学家

1973年5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科学代表团，并与该团商谈1973年9月至1974年8月期间美方建议派遣访华的11个科技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多位在京的中国重要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