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译情诗 九十著芳词

—纪念李霁野先生逝世十周年

谷羽 （1965届） July 12, 2011

到2007年5月4日，李霁野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眼前，李老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回想自己能走上诗歌翻译道路，多亏李老的扶持、提携和鼓励。1979年6月21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两首克雷洛夫寓言诗以及同年 《新港》第7期刊登的两首莱蒙托夫抒情诗，都是李老推荐的，那是我最早发表的译作。李老跟我说过：“你要记住，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英国人翻译的诗歌不计其数，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译诗，需要反复推敲，精琢细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的教诲成了我翻译诗歌的座右铭。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简爱》，是李霁野先生的代表作，这部翻译小说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实，李老不仅翻译小说，他的诗歌翻译同样精彩。《妙意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是他翻译的英文抒情诗集，其中共收入74位诗人的200多首抒情诗，汇总了李老最主要的英诗译作。李老是诗人，擅长写古体诗，也写新诗。深厚的汉语修养和英文造诣，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长期的译诗历练，使他的译诗别具风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李霁野先生年轻时在北京求学，那时就开始翻译文学作品。他最早翻译的诗歌是《他年的梦》，选自威廉•夏普选编的《爱尔兰歌谣集》。此后，他参加了未名社，经常翻译短篇抒情诗，作为补白刊登在未名社办的期刊上。

1944年初，李霁野先生从沦陷的北平流落到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其间，他以五言或七言绝句形式翻译菲茨杰拉德所译的《鲁拜集》，共译出75首，还选译过莎士比亚、拜仑、雪莱等诗人的抒情诗。他为学生开设英诗选读课，讲解和分析英国诗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教诗、读诗、译诗、写诗，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这个阶段，先生对诗歌翻译进行了认真思考。他觉得当初译诗胆子太大，人到中年才悟出诗歌翻译的艰辛。他遵奉“信达雅”的标准，主张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包括诗行、诗节、韵脚、韵式，但又反对把保留原诗形式绝对化，认为译诗应比译散文多一点自由。

李霁野先生诗歌翻译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正式退休后，生活中少了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多了余暇和宁静，翻检旧时译作，修改润色，又陆续新译了100多首抒情诗，最终使《妙意曲》得以出版，为诗歌爱好者提供了美好的精神食粮。耄耋之年，他对译诗依然保持浓厚的兴趣。八十译情诗，九十著芳词，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

英文译诗集《妙意曲》，书名极有诗意，又颇具中国文化底蕴。其中包含着李老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原来，先生在四川白沙女师教书时，课余常和年轻朋友谈诗，他从一首英文诗联想到中文的《子夜歌》，对“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两句至为欣赏。李先生当时说，如果将来能出一本译诗集，用《妙意曲》作书名倒顶好。几十年后，梦想竟然成真。《妙意曲》的“妙”字耐人寻味，我猜测其中有几重含义：原作文采的精妙，译文力求体现汉语的奇妙，多年耕耘终有收获的美妙。

《妙意曲》选译的多数作品都是爱情诗，但并非纯粹的爱情诗集，除了爱情诗还选译了诗歌史上的一些名篇杰作，如格雷的《墓地挽歌》，拜伦的《哀希腊》，雪莱的《西风歌》、《云雀歌》。诗集中还有思考人生的哲理诗，如兰多的《生与死》。

李霁野先生翻译的诗篇，流畅和谐，诗味浓郁。这得力于他的诗人气质和深厚的母语素养。所谓诗歌，是用优美的语言，美好的排列形式，借助美好的意象，抒发真挚的情感。诗歌创作如此，诗歌翻译也应当如此。请看他所翻译的雪莱诗句：

原作采用相邻韵，译文忠实地给予再现，节奏也与原诗相仿，诗人借助听觉和嗅觉的意象表达对情人的思念，诗句轻柔如行云流水，译文选词精当，音韵和谐，颇具感染力。
再看兰多的一首小诗《妈妈，我不能照管纺轮》：

头四行押交叉韵，后四行一韵到底，语言朴素清新，真挚而隐含幽默，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译文当能推测出原诗的美妙风采。

格雷的《墓地挽歌》，每节四行，押交叉韵。拜伦的《哀希腊》，每节六行，韵式为ababcc。李霁野先生的两篇译文都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神韵。下面是第二首诗当中的一节：

从上面引用的译诗片段，不难体会李霁野先生对原作形式的重视，对译诗音韵的追求。只有反复推敲，仔细斟酌，才能够更多地保留原作的诗意，传达出浓郁芳香的诗味。

翻译诗歌和翻译小说与散文有所不同。译诗的人最好具有诗人气质与才情，自己应当喜爱诗歌，经常读诗，也经常写诗。李霁野先生的新诗集《琴与剑》代序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我爱夜阑人静抚琴自遣，朗诵低吟古今中外诗篇。李先生自幼喜欢文学与诗歌。在四川白沙，他更通读了《全唐诗》、《全宋词》，并且养成了写古体诗的习惯。他经常背诵古诗，晚年还为孙子孙女编写了 《唐诗绝句启蒙》、《唐宋词启蒙》两本古诗词读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艺术涵养。他不仅古诗写得好，新诗创作也有特色，亲情、爱情是他经常涉笔的主题。

1982年12月他写的《妻诞辰有赠》一诗有这样的诗行：

情真意切的诗句出自八十岁老人的笔端，让人不能不佩服诗人的忠贞，爱情的美好。这首诗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妙意曲》的选题为什么以爱情为主线，为什么先生译诗总是那样情感充沛。写诗需要灵感，译诗也需要灵感和激情。正是对亲人的依恋和深情，成了先生译诗的推动力量。

在《译诗小议》一文中，李霁野先生写道：“喜爱的抒情诗时时反复诵读，但不轻易动手，只在回忆年轻时的心情时试一试。我觉得这种反复诵读是大有好处的，仿佛朋友熟了，声音容貌更为亲切了。执笔试译，往往觉得较好。”这是姿深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是弥足珍贵的真知灼见！

李霁野先生在回顾自己译诗过程时说过一段话，很有意思，也耐人寻味：“最初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随便动笔；中间是颇费思索，苦头多于甜头，不敢轻易动笔了；最后是觉得结了些酸苦的果实，并没有橄榄的回味。”他的感受其实概括了很多翻译家的经历。他坦言早期的译作译得匆忙仓促，因此觉得愧疚，对不起从前的读者，因此出版《妙意曲》之前，下力量对旧稿进行了修改。他有一点感受十分独特：“不翻译第一流的名著，免使其在翻译过程中受太大的损失。”透过先生的文字，我们能感受到这位诗人翻译家情怀的真诚坦荡。真正的诗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优秀的翻译诗歌同样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捧读《妙意曲》，使我们对诗意人生多了一点感悟。 仅以此短文作为对李霁野先生的十年之祭。作为先生的弟子，我愿意在诗歌翻译的园地，勤恳耕耘，以不负先生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