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与红叶。（高伐林摄于1996年10月22日）

红叶何其有幸！这一星星灼人的火苗，被中国的著名诗人小心翼翼地捏在手心，又揣进怀里……此刻，眼前又是万山红遍，我不禁油然发出叹息：我若能陪曾卓老师夫妇到这里来，这位以“老水手”自况的诗人，更要为在烈焰拍天的火海中劈波斩浪而连声欢呼了！

时惟十月，序属三秋。我在北美阿帕拉契山的山脊俯瞰远眺，被那千峰万壑如火如荼的辉煌秋色所震慑。不由得跟我妻子回忆起15年前的秋天，曾卓、薛如茵老师夫妇访问美国，在我家小住，我陪他们游览熊山、七湖的往事来。

记得很清楚，那是1996年10月22日。我们开车来到纽约州的那座州立公园，群山连绵，湖泊澄澈，改唐代王勃的名句，可以说是“潦水‘盈’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赤’”，猩红明黄，亮紫鲜橙，我曾写文章说是这里“燃起一柄烈焰烛天的火把”，那里“腾起一柱火星飞溅的喷泉”，都不足以形容那股恢弘气势 和灼人热度——那是一望无际的炽热山火，倒映在湖波中，也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

曾卓老师久久凝视无语，对我说：“我活了74岁，从没有见过这么壮丽的秋色！”

老师的这句话，让我铭刻于心。每次看到红叶，我都会联想那天的景色、那天的人。

他和薛老师童心萌发，仿佛年龄倒退了60年，在湖畔、坡上拣红叶，拣起了一片，还要拣更红、更完美无瑕的另一片。有的地方，乱石陡峭或水边泥泞，但曾卓 若看中了那儿有一星嫣红，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非要自己过去拣不可，于是我们只好一人拉一人：我一手抱着树，一手攥着薛老师，她又紧紧拽着老人，他则不管 不顾地弯腰伸长了胳膊……

红叶何其有幸！这一星星灼人的火苗，被中国的著名诗人小心翼翼地捏在手心，又揣进怀里……

红叶夹进了我寓所中的书页之中；记忆则存进了我的脑海深处。此刻，眼前又是万山红遍，我不禁油然发出叹息：我若能陪曾卓老师夫妇到这里来，这位以“老水手”自况的诗人，更要为在烈焰拍天的火海中劈波斩浪而连声欢呼了！

说也真巧，晚上开到北卡洛莱纳州的阿什维尔（Asheville），住进旅馆，上网打开邮箱，看到老友董宏量从武汉发来的邮件：“曾卓老师去世十年，市文联拟出一本纪念文集，薛阿姨找到我，想请你写一篇怀念文章，望本月内交稿……”

去世十年了？可曾卓老师看红叶、赞红叶、拣红叶，不是分明就在昨天吗？

之所以看到红叶就想到曾老，还有一重原因——曾老本身就是一片“红叶”。风雨交加，烈日暴晒，干旱冰雹……都未能让之夭折，而是顽强地积聚能量，坚持思 考、坚持写作，终于在那个神州万众欢腾的秋天盼来了转机，他自己文学人生的秋天也终于燃烧起来，这才是“枫叶如丹照嫩寒”，“霜重色愈浓”，“霜叶红于二 月花”啊！

还记得，30年前，我在武汉的珞珈山麓求学，有时也到研究生宿舍去聊聊天。后来名震中华的易中天、邓晓芒、以及曾卓的女婿肖凡等人，那时都在那儿悬梁刺股。有一次聊天，易中天说：“曾卓有一首60岁庆寿诗，写得绝了！”

不等我们询问，他就脱口而出，开始背诵：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

                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

                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

                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

                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我听呆了。这首诗，语句那么平实晓畅，看不出什么刻意炼字炼句的痕迹，但是它浓缩了万语千言，概括了如此深广的感悟，这哪里只是写自己个人的时序代谢？分明写出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也写出了千古一代代人的共同感受！

那时的我，离“六十岁”还很遥远，但是经过“文革”，已经有了一定阅历，也多少了解了曾卓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后遭受的数十年厄 运，能够体会曾卓用平易的诗风，不动声色却又浸透在字里行间的深沉感慨。那时，又正是中国大转型刚刚启动，牵动人心的政治变迁接踵而至，我感到曾卓的这首 短诗，既囊括了这一切，又远远地超越其上，涵盖了更深更广的心理内涵，充满了张力……

其实，“文革”前我就听说过曾卓的名字，但是那时年幼无知，既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更何谈体会他感情世界的充沛深厚。第一次为这个名字一震，是得知在“文 革”后于1979年11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女诗人柯岩（《总理，你在哪里》的作者，诗人贺敬之的夫人）在大会发言中，竟然朗诵了 曾卓的诗《悬崖边的树》——传言说柯岩后来很“左”，我在1984年在一个场合见到柯岩，她把我拉到一边，咄咄逼人地问我，是不是我劝说张海迪不要提自己 怎么入党的事儿（其实並不是我，我对她解释之后，她露出释然的表情），也给我她确实比较“左”的印象。但她在作协三大上仗义执言，情深意切地为曾卓等多年 受迫害的作家、诗人鸣不平，让我对她一直葆有一分亲切、认同——须知作协三大上柯岩发言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平反，她的发言无疑会促进曾卓等“胡 风分子”走出噩梦，而她在大会发言中朗诵“敌人”的作品，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柯岩朗诵的曾卓这首写于“文革”中1970年的诗，堪称他的代表作之一，给我强烈的心灵震撼：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这棵人格化了的“寂寞而又倔强”的树，是曾卓自况，又涵盖了所有身处逆境中的人的共通感受，尤其是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很自然就能唤起共鸣——甚至 包括那些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还是红人的人。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谁又敢说，自己并不是“即将倾跌进深谷里”的“悬崖边的树”呢！而这首诗勉励自己 并鞭策读者，不论“奇异的风”如何吹，也要“展翅飞翔”，也令之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精神。

后来与曾卓老师夫妇多次见面，越谈越知心，共处时间最长的就是1996年那次他们夫妇访问美国，在我家住的那四、五天，朝夕相处，促膝长谈。我对他们讲 美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更听他们讲数十年来的惊涛骇浪，他讲得最多的，除了中共建政前将文学创作与投身革命结合起来的经历，就是他在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骨干”、前妻离他而去之后，与薛老师相逢、相知、相濡以沫的经历。他也讲述同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其他难友的遭遇——他最痛心的就是路翎。曾卓认为，比自 己小一岁的路翎，是中国四、五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20多岁就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财主的儿女们》。而1955年的批判胡风、肃反运 动，使这颗中国文坛上正在冉冉升起的巨星殒落、熄灭了。曾卓说，路翎在狱中受到残酷摧残，完全疯了，不时发出像野狼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出狱后又只能 接受街道的安排当清洁工，成天扫地……而让悲剧色彩加倍浓重的是，当春回大地后，曾卓去看望他，变得十分木讷的他给老友捧出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一大摞手稿——但那是些什么“作品”啊？都是按照“文革”中“样板戏”“三突出”原则写出的所谓“小说”，可以说就是一堆垃圾，完全无法卒读！“他的才 气，他的灵气，全都毁了，毁了！他被窒息至死，再也无法复苏了……”相形之下，曾卓深感庆幸，而我，就更感庆幸了。

我决定带着女儿前往美国陪读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回武汉看望师友。曾卓老师设家宴欢送我远赴美国，十来位武汉的文友畅谈，记不得是谁提议唱歌了——可能 是最爱放开歌喉的董宏猷或胡发云，也可能就是曾卓老师本人？于是，一首接一首唱个没完没了，有时是独唱，有时是二重唱，有时是大家一起扯起喉咙；有时薛老 师弹钢琴伴奏，有时我们唱的歌过于“生僻”，又没有乐谱，她也束手无策，于是就清唱。万幸啊，我居然当时带了袖珍录音机！录下了这个终身难忘的时刻。圆润 嘹亮也罢，五音不全也罢，带着醉意也罢，谁在乎呢！所有的歌声，既凝聚了深厚的友情，又抒发了对未来的向往。

当时年近古稀的曾卓，也跟我们这些年轻一辈比拼歌声，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唱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名为《青春舞曲》：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踪影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忘情高歌的曾卓，分明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青春小鸟”，唱得那样投入，而眼角分明又绽出了泪花……

这天我栖息的阿什维尔，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长眠处。我不由得想起欧·亨利最动人的一篇作品《最后一片叶子》。主人公贝尔门为了让一位悲观绝 望的女画家琼西鼓起生活的勇气，画了一片叶子，挂上了凄风苦雨中的藤蔓。曾卓不也是用生命最后的岁月画出了红叶来鼓舞我们后辈吗？当我的车继续驰行，秋叶 飘飞，漫天火星，那就是“青春小鸟”啊，它们并不是“一去不回来”，而是年年飞去了又飞回……

诗人曾卓时年74岁，与夫人薛如茵摄于纽约州七湖。（高伐林摄于96年10月22日）

曾卓，原名曾庆冠，1922年生於湖北省黄陂县。1943年与诗友共同组织“诗垦地”社。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课余并从事戏剧演出活动。 1947年大学毕业后，主编武汉《大刚报》副刊多年。1949年以后，历任《大刚报》副总编辑，《新武汉报》（后称《长江日报》）副社长，武汉市文联副主 席。1955年受胡风错案牵连。1980年平反，任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及名誉委员等。出版诗集：《门》 （1944），《悬崖边的树》（1981），《老水手的歌》（1983），《曾卓抒情诗选》（1988）等。《老水手的歌》曾获中国作协第二届优秀诗歌 奖。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这样说：“我希望朴实地唱出心中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揉造作，不是仅仅用华丽的语言将诗装饰起来，不是仅仅用智慧 的语言将诗点缀起来。我知道，读者是不容易欺骗的。”（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