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中间，出了七位院士、两位两弹一星和宇宙飞船总设计师；他们中间，38人被打为右派，20多年坠入苦难深渊……

老北大的沙滩红楼旧址，如今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栋老建筑，就是北京大学的数学楼。数学系一直位列北大各系之首，其标志是数学系的系号一直是01。据中文系阿忆师弟考证，北大的系号排列始自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蔡元培校长认为，无论学习什么学科，都应该从学习纯科学起步，而纯科学，首推数学。因此，数学系的系号被冠以01，在之后上百年的历史中，其他一些系的系号或几经更迭，但数学系的01却从未改变。

作为中文系的校友，我对01系有着由衷的崇拜，这个系是一个牛人辈出的系。前些年我们78级数学系的张益唐同学攻克了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令世界瞩目，也使我们与有荣焉。

我在校史研究当中，有幸接触到这个牛系的多届校友，倾听他们的故事。在这个人才辈出，风光无限的01系中，最令我折服震撼、难以忘怀的是54级这个群体。

高手云集的54级

数学系的天才学生并不罕见，但在54级，却集中了一群天才学生，他们甫一入学，便显示出不俗的实力。

在这个高手云集的群体中，有公认的五大尖子生：马希文、陈天权、张景中、杨路、张恭庆，他们的天赋异禀，至今为同学们津津乐道。

马希文，入学时年仅15岁，是一位戴着红领巾的数学神童，他曾是北京市中学数学竞赛的状元，他的数学课程能轻而易举获得全优。马希文语言天赋极佳，能阅读英、德、法文献，精通世界语，还自学了蒙文、藏文。他兴趣广泛，于文史哲均有涉猎，能赋诗作曲，曾任乐队指挥。

陈天权，毕业于上海中学，中学期间就学完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法文专业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老师要给他另出题目，开小灶。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论文《线性拓扑空间中的黎曼可积性》，论文的内容都是当时课程中未学过的东西。程民德先生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

张景中，来自河南。上大一时，就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选择公理给出了函数方程的通解。后来，华罗庚先生以读者身份指出，德国的数学家哈默尔已在1905年做了这项工作，虽然不是创新，但一个大一学生独立完成这样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有同学评价，在五位尖子生中，思考能力最强的是张景中。

 

 

 

杨路，在校时名杨九高，来自四川成都，毕业于名校石室中学，他在入学之初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据同学郭健民回忆，“当程民德老师刚开始讲微积分时，‘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初学者很难找。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第一体育馆旁操场上课后锻炼，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单杠上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地讲起四川话，‘我想起来了’。他找到了这样的函数，这自然轰动了全班，也使54级同学给数学系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张恭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中学就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的《数学通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在刊物上公布，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

54级的强手如林让来自各地中学的高才生们知道了什么是山外有山，大家无不发奋努力，唯恐落于人后。这些勤奋而才华横溢的学子有幸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业师中有江泽涵、程民德、许宝騄、关肇直、聂灵沼、周培源、王仁、徐献瑜等学界巨擘，也有当时还是年轻才俊的丁石孙、程庆民、陶懋颀，老师们精彩的授课逻辑严谨、循循善诱，让学生们一步步领略到数学的奥妙而沉醉其中。更令学生受益无穷的是老师们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启发和引导。

“各门功课的老师们都不停留于‘交’给知识，而是进一步‘教’学生掌握各课程基本的观点、方法及精神。老师们在大课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是’，习题课常常训练我们思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维日臻严密，大胆质疑，善于质疑。考试时，全部回答无误不一定拿5分，口试时加上不多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老师赞许的眼光就和5分同时出现。环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气甚浓。数学虽极严谨，其探索和创造却非常自由活泼。我们学习的远远不只是定义、定理和习题解法，还有数学的精神及既认真又活跃的学问态度②。”这是54级学生洪允楣的感言，它也代表了众多数54学子的心声。

思想活跃出位的学生们

北京大学素有思想活跃、自由包容的传统，数54级聪慧过人的学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名师们营造出来的独立思考、严谨自由的学风中，养成了大胆反思、质疑、对本真和终极价值穷尽探索的习惯，一些更活跃的头脑将之运用于观察和思索社会问题与政治动态，毕竟老师们无法告诉他们哪些是思考的禁区。

1955年的肃反运动范围和规模，远不如两年后的反右运动那么大，但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和定性引起了一些敏感学生的质疑。杨路回忆：肃反时批判胡风，学习材料里有胡风的言论，我看了材料，我觉得胡风肯定不是反革命，我搞不清胡风为什么是反革命，开会发言时我不能直接讲，就讲了高考时有老师让我学文科的，看来我学理科还是对了，文科的东西没有什么标准。因为这个发言还让我写检查，我没理。

另一个学生，在1957年鸣放中极其活跃的陈奉孝说：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得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地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1956年初，陈奉孝实施了他的外逃计划，他坐火车南下，试图逃港，由香港去英国。但因为路费不足，滞留武汉，被有关部门发现，送回学校。因为赶上了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他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1956年，苏联发生的一件大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共产主义阵营，一石激起千层浪，在2月份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暴政，报告全文在数月后由西方媒体公布于世，激起强烈反应。

因应苏共二十大上公开发布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一文，文章从正面介绍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犯了严重错误。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文章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昭示着执政党接受苏联教训，试图开明施政的意向，因此营造了一个政治上的小阳春。

对政治环境一向敏感的北京大学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全校的政治课暂停了规定的《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改学苏共二十大文件，而且是作为正面材料讲授的。这样的授课极大的激发了北大一批活跃的年轻学子对体制弊病的探索与反思，数54级的一些学生尤其如此。54级学生，后来被划为右派的于劭清楚地记得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抽到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时期站出来，而是在他死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劭给出的答案是赫鲁晓夫公开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说法，而主考老师非常满意，马上就给了他一个五分。

数十年后，于劭在回忆录中提到，有同学给他写信提到56年政治课中止《联共布党史》，改为正面讲授苏共二十大文件的课程安排，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北大领导绝对不敢自作主张，一定是上面决定的。正面讲授二十大文件，对后来的反右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培养了一些学生的“右派”思想，然而，这等严重的事件，至今无人提及，即使在文革十年，连“伍豪”事件都有人翻来翻去，唯独此事无人触及③。

或许是受到突然转向的政治课安排的影响，数54同学对政治课教学长期积蓄的不满被激发出来。1956年6月，数54级八名同学给报社写信对政治课教学提出意见，这封信发表在195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上，题为《希望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他们在信中提出：政治课教学内容重复，很多在中学学过的内容在大学还要大同小异地再学一遍。内容琐碎，讲授不深入，结论多，论证少。在教学方法上，很少鼓励同学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有时对不同看法进行讨论时，老师往往又用“立场”“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老师有这样的提法：“应该首先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再来体会它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这种提法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学有这样的感觉：学政治理论是去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政治理论课必须好好改进，目前的政治理论课实在使我们学不下去。

写信的八个同学是数54级洪允楣、刘景麟、张景中、于劭、黄乘规、徐元洪、张恭庆、王选。

这八人中在一年之后有四人成为右派：洪允楣、张景中、于劭、徐元洪。数十年后，这八人中出了三个院士：张景中、张恭庆、王选。

八人之中的于劭回忆：事实上，这八人在当年绝大多数是学习上的“一时之选”，而这封信的观点，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当年年级中占绝大多数的“中”和“右”的学生的共同观点。

苏共二十大最令人震撼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没有在苏联公开发表，但不久之后却由西方媒体公布。北大当时的第三阅览室可以看到英国的《工人日报》，不少英语程度高的北大学生从《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报告全文，这其中包括数54的多位校友。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中流传开来，报告的内容颠覆了以往斯大林的慈父形象，陈奉孝回忆：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其他一些思想出位的数54学生共同的感受。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镇压，中国支持苏联的行动，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警惕，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的发生外因是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颠覆，内因是匈牙利等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镇压。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持续数月的小阳春气氛开始逆转，阶级斗争被重新强调，斯大林的功过被重新评估，反对个人崇拜不再被提及。所有这些精神，被阐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中。此文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再论》发表后，一些敏感活跃的北大学生对这种逆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1957年担任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的陈良焜回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专制独裁严重后果，以及随之引发的东欧政局动荡，导致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同学对当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疑问。1956年12月结合《再论》的发表，上级党的领导决定在各大学组织学习《再论》，以求统一思想。我记得数学54级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民主”问题：其一“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其二是“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有大民主”④。

学习讨论是全校性的，所谓“统一思想”，是让大家接受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大民主。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主流意识。因此这种讨论即使在思想活跃的北大，固然会有不同看法，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风波。然而在数54级，却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前述给报社写信提出改进政治课意见的八位同学之一刘景麟回忆：他所在的五班，双方争论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高教部的领导曾去旁听他们的讨论。刘景麟说：上级让他们写一份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参与大民主，遭到他们的拒绝。陈良焜回忆：过去在学生的政治学习中，基本上都是主流意见成为共识，而这场辩论却首次以各唱各的调而收场。陈良焜认为：这场争论为次年的鸣放和反右埋下了伏笔。

在5·19风暴中

1957年5月19日，历史系55级2班的一群同学贴出了鸣放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质疑参加团三大的学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张并不尖锐的大字报迅速激起连锁反应，一批活跃敏锐的北大学子迅速跟进。

数54的活跃分子们立即产生了参与感，最为激进的几个尖子生动议也写一张大字报，由陈奉孝执笔，七嘴八舌地凑成了几条：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人事档案公开；政治课改为选修制；公开选拔留学生；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字报有四人签名：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对于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来说，这些观点应是他们在前两年政治风云变幻中观察思考的结果，而张世林，据他的回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观点的内涵和外延，只觉得大家议论一番写出的大字报，不能敢说敢做不敢当。

数54级四位同学的大字报是“5·19运动”中第一张尖锐触及体制问题的大字报。引起的激烈反响可想而知。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等也从此而一发不可收，他们深度参与了这场运动，在后续的日子里，他们频频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不同看法的同学辩论。行动力最强的陈奉孝倡导组织了学生社团百花学社，聚集了全校最为激进的一群学生：物理系谭天荣、刘奇弟，哲学系龙英华、叶于泩，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等，他们策划编辑出版同人刊物《广场》，向其他院校同学寄送重磅大字报抄件——民主接力棒，去天津南开等院校介绍北大鸣放情况，成为“5·19运动”中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

数54级与陈、张、杨观点相似的同学不少，但介入运动的程度有不同，就发表言论来说，笔名“谈论”的钱如平，甚至比几位核心人物更为激进，他发表了《“平等、民主、自由”颂》《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的宣言，在那场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较多的同学是在一些活动中给陈、张、杨们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有同学帮助他们抄大字报，有人帮他们油印刊物，有人购买刊物以示支持。这些行动有源于观点的认同，也有对他们个人魅力的服膺。陈、张、杨都才华出众、人品可嘉，又因活动越出了官方的界限而一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压，这令一些亲近他们的同学为之不平而出手相助，而这些同学最终也难逃厄运。

思想活跃的数54同学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些同学认为陈、张、杨们观点过于偏激，并不完全认同，同时也对左派的“卫道士”做法不以为然。1956年率先写信给报社提出政治课改进建议的洪允楣是调干生，曾担任团总支委员，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学习尖子。但他不尽认同过于激进的做法，于是联络一些观点相同者组织了另一个小社团“探索社“，范围不仅在数54，也牵涉到其他系的一些同学，他们试图从不左不右的角度观察和探讨当时的热点问题，以”探索“的名义发出过一些声音。

1957年之前的几度政治风云成为数54诸多同学沦为右派的催化剂，但也有少数人因之前的翻云覆雨而提高了政治敏感性，在风暴来临之时保持了缄默。刘景麟回忆说：我和陈天权在肃反时都挨过整，其原因就是认为我们自由散漫不要求进步。5月19日那天，我和陈天权、张恭庆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了大字报，不约而同地有一丝不安的感觉，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拿着书一起向图书馆走，一路上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提到党支部的人曾找我，说肃反时整我是错误的，让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不料陈天权也跟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动员。联想起数月前在讨论《再论》时还争论到剑拔弩张，如此变化让我的感觉就像数学上说的不光滑，我们几人达成共识，不能去趟这摊浑水。后来的结局是即使一言不发我们也都成了中右，如果讲一句话，就必是右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