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蒙难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了反右运动的开始。6月21日，人民日报又在关于北大的报道中宣布“百花学社”为反革命小集团。作为“百花学社”的发起人和骨干，鸣放中全校知名的活跃分子，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已是在劫难逃。

几位同道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坚不认错。他们都多次发言宣示自己的态度。

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试图将责任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⑤！

张景中说：目前政治尽管目的伟大而手段不能不采取肮脏，人民日报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肮脏的，我欣然接受组织处分，校规国法，我不改变我的态度⑥。

杨路说：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议⑦。

越来越恶化的形势让陈奉孝感觉自己的抗争帮不了任何人，而自己也迟早会被捕，他于是偷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求助，被拒绝后他试图外逃，跑到天津塘沽港口时被巡逻的人抓获，由此开始了20年牢狱生涯。

张景中和杨路是数54级公认的天才学生，惜才的教授们很想为二人争取网开一面，校方也在等待他们改变态度。6月下旬，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和时任数学系秘书的丁石孙先生邀约张、杨二人谈话，杨路回忆说：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谈不拢的，我对张景中说，先生们平时对我们都不错，谈不拢的话伤感情，我就不去了。

6月26日，三位教授和丁石孙先生与张景中谈话近四个小时，希望他能认错，以帮助他过关，但张景中没有听从教授们的劝告，坚持自己不认错的态度。

第二天，丁石孙先生约杨路单独谈话，根据丁石孙先生的记录，杨路认为：良心、人道是最高的准则，他不愿意从社会主义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杨路表示，你们要谈效果，我只管动机，我不愿改变我的思想，我等待你们的审判好了。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杨路回忆当年的谈话时说：我发现丁先生其实挺左的。后来，在批判我的会上，让我谈感想，我说：我觉得丁先生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无论是政治高压，左派围攻，还是老师劝告，几位同学态度坚决，不愿做任何违心的认错。加之不少同学对他们有同情甚或钦佩，使反右运动遇到极大阻力。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开始的时候反右是进行不下去的，后来彭真到北大坐镇，到张景中的班级亲自指导，才渐渐发动起来。

陈良焜回忆：1957年6月初全国已经转入对右派的批判，北大左派士气大振，激进大字报也日渐凋零，但是在数学54级形势并未扭转。班级准备召开批判张景中、杨路的会，由于张、杨等拒不参加，根本开不起来。党总支和学生干部意识到，不批倒张景中，数学54级形势不可能扭转，于是决定在宿舍28楼门前召开批判大会。为了壮大左派力量，还到外部搬兵。力学54级本来和数学54级是同一年级，刚分专业不久，但是力学54级左派力量较强，于是部分同学被指派参加批张大会。哲学系当时是左派大本营，部分师生也来助阵造势。会议开始张景中仍然在宿舍拒不出门，于是派出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到宿舍找他，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抬到楼前进行批判，所以行动带上了暴力色彩。这次批判会根本扭转了数学54级的反右形势⑧。

数54级的右派堡垒就是这样被高压强势摧毁的。

随着反右的步步深入，数54级凡是支持同情过百花学社的学生悉数被划为右派。鸣放中发表过倾向右派观点的更是无一漏网。组织探索社的洪允楣本是试图走中间路线的温和派，但在反右后期，却被扣上“以中间的面目出现，与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的帽子，被打成极右分子，参加过探索社活动的数54级同学于劭、赵立人、陈孝萱、梁世辉也一一入彀。

反右运动在数54这样的重灾区显得尤其残酷，到反右后期，一些原来属于左派的同学因观点有过摇摆也纷纷落马，即使痛哭流涕检讨也无济于事。陈良焜回忆：按照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有些同学以不划右派为宜，但现实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按照当年的政策规定右派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反右进入尾声时，各个党团支部纷纷开始清理门户工作，数54二班团支部的很多右派都是团员，支部会讨论开除某一人的团籍时，没有被开除的团员仍然有表决权，被开除者通过开除决议后就被勒令退场，接着讨论另一位右派团员的团籍，而他刚才还举手赞成开除前一位团员的团籍，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举手开除别人，接着开除自己的态势，真是惨不忍睹⑨。

最终，240人的数54级，划出了38名右派，他们是：梁世辉、林  埜、  孙传仪、戴佑健、樊振环（女）、刘训善、陈孝萱、茹新民、 赵立人、庄国强、李颢、潘轺湘、杨路、陈奉孝、洪允楣、钱如平、 孙乾、于劭、张景中、张世林、苏乙波、陈守义、胡耀鼎、吴其斌、杨奇峰、冯礼贵、蒋星耀、李权、刘巽仁、马立毅、苏亚贵、崔彦昭、蒋巍、李兰芬（女）、徐元洪、张敦颢、张炳谦、董尚斌。

数54级的右派很多受到严酷的处罚。其中：判刑劳改三人：陈奉孝、钱如平、马立毅。劳动教养四人：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被遣送工厂、农村劳动考察九人：梁世辉、茹新民、李颢 、洪允楣、于劭、张世林、吴其斌、李权、刘巽仁。

其中梁世辉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张世林在返校复学后被打成反动学生遣送劳改。

他们带着美好的理想进入燕园，却在噩梦中结束了学生生活。 

苦难深渊与坎坷生涯

反右之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们坠入了苦难深渊。

右派学生钱如平在反右后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刀枪准备战斗等，他在夜里贴完大字报后即跑回浙江老家，但很快被公安局破案抓了回来，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钱如平的行动被陈奉孝认为是打横炮，非但不能帮助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北大最活跃的一群右派，也是为了要帮助共产党进行改革，而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钱如平的行为，超出了当时右派学生们对自己的定位。

当然即使这个定位，也已大大超出了官方的容忍度。陈奉孝于1957年9月16日，在试图外逃时被捕入狱。

张景中、杨路和百花学社的几名骨干分子、发表了“反动”观点的极右分子，于1958年2月8日被送劳动教养。

帮陈奉孝油印《广场》刊物的孙传仪，被定性为《广场》集团骨干，于1958年2月15日（除夕）被送劳动教养。

梁世辉、茹新民、洪允楣、于劭、张世林、吴其斌、李权、刘巽仁被送往工厂，李颢被送往农村劳动考察。

这些热情单纯的学生从进入公安局的那一刻起，立即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与张景中、杨路同一天送劳教的中文系右派学生王国乡回忆说：进了公安局，杨路轻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墙角。

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这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是如何适应的呢？

作为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对于被捕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才会有外逃的行动。被捕后，因为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甚至做好了被判死刑的准备。宣判后得知被判15年，他说：宣判后我突出的感觉是高兴，甚至是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临去前我估计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实际只判了15年。当时我想，我虽不能像旧小说里所描写的，有些绿林人物临死前说的豪言壮语“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我毕竟只有22岁，15年后出来不过37岁，还是正当年，还能有所作为。后来的劳改生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张景中说：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发表这些言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理。但同时又觉得还是应该去劳动，因为劳动也是建设，也是必需的工作；而且，到了农场我看到周围的农民可能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庄附近挖沟，有一个农民就找到那个领着我们的队长，说我们劳动教养能吃饱，那他们也劳动教养好了。整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没有想到会有20年这么长⑩。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回忆：张师曾考我是否能背诵东坡的《留侯论》，我是记得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⑪。”这或许是张景中在面临命运巨大转折时的精神支撑吧！

性格率真的杨路，则是一个管不住嘴的人，他说：我这个人，讲话不太考虑场合的，比如：大跃进那时候，总是说这也能发电那也能发电，我说：左右手搓一搓还能生电呢！于是被批了一顿。有一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了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结果又被批判了，说我想表达什么？

劳改的陈奉孝因为多次顶撞管教，抗拒改造，受尽折磨，他多次被关小号，受过镣铐加身、吊打、老虎凳、枪毙死刑犯陪绑、被强迫跟吊死的人在一个炕上睡觉等折磨，十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他在九死一生中没有放弃过学习和思考，利用仅有的条件，阅读了马列原著和人民日报的重点文章，对一些重大事件如中苏分裂、文革等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两个数学天才张景中和杨路则用对数学的钻研和思考作为精神寄托，在超负荷的劳动和非人折磨中，他们从未放弃学术探讨。张景中回忆：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繁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带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个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我和杨路常常通信交流心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主要讨论的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和国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后才发表。

张景中对数学的思考和钻研已经到了超然忘我的境地。他的难友、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王书瑶回忆：在最困难的1960年，劳改农场中很多人饿死了，也有很多人奄奄一息，被送到病号队，只要有一点营养，就能起死回生。有一次，王书瑶送一个奄奄一息的右派难友去病号队，看见张景中也在病号队抢救，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有人在向他喂东西。过了两天，王书瑶再去病号队时，看到张景中已坐了起来，拥被而坐，面前摊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后来王书瑶遇到同一个劳改农场的右派戴文葆，戴因为体弱，资格比较老，被安排管理劳改农场简陋的图书馆，戴文葆对王书瑶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图书馆，问戴文葆：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戴说：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张景中怅怅地走了，仍然那样神情恍惚，他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戴说，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在流血，饿到了这个份上，张景中还在想着系图书馆。

在几位苦难深重的同学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数54的其他右派也在痛苦的岁月中煎熬。

右派学生刘训善，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在“四清”中因为是右派被清出，下放到卓资山中学任教。刘训善与一位农妇结婚，遇人不淑，农妇对他非常不好，不喝酒的刘训善痛苦之中开始酗酒，有一天猝然去世，离开了这个让他无可留恋的世界。

右派学生于劭，在工厂劳动考察后返校复读，插班到57级，因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人格侮辱，退学回老家当了农民。

右派学生张世林，也在于劭之后从工厂回校复读，插班到59级，尽管他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仍在1965年毕业前夕被打成“反动学生”，被送往南口农场劳动，1969年结束改造三进北大，又挨了近一年批判后才毕业离校，至此，他在北大度过了15年另类人生。张世林的老母不知儿子犯下了什么罪过竟遭此劫难，在寒冬腊月雪地里下跪为儿子祈求上天开眼。

数54级没有划为右派的同学们很多也在政治运动的跌宕沉浮中负重前行。王选等同学进入计算专业后参加了大跃进中上马的卫星项目红旗机的研制，在当时超英赶美的狂热气氛中只能日夜苦干，稍有不同意见或略有牢骚就被视为右倾，被批判调离。最终虽然完成了简单运行的献礼工程，王选却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患了重病，不得不回上海老家休养几年才得以恢复。同学陈良焜认为，王选的健康因此受到重创，他的英年早逝也与此相关。

数54级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在1957年反右时，他还是一名愿意做驯服工具的新党员，对于反右尽管内心有看法，但行动上仍是紧跟。然而在反右之后，左倾之风愈演愈烈，1959年反右倾时，数力系的原任总之书记林建祥、系秘书丁石孙均因对大跃进和瞎指挥提出意见，遭到整肃，林建祥被打成漏网右派，丁石孙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武际可对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做法产生了反感和厌恶，他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一切问题独立思考的必要性，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感，慢慢由消极到逐渐远离，专心于教学了。

数54级比较幸运和顺遂的是毕业后被分配去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同学。李颐黎、朱建士、杜明笙、龙世猛、谢昌年等人荣幸地入选。尽管是在一片荒野中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但艰苦不是那一代人所畏惧的。他们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在为国效力的自豪和激情中忘我工作。同学们回忆了他们在工作单位九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进行原子弹的流体力学模拟计算，当时的工具仅有算盘、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学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数学组紧密配合做数值运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数字，如何保证精度要求？当时只能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个一个数据来算，可要计算的是数万个数据！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还采取了两人一组，背对背同时计算，要求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否则要由第三人进行核算后再确认。另外还有一个人拉算尺，检验前三位大数的准确性。人手不够，领导将其他组的大学生调过来，组织大会战，即使这样，一班人日夜奋战演算一个模型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这样辛苦的计算居然要重复九次，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撤离。而苏联专家遗留下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与他们计算的最后结果对不上，而这个结果对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到底谁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此，1960年组织了多次力学、物理和数学专家的讨论会进行论证，在辩论中有时专家驳倒了他们，有时他们驳倒了专家。那时候，学术民主空气很浓，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出于谨慎，决定再计算。他们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一次一次地改变计算的物理和数学条件，都获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至于“老大哥”的那个数据，他们不管了。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理论上论证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给予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九次计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解决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难题⑫。

朱建士、杜明笙们是幸运的，他们终有机会践行在北大接受的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求真求实的教育，而他们的同学如陈奉孝、张景中们却因为不屈从于强权、坚持独立思考而身陷囹圄，历尽苦难。

迎来第二个春天

1976年，中国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这意味着很多人的命运将面临改变。

之后，文革结束了，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55号文件发布。背负污名和重压20年的右派们终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然而，春风未度玉门关，在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农场、社会底层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们被封锁了这些不利于改造的信息。此时的张景中还是一个在新疆兵团劳动的劳教期满就业人员，而杨路在1975年才被劳改释放回到成都自谋生路做临时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即将到来。

然而，千里之外却有当年同时蒙难的老师和同学在关注他们的命运。1977年，当年北大数力系的助教陶懋颀和数54级学生赵立人都从其它单位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都是57反右的落难者。他们较早知悉55号文件，但他们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时来运转，而是想到了仍然困顿在社会低层的张景中和杨路，他们了解张、杨的不凡天赋，决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早日重返学术殿堂。陶懋颀、赵立人和一个北大师弟共同谋划此事，他们担心直接商调难以成功，决定先由科大发函邀请张景中来做学术报告，使他能离开新疆农场，把人“扣”在科大，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期间请新疆领导允许放人，事情进展顺利，只待档案到来，此时陶懋颀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亲赴新疆取档，他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小飞机到张景中的农场所在地库尔勒，全然不顾颠簸和危险，取到张景中的档案，原路返回。从张景中那里，他们得知杨路的下落，又去办理杨路的调动，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两位劳改流放二十年的天才重新归队。此举令张、杨二人感激终生。

1996年，已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的陶懋颀老师罹患胰腺癌住院，张景中闻讯，带全家赴京看望，并亲自在床边服侍十多天。1997年，陶懋颀不幸病逝。张景中不胜悲悼，他说：陶老师的逝世是我成年后经历过的最大的悲痛。

张、杨在重返学术讲坛后很快拿出了多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令很多人惊诧莫名。如果回溯他们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锲而不舍地研究探讨数学问题的经历，就会明白这些成果背后的超凡付出。我曾询问张景中学长，在多年劳改、根本接触不到最前沿科技文献的情况下，您是如何使自己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平反后迅速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他回答：做数学研究主要靠思考，长期深入思考，有些基本问题要反复想才能想出新的思路。杨路学长也说：我们研究的是数学，主要靠思考。不像其他学科比如物理需要实验，而我们一直坚持思考交流。

张景中和杨路在1979年至198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六年中，合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张景中说，他最喜爱的是生锈圆规问题的研究成果。生锈圆规问题即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做出哪些几何图形？张、杨进入这一研究后，很快得出了意外完美的结果，文章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上刊登，审稿评论称：这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其方法又引人入胜。我无条件推荐它发表。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在《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1985年，因两地分居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张景中和杨路同时调往中科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晋升中科院研究员，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时，他们转入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张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吴文俊先生提出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受到启发，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他特别关注吴文俊的成果之后有待突破的难题——如何让机器生成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证明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突破，他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消点法，后来，杨路将消点法用于非欧几何，出版了英文专著。国际同行评价这一成果是计算机解决几何问题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1995年，张景中因这一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张景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最看重的，不是获奖当院士那些，而是从新疆就开始思考的教育数学，数学教育是国际上多年无解的难题，我发现关键是数学本身需要简化整顿，即为了教育，要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容易。

为了普及数学，张景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几部数学科普书籍，《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传奇》《数学与哲学》《教育数学丛书》，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备受读者喜爱。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因为对科普的投入和贡献，他曾担任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与张景中合作半个世纪的杨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与张景中合作无间，而又各有所成。他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首席科学家，他所创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行内专家认为是“解决了实代数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景中和杨路这一对甘苦与共的数学双璧，前半生投身于民主，后半生献身于科学。

在张景中和杨路还在困境中煎熬的1975年，他们的同学王选已经受命出山，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从研制“红旗机”开始，王选以长期患病之身，始终坚持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研究探讨，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坚持英语阅读和听力的训练，这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积跬步以致千里，1979年7月27日，经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王选主持研制成功汉字精密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一张八开报纸底片。1980年9月15日，王选团队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排出了第一本样书，这一研究成果引发了我国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现代毕升”。

为了推广这一技术，王选致力于成果的商品化工作。1988年后，王选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1991年，王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世纪90年代，是数54级同学人生丰收的季节。1991年，当年的天才学生之一、北大数学系教授张恭庆因数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重要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3年，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周巢尘因计算机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1995年，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文瑞因微重力流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同年，朱建士因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为中国“两弹”的突破做出重要贡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跨世纪后的2001年，在航天研究领域工作的刘宝镛因在导弹总体设计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当选中科院院士。

当年高手云集的数54级，高开高走，出了七位院士，两位两弹一星和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著名教授和研究员则不计其数。

如果回溯众多数54学生崎岖的人生之旅，就能够了解这些荣耀的标签远不足以彰显他们在漫长的跋涉中坚忍无畏的气概和壮志未酬的辛酸。不能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对数54人尤其如此。在苦难与辉煌之间，有多少雄鹰折翼，龙行浅水。很多从57年开始，就遭受人生重创的数54人，尽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尽了最大努力，发愤图强，锲而不舍，但仍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人生高度，他们的才华被时代摧折，但他们丝毫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母校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