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国在哈尔滨，有位原六级同学徐昌汉送给我他主持翻译的一本书《大国悲剧》，是当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写的。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我读后感到写得是客观的。最高班子一定认真研究过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从正面还是反面接受？）。看来当局起码从中得到了两条"教训"：一是不要出现"反对派"（搞网络实名制是措施之一），二是在社会上有很多矛盾的情况下，不要出现主张民主、政改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此要大批"民主的普世价"、"道德滑坡"）。看来是做到了。当年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没有做到，因为他把有不同声音的人视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现今也做不到，因为把不同的 声音视为外国的代言人。但绝对的统治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不同声音，没有监督，这也是腐败问题不能解决而且日益严重的根源所在。此问题不解决会亡党，但亡不了国。对将来的新的班子如何做，只能拭目以待了！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如今，苏联的兴亡史、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我们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赴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来华访问，我也曾当过翻译。我结交了很多苏联朋友，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苏共和苏联的逝去，这些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苏联解体之谜格外关注，对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雷日科夫这些年写过不少书，但他对此书特别重视。他说：" 这本书我写了十多年。"书的主题是苏联解体----这是对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叙述苏联发生在1989至1991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备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是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他和整个俄罗斯思想界一样，开始了对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此书。他说：" 我希望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回答我心灵和理智的呼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清明和超脱。痛定思痛之余，15年来，雷日科夫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他曾同数以千计的本国和国外思想精英交换看法，促膝长谈；也曾无数次深入底层，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还曾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此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全面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很多，以致许多资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 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 

雷日科夫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所谓" 民主派" 为代表的社会上的反对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条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领导权，而苏联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体垮台的。其间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各种社会力量的起伏动荡，各种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阐述十分深刻细致，值得深思，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这本书虽属宏观叙事，但却始终保持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叙事风格，结合了大量历史细节，以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和关于某些问题的悬案，可谓做到了有根有据，深入浅出。而且事事讲来心平气和，有睿智的长者之风，读起来引人入胜，发人警醒。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 大国悲剧".前苏联7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蕴藏丰厚的研究资源。在当前我国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轮" 大国研究热"的当口，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解剖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著作，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此书的翻译出版，定能引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定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苏联研究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苏联情结。因此，当2007年春节过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米尔诺夫博士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雷日科夫有一本关于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新作已经杀青，希望能翻译成中文出版。斯米尔诺夫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项工作，我由于手头正有别的工作，便犹豫了一下。但他那迫切的口气使我不得不改变初衷，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斯米尔诺夫先生曾两度同我有过密切的文字之交，而且后来又承蒙他撰文在莫斯科报纸上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工作加以谬赞。这次他是应邀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社会大学副校长、莫斯科名人俱乐部执行主席、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科京先生一同到哈尔滨来参加2007年冰雪节的。为雷日科夫的新作寻找译者并安排在中国的出版事宜，是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他见我应允了此事，便邀我到宾馆同科京先生面谈。

科京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大致状况，答应回国后立刻把该书的电子版文字和图片设法传递给我；而我则向他保证一定努力忠实地传达原文，并帮助他们物色到一家合适的中国出版社来做这项工作，以不辜负作者的期望。这样，这件事便定了下来。科京回国之后，很快便通过特快专递发来雷日科夫亲笔签字的版权委托，又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该书全文；再后来，又通过本书译者中在莫斯科工作的徐明稼带回图片光盘。而我，则把此事向所在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做了汇报。院长曲伟先生和院老年科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表示积极支持，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对国内几家重要出版社的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还是请新华出版社支持这项工作为好，于是便把全书的简介寄到了新华出版社。

 很快，新华出版社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同合作。于是我们邀请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资深翻译家高文凤、宋嗣喜和年轻的翻译家李蓉，资深翻译家、黑龙江大学的王育伦教授、省行政干部学院的王邻德教授参加翻译，并邀请在莫斯科常驻的徐明稼小姐担任译者同作者之间的"联络员"，并参加部分章节翻译，担任了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这样，就出现了译者的如下分工(按章节顺序排列)：徐昌翰：前言，第1、4、5、12章；王育伦：第2、3章；王邻德：第6章；高文凤：第7章；李蓉：第8、9章；宋嗣喜：第10、11章；徐明稼：后记、作者小传、图片说明。最后，全书由徐昌翰作了统一校订。

 在此，我愿代表全体译者，向所有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鼓励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假如这本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将是对我们的劳动，也是对这些朋友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