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2日晚，莫斯科。

斯大林七十大寿招待会正在举办，毛泽东气呼呼地参加，一点好脸色也没有。

毛泽东是带着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谈定中苏援助这两个任务来的，但他一路上心情特别郁闷，不仅是因为看到高岗请人给斯大林画了好多大幅肖像，更重要的是，他明显感觉斯大林会故意拖延谈判。

果然，斯大林只字未提这两件事。毛泽东气得几天闭门不出，柯瓦廖夫来找他，他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

外界看到毛泽东都跨年了还没回北京，也没有出席苏联的任何公开活动，传言纷纷，说中国领导人该不会是被斯大林软禁了吧。

一直到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飞往莫斯科救场，才打破了谈判僵局。谈了20多天后，中苏双方才在2月14日签订了新条约和贷款协议。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为什么这次谈判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主要是斯大林不愿意白给，要技术要军援可以，给钱。

可是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1.57亿美元，根本拿不出钱去买苏联的先进技术，所以毛主席才会遭到冷遇。

没钱？行啊，那就用矿产来抵吧。苏方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钨、锑、铅、锡全部剩余供给苏联，期限14年。

另外还要我们给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开出2000—4000卢布的高工资，相当于当时他们在苏联工资的3—7倍，毛主席工资的3—6倍。即便周总理反复沟通，人家就一句话，你爱要不要。

斯大林还在汇率上耍了个小心机。毛主席前脚刚离开莫斯科，苏联后脚就提高卢布汇率，这样算下来，我们贷款还没到手，就凭空损失了3.9亿卢布！

然后我们也提高人民币汇率，最后葛罗米柯被我们催急了，未经请示就拍板，答应1卢布兑6754元人民币（按第一套人民币价格计算，对我们有利）。这下，斯大林再不满意，也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可怜的葛罗米柯也因为这个决定，被贬去当驻英大使了。

中苏援助谈判持续了前后四年，苏联领导人都换成了赫鲁晓夫，还在谈。

期间，抗美援朝打响，志愿军以百万血肉之躯扛住了朝鲜战场，才迫使苏联在援助谈判上作出让步。而让步的结果，就是苏联终于同意，提供给我们总价值30多亿卢布的援助。

由于这批援助一共有156个项目（实际完成150项），所以被叫做“156项重点项目”。今天的鞍钢，武钢，大连造船厂，沈飞，一汽等工业扛把子，都是从这个重工业摇篮里一路走来的。

但是，这些援助不是免费的，而是中国用抗美援朝战场的牺牲，以及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5万吨钼精矿、3万吨锑、9万吨橡胶，大量粮食、其它物资，外加部分外汇换来的。

1950年，新中国刚从废墟里爬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一百年来第一次站着看世界，却发现我们和当时的工业强国有着令人绝望的差距。

当时中国进出口总额11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0.9%，是美国的百分之五，印度的一半，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初级产品。

中国的原油产量、钢产量、发电量、煤产量，分别是美国的万分之五（12万吨）、千分之二（15万吨）、百分之一（43亿度）、百分之七（3000万吨）。

因为底子差，兜里没钱，还要烧钱引进技术，所以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基本上是挣多少花多少，有时挣的还没花的多，到了1978年，我们的外汇储备还停留在1.67亿美元，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其实还减少了（期间外汇储备一直是零点几到一点几，我就没有绘图，后面我都会绘图）。

从上面的故事可知，外汇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甚至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既然外汇如此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外汇呢？

外汇其实就是外国的货币，可以是美元、欧元、日元、卢布……外汇的用处很多，去外国旅游，和外国做生意，还外债，投资海外资产，稳定自己的货币汇率等等，只要和外国打交道，就要用到外汇。

每个国家都担心别的国家滥发纸币，所以一般不会直接收别国的纸币。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又挂钩了黄金，信用最好、流通性最高，所以大家都用美元结算，因此这一时期，外汇基本等于美元。

而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国家压箱底的救命钱。1997年泰铢崩盘、2022年斯里兰卡破产，都是因为外汇储备见底。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赚外汇？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只要贸易顺差才能赚外汇，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赚外汇，基本都是靠这三板斧：疯狂出口赚顺差，引进外商搞投资，开放金融市场让热钱涌入。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的选项只有第一项。

当时，我们也兴致勃勃地想和西方国家做生意，但由于1949年就被拉进了“巴统”黑名单，实行了严格的禁运和制裁，要赚点外汇实在太难了。

贰

1950年，我们故事的主角都还很年轻。

第一位出场的是对中国船舶出口产生关键影响的人物——柴树藩，他刚到不惑之年，是未来的六机部部长（这个部门专门负责造船）。

柴树藩本来是个超级学霸，1933年同时被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录取，但因为家里穷得没米下锅了，他冲着免学杂费和工作好找去读了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进入天津海关，成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

柴树藩本来只想安稳生活，但还没高兴两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天津海关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他实在忍不了给日本人打工，1938年收拾行囊去了延安。

柴树藩在延安简直是妥妥的高学历稀缺型人才啊！于是组织重点培养，安排他做经济政策研究，之后一路提拔，1948年担任东北工业计划部计划处处长，受陈云直接领导。

由于柴树藩非常熟悉工业和经济工作，他两次被选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总理出访苏联，回国后又负责落实156项工程。

柴树藩

1951年，一个叫朱镕基的工科生刚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柴树藩麾下，柴树藩对这个脾气耿直的小伙关照有加。

不过，这个时候，柴树藩和朱镕基还没有开始影响中国外汇，我们先让他们休息一下，让新中国外贸事业的拓荒者卢绪章亮个相。

这位浓眉大眼的帅哥就是卢绪章

卢绪章和柴树藩同龄，他当时被周总理点名当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正觉得无比委屈。

中国进出口公司明明是个大肥差，今天的中化、中粮、中国五矿等众多贸易型央企，都是从这家公司脱胎而来的。卢绪章委屈啥呢？因为他真的，不想再当什么经理啦、老板啦！

卢绪章出生在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22岁的卢绪章就和几个好哥们儿凑了150法币，在上海开了一个小公司，后来叫广大华行。那时他只想经商救国，哪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特工。

1937年，热血爱国青年卢绪章秘密入党。1940年，周恩来准备给根据地开个“小号”，负责突破经济封锁，秘密运输战略物资，于是挑中了卢绪章的广大华行。

之后，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卢绪章，以广大华行总经理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一步步混成国民党少将参议陈果夫的大红人，通过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倒卖黄金银元给根据地输血……（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主角原型就是卢绪章）

卢绪章当特工时每天神经紧绷，被好兄弟骂叛徒，被老婆骂大骗纸，多次申请想回延安。解放后，他把全部身家交给国家时，总算觉得轻松了，但现在居然又变成卢经理了！

委屈归委屈，工作还是要干。

卢绪章有个妹夫，也是宁波人，名叫包玉刚，他在以后对中国船舶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放前夕，卢绪章故意把包玉刚“赶”到了香港，临走前，他偷偷给包玉刚留下一沓钱，不过要等到三十年后，他才会发现这笔“风投”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收益。

青年包玉刚

然后，卢绪章将广大华行和陈云创建的联和行合并，在香港组建为华润公司，继续走灰色路线。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和台湾用军舰死守关键港口，可就是发现不对劲，咋封不死中国的运输线呢？其实，是卢绪章指挥华润公司，把2.3亿被冻结的美元物资和外汇抢运回国的。

划重点，直到改革开放前，华润公司一直是中国外贸部的小号！

当时我们被整个西方世界脱钩，但其实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国家，还是很想悄咪咪和我们做生意的。

于是，华润公司的商船打扮成外国轮船，挂着外国国旗，带着我们的大米、猪鬃、各种土特产，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和别人砍价，给中国赚外汇，买禁运设备。

参加反禁运战线的华润员工周秉鈇

如果此时卢绪章只是有点委屈，那么最后一位主角，即最早一批带着外资来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商界人物——日本八幡制铁所高管稻山嘉宽，他的心情，可以说一落千丈。

八幡制铁所是日本最好的钢厂，它是今天全球第四大钢厂——日本制铁的前身。稻山嘉宽非常渴望得到中国的煤矿和铁矿，但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制裁新中国，中日钢铁贸易多次中断，稻山嘉宽也一直等了二十多年。

叁

时间来到1958年到1965年，我们的贸易总额在30至45亿美元之间打转转，中途一度跌到了26亿，外汇只够周转半个月。

为什么这个时期会特别困难？

当时，美国和苏联都摆出一副要揍我们的样子，贸易被完全封锁。虽然日本和西欧的部分商界人士愿意绕开“巴统”和我们做生意，但我们依然没钱引进技术，因为我们是真没外汇了，一滴都没有了。

和苏联闹掰后，我们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边要还苏联贷款和其它外债，1958到1965年一共还了38亿美元；一边还要买粮赈灾，说多了都是泪。再次强调，外汇储备在友谊小船翻了的时候尤其重要啊。

1961至1965年，我们每年进口小麦500万吨以上，光是买粮就要花5亿美元，约占当时外汇总额的四分之一，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关键是我们还不能大张旗鼓地买，只能悄咪咪地买。如果外界知道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缺粮，一定会趁机涨价，到时候遭殃的不仅是我们，还有很多穷国。

还好华润公司副总经理何家霖想了个办法，给人家说我们要调剂品种，这样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小麦，既能省外汇，又不会引起动静。当时澳大利亚粮食滞销，很愉快就答应了，签了个长单，之后又和加拿大签了长单。

因为这件事办得漂亮，华润负责人巢永森等人去北京汇报时，李先念副总理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两只烤鸭。

还有一个小细节，华润从加拿大进口面粉时，为了省下每顿23先令的面袋钱，提出从第二批开始，用我国自己的面袋来装面粉。（真的在努力省外汇啊）

这时候卢绪章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不委屈了。他在1956年安排华润创办了第一届广交会，继续满世界签订单，到6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和125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

那几年，由于外汇都用来买粮和还债了，我们自然也就没钱去升级装备，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从1960年的30亿美元一路暴跌到1965年的3.5亿，各种工业都被卡脖子了。

这个时期很多项目举足不前，六机部连核潜艇项目都停了，而且由于我们造不出先进的船用柴油机，一堆船壳子只能静静地躺在船坞，很多船只都生锈发霉了。

六机部一直在申请引进瑞士苏尔寿柴油机，只需要12万美元，好不容易获得批准，在1958年签订了协议，但因为种种因素又搁置了20年，中国造船工业也因此停滞了20年。

看到了吗？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外汇，连一个12万美元的柴油机都要反复纠结。

知道你们越看越气，但最困难的一页，马上就要翻篇了。

时间来到70年代，被卢绪章赶到香港的包玉刚，开始飞黄腾达。

包玉刚50年代中期刚开始涉足航运业就碰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从中大赚了一笔运费钱。后来日本为了刺激造船出口，规定船东首付20%的钱就可以把船买走，剩下的80%都可以低息贷款，这又让包玉刚找到了赚钱机会。

于是他加入英国国籍，在汇丰银行便宜行事，贷了一笔钱充当买船的首付，最后把船回租给日本商社，吃到了日本海外贸易黄金期的红利，然后又用赚到的钱去还贷。到了70年代，包玉刚已经成为国际航运巨头了。

虽然包玉刚很风光，但他还是在等待母国的召唤——他想回老家宁波看看。

相比包玉刚，卢绪章、柴树藩、朱镕基这个时期就比较郁闷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不过马上就轮到他们登场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