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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疯狂和西方国家建交，我们的故事主角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一直想和中国做钢铁生意的稻山嘉宽，等了20多年，终于等来了1972年中日建交。复交前，稻山嘉宽欢快地带着商界人士访问了中国。

次年，中国和新日铁、川崎制铁签订合作协议。不幸的是，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爆发了。

川崎制铁考虑到油价上涨不划算，瞬间悔约，新日铁董事会说，咱们也悔约吧！稻山嘉宽回怼：从战前到战后，中国向日本提供了铁矿石、煤炭等重要原料，日本钢铁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现在正是回报的时候。

也许他此刻的内心戏是：劳资不想再等二十年了！

他没想到，这次的仗义不仅帮了中国，也帮了新日铁和日本的大忙。

本来，日本会和欧洲一样，因为石油危机引发一场大衰退，但中国在关键时刻用石油拉了一把日本，将日本的经济繁荣又续命了十年。

得益于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原油产量猛增，1964年实现了石油自给，之后开始出口石油。1973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5000万吨时，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近300%。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中，中国卖了大量石油给日本，1973—1974年石油出口量从180万吨增加到1000多万吨，直接带动了贸易额的爆发性增长。

我没有找到当年石油出口额的准确数据，但仅仅那一年，我们就多赚了24亿美元外汇（相当于之前一年的出口总额），外贸总额终于突破了100亿美元，卖石油果然太快乐了，我们对日本的石油出口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

而在1975年日本钢铁市场萎缩时，中国又向日本追加了400万吨钢材订货，当时日媒拼命夸中国就是讲义气！

因为卖石油，中国一下子有了几十亿外汇，快乐得跟个暴发户一样。

此时，正陷入技术困境的中国工厂，都眼神发光地看向这笔巨款。

鉴于当时我们已经和西方国家陆续建交，尤其是日本和欧洲，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主持了自156项工程以来第二波技术引进浪潮，史称四三方案。

1972年4月，在干校的柴树藩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外贸部当副部长。起因是时任外贸部部长向周总理汇报四三方案，半天说不清，周总理说：“我替你找一个说得清楚的人来。”他回头问李先念：“柴树藩在哪里？”

于是，柴树藩就回到了岗位，负责四三方案制定和外商谈判。在组织多次出国谈判和考察后，我们最终确定，在三五年内从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实际花了51亿。

由于我们有了丰富的石油原料，四三方案主要是搞化纤和化肥工业，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棉花和化肥都严重依赖进口，每年要花10多亿美元进口化肥，自己生产能够省下好多外汇。

我们从石油中提取出“的确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涤纶，这种布料色彩鲜艳，城乡的萌妹们就是在这个时期，穿上了粉的花的漂亮衣服，而在最后一个化纤项目运营后，布票也消失在中国历史上了。

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中国第一批的确良生产线

四三方案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肥料出口国和最大纺织品出口国的起跑线，也是4万多名石油工人和科技工作者拼了命换来的。

同志们，外汇是多么重要啊，如果没有外汇买来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我们现在还在穿破棉袄，打补丁，喝西北风呢。

在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之前，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包玉刚那边。

包玉刚已经开始考虑，想要为中国船舶打入世界市场做点事。但在文革期间，包玉刚不知道内地啥情况，一直担心他的大哥卢绪章会不会出事，但又不敢主动联系，毕竟他是大资本家，卢绪章又当过特工……

1976年1月9日，包玉刚在《大公报》刊登的总理遗体告别名单上找啊找，终于找到了卢绪章的名字。他和妻子相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他相信，他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伍

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取消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令，中国开始利用外资。

1977年，邓小平就叫来刚上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造船工业应该打进国际市场。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要竞争过日本！”要求六机部多出口民船赚外汇，以民养军。

这下给柴树藩整懵了。

当时世界造船业还没有从1973年石油危机中缓过劲儿，日本、美国、韩国的船厂都找不到买家。我们造船厂的船台都长草了，怎么突然就要单挑造船界扛把子日本了？

1977年12月7日，压力山大的柴树藩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话：我今年已经67岁了，不知上苍还能再给我多少时间，为了完成小平同志的这个嘱托，只要一息尚存，吾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柴树藩的主持下，六机部重新引进了瑞士苏尔寿柴油机，聘来三菱重工的造船专家古贺繁一做技术指导，并陆续引进了价值15700余万美元的先进技术设备，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船舶生产制造体系。

关键是，订单哪儿找呢？

柴树藩灵机一动，觉得可以从香港突破。他找到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张先诚打听，张先诚说，去找包玉刚、包玉星兄弟啊，这俩兄弟红心向党。

有趣的是，当时虽然柴树藩和包玉刚想到一块儿去了，但大家都搞不清对方到底啥情况，都在试探。

柴树藩以前组织和西方国家谈判时，深深体会过他们对中国的傲慢态度。当时包玉刚是世界船王之首，和里根、撒切尔、等来往密切，基辛格两次到港，都是住包玉刚家，柴树藩并不知道这种资本家好不好打交道。

不过，柴树藩得知包玉刚和卢绪章的关系后，开心到飞起。他和卢绪章是外贸部的老同事（也一起蹲过干校），关系不错，两人一拍即合。

卢绪章决定从包玉星开始做工作，因为包玉星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死忠粉，于是他和廖承志先电联了包玉星，说明来意。包玉星果然非常开心，当即决定把本来准备在日本定两艘2.7万吨散货船改为国内建造。

包玉刚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立马试探性地向邓小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邓小平让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先生夫妇一同赴北京探亲。

1980年，包玉刚终于踏上了母国的土地，而大连造船厂，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出口订单。

1981年，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

根据协议，大连造船厂要按国际先进标准完成订单限期交付。那段时间，大连造船厂每天夜里灯火通明，在1981年9月准时交付“长城”号散货船，并完美通过了英国劳氏船级社的验收。

柴树藩总算完成了邓小平压给他的KPI，而中国船舶也从此开始出口赚外汇了。

同年，六机部改组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柴树藩任董事长。包玉刚和柴树藩合资成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中外合资公司——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

在中国船舶出口产业的发育期，包玉刚一直在下单，满世界给中国船舶做广告，还直接把撒切尔叫来给中国造的船命名。各国船东紧随其后，纷纷找柴树藩谈合作。

包玉刚在中国造船界蹦跶，稻山嘉宽也想在中国钢铁界蹦跶。

1978年，稻山嘉宽再次率队来到中国，签下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年的外贸总额。

按照协议，中国出口5000万吨原油和1000余吨煤，换来以君津制铁厂为模板的宝山钢铁总厂。

同年，朱镕基恢复党籍，被调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十年后，他对中国经济和外汇制度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

当历史的聚光灯打向华润公司时，它在忙碌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

现在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国外做生意，不再需要开小号了，华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在华润转向房地产和零售业之前，它还有一些事要做。

由于广东率先开放，华润将和广东有关的商品、经销商队伍和商标交给广东，将客户网络共享给广东，将港商吸引到广东开办“三来一补”企业，比如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太平手袋厂，就是华润介绍张子弥到东莞创办的。

1978—1990年，中国工业化的体系开始形成，手里的钱终于慢慢多了起来，外汇储备增加到1990年的110亿美元。

但朱镕基来不及高兴，在110亿美元背后，他看到了潜在的风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