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把秦铁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联系在一起。70岁的秦铁开了一辈子远洋货轮。退休后，他又开始了另一个颇不平凡的“航行”——探寻父亲博古的历史轨迹。

    未兑现的礼物

    1946年2月13日，爸爸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从延安飞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离开延安那天，爸爸喊我的小名“侠儿”，问我：“我去重庆，你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红皮鞋！”我是长在延安的“土娃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红皮鞋。

博古博夫人

    除了红皮鞋，我还要爸爸给我带一篓橘子回来。那时候觉得橘子都是给首长的，普通人轻易吃不着，所以我想让爸爸从重庆带橘子回来。爸爸笑着都答应了。

    4月8日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延安机场接爸爸。飞机上一共有13名乘客，除了爸爸，还有王若飞，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李秀文、11岁的女儿叶扬眉和3岁的儿子阿九，以解放区职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也搭机回延安。

    延安的气候一向干燥，可是那天偏偏起了大雾，淅淅沥沥又下起了雨，大约14点左右，低低的云层里响起飞机声。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越变越小，直到渐渐消失……大家有些失望，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妈妈说：“雾大，能见度差，飞机肯定返回重庆或者先降到西安，过两天会再回来的，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两天仍是阴雨绵绵，飞机依然杳无音信。延安与重庆、西安联络，两个地方都回答说没见过这架飞机返回。几天后，我们才知道，4月8日当天飞机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4月19日，延安举行了“四八烈士”公祭活动和追悼会，有3万多人参加。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而我一心想的是，爸爸答应我的东西是带不回来了……

    特殊的家庭

    我的其他5位哥哥姐姐都是父亲与第一位夫人刘群先所生的。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学学习，在一次会议上她与父亲结识，第二年5月两人结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亲给他取名“秦钢”，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和叔叔帮助带大。

博古全家福

    1933年初，父亲与陈云从上海撤到江西苏区，已经怀孕的群先妈妈只能独自留在上海。5月，群先妈妈生了个女儿，取名“摩亚”。摩亚还没满月，就一直在无锡的姨妈家。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法供摩亚姐姐继续上学。摩亚给人做过零工，15岁时还被拐骗到四川，吃了不少苦。解放后，在组织的帮助下，大姐才回到我们身边。

    长征时期，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组成红一方面军妇女队，她任队长。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群先妈妈生下了二哥阿福。1939年，中共方面决定把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送到苏联去治病，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都去了苏联。

    群先妈妈离开国内时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吉玛”。没多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和金维映自此下落不明。吉玛姐姐一直在保育院长大。父亲1930年回国后，再没去过苏联，父亲生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妈妈自然也不知道。

    1954年，吉玛姐姐和40多个在苏联长大的中国孩子一起回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是一张照片，后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写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是刘群先亲笔题写的。吉玛和摩亚一样，都从来没见过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也极为短暂。

    “负总责”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忙。那时父亲的职务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编辑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父亲唯一一点“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如果还有闲暇时间，他就去翻译，他翻译出了很多著作。

左起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在延安， 1937年

    1954年，我进入101中学读初中。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父亲有了概念，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里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左起博古、王明、周恩来在武汉，1938年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父亲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了周恩来。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

    “阅读”父亲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上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妈妈那时候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6个孩子太难了，可是却千方百计让几个哥哥姐姐都读了大学。

    父亲牺牲后，他的很多资料由母亲保存着。1947年，中共从延安撤出时，妈妈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出来，她后来把父亲的遗物交给了大姐摩亚，包括父亲用过的一支派克笔、穿旧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毛毯，还有一个就是遵义会议的记录本。

左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

    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笔记本了。可惜的是，“文革”时大姐被抄家，她只好把这个本子给烧掉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张闻天的了。

    父亲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检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妈妈那里。退休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这些材料，仿佛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和他一起阅读那一代革命者的心灵，重温他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

在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者是谁？ 　　

答案是博古。他从团中央书记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被认为曾追随王明宗派集团，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24岁突上巅峰，28岁交出大权，39岁飞机失事罹难。原名秦邦宪的博古，未能走出1946年。

2010年4月30日，中央音乐学院对面一家书屋，博古之子秦铁，讲述了他眼里真正的父亲博古。
　　
博古“临时中央”不合法？

1925年9月，博古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由于上海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博古也参加并帮助学校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成为负责人之一。

 秦铁说，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别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博古学习渐入佳境时感慨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的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么？”

博古留学的三年半时间，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后来博古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就把“本本”摊在桌上，引经据典，以“洋教条”反对“土教条”。

1930年，博古回国，先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4月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主要负责人之一。由于曾与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与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后来回国又共同反对“立三路线”，所以他成了王明最亲密的伙伴。

秦铁对父亲突然“负总责”及其后的命运有自己的说法。他说，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秦铁说：当时中共的领导主要是由党的各个部门负责主持。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父亲：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父亲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回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秦铁说：“父亲被推上中共的总负责人位置时只是团中央书记，但是当时情况很特殊，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等人，卢福坦要当总书记，周恩来、王明不同意，决定由我父亲负总责，就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亲、张闻天、卢福坦是常委。”

秦铁所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即为博古“临时中央”。“后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泽东在194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他表示，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合法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

194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层整风，博古被人指责为“篡党”。

近年来，秦铁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父亲恢复“总书记”的名誉而奔走。他拿着自印的《博古传》说，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总书记历来有些争议，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过“总书记”。但是，2009年第6版的《辞海》称他为“负总责”，2007年出版的《博古传》也称他为“负总责”。

秦铁说：“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总书记的，为这个，我跟党史研究机构反映过多次意见，他们一直不采纳。直到2009年，在上海有个国防教育展览，那里面提到我父亲。因为要介绍特科的历史，就提到我父亲是总书记。”

且不说博古的“总书记”之名有无争议，在博古生前，他恐怕是无暇顾及此事了。

据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馆藏档案披露，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与博古等人划清界限，曾向中央揭穿了一个秘密：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承认，因与远东局代表商量过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名单，故进苏区后“并未声明是临时政治局”，随后更进一步承认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

“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回头看，博古“临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被认为是错误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仍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计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发动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最终失败。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仍以失败告终。

曾在博古身边工作过的黎辛认为，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地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黎辛《博古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党史文苑》2010年2月上半月）

在秦铁看来，临时中央的错误不能完全归结在博古的头上。“1933年的福建事变，父亲当时赞成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联合夹击蒋介石的军队。当时正是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被蒋军重重围住，形势特别严峻，福建一成立反蒋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调集10万大军前去围攻，苏区可暂时解围。当时中共领导层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应该支持福建政府的李济深、蔡廷锴他们，我父亲也是持这种观点；但中央有部分成员不同意这么做，认为李、蔡与蒋介石是军阀内部的斗争，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当时中共上海局也多次发来警告，说蔡廷锴是亲近社会民主党的，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弗雷德也持这种的观点，所以我父亲看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自己的看法，就按党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也是从这件事情，我父亲成了左倾路线代表人物，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对于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我也有不同看法。什么叫路线？首先，我觉得甭管哪个同志犯了错误，都是在摸索革命的过程中，个人谈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有意反对?-。因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是可以探讨、研究的问题，没有必要加上路线斗争。大的方向都一样，有什么路线问题？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这都是值得探讨的，我认为不能以左、右来区分事情的真相”。“到现在，我只认就事论事，不认正确路线、错误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当时的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要靠后来的实践证明”。秦铁如此强调。

但是，秦铁承认，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过，博古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秦铁感叹道：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

1941年5月15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启。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这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人指责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24岁，他胆子真大。据博古夫人张越霞回忆，博古甚至做好了被关监狱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找博古谈话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

秦铁转述母亲张越霞的回忆：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检查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父亲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

秦铁记得小时候总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说：“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而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秦铁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王胡子叔叔对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

秦铁对父亲的认识从中学开始。“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在秦铁眼里，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中共的事业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事迹，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最终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

对于博古来说，他也认识到错误的极端严重性。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和效果，各类文章千篇一律，即博古虽检讨了自己与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找了一些客观原因为自己辩解，遭到了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博古感到十分委屈，而且还写了几句话来排泄内心的苦闷。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遵义会议后博古向张闻天交权

秦铁认为，遵义会议其实是父亲和周恩来商量后要求开的，目的就是总结湘江战役的失利原因。会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

秦铁说，我听到的说法是，因第一天的会议产生激烈争论，第二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各总部和各军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变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的人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因而，参加会议的总人数为19人，有表决权的10人。

会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适合，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秦铁说，父亲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党的总负责人专用的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权力后，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并争取批准。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很厉害，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一些研究文章说，遵义会议后，博古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他的这些转变，得到中共的谅解，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后来又负责“外交”工作。秦铁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秦铁举例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张学良打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去。当时扣住了蒋介石，形势很乱。中央决定先让周恩来一个人去，随后由我父亲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才去的。那时叶剑英也从陕西过去，协调红军和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的问题。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父亲在其中主要做党的工作，要做通党员的工作，还要做通民主党派的工作，这样才能和平解决。父亲在西安还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后来的一些说法让秦铁感到对父亲不公，“现在有些观点说是父亲当时是协助周恩来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应该是和周恩来一起参加解决西安事变，虽然他没有参加最主要的谈判，但和党、民主党派人士商量的事情，也属于具体谈判的工作之一，不能割裂开来。我觉得所有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人，包括其中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作出贡献的人。”

眼睁睁看着王实味挨整

“父亲领导解放日报时，正好发生王实味事件。当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我父亲是社长，陆定一是总编。”

1942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生活进行讽刺和指责，引起了强烈反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温济泽在研究院进行过调查，有95%的人赞成，而毛泽东却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据黎辛回忆，在解放日报社，最早提出意见的是秦邦宪。3月14日上班时他来文艺栏办公室，问编辑陈企霞：“《野百合花》是从哪儿来的？” 陈企霞说：“丁玲从文抗让我拿回来发表的。”秦邦宪问王实味是干什么的，陈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即吃中灶伙食的研究员)。秦邦宪说他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表了。但23日又发表了一次，24日秦邦宪又来问企霞：你们怎么又发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丁玲看过签署“可发”，交给他带回来发表的。秦邦宪说以后绝对不要发了。企霞说发稿以前我们都送给你看过的。秦邦宪说最近我很忙，你们的稿子我没有看。企霞说看不看是你的事，我们送审了。秦邦宪说我没看，我也负责。

在4月3日开展的整风学习运动中，博古作了检讨表示承担责任。《解放日报》没有让陈企霞与黎辛作检讨。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的大会上，先作自我批评，后对王实味批斗。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贺龙等人发言，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党。丁玲回忆说，这时，原来坐在我后面的博古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悄悄地问我“怎么样?”表示对丁玲的关心。

秦铁说：“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8个人发了言，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是也有建议；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据称有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秦铁感叹道，“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日报社、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来。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后来王实味的遇害，应该只是与康生等人有关。听说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还发了脾气。解放后王实味总算平反了，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其实，王实味的平反姗姗来迟。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1978年，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顿时天昏地暗，40多年的等待顿成泡影。

1979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诉。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1990年12月，王实味获平反的决定宣布，此时刘莹已84岁，其子已55岁。

“三人照”与“四人照”

秦铁说，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他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张报纸上，我给报社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又根据他们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刚开始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 1979年3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志到我家慰问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时，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同志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秦铁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这天父亲抵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出版社的编辑部解释说，用‘三人照’是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朱德是总司令。但我父亲当时也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呢？就是因为他是左倾路线的代表”。“我觉得我们现在搞党史研究的人要有司马迁的精神：宁肯受辱，也要写出真实的东西”。

正如秦铁所说，“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