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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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 •

一个中国诗人
-- 穆旦诗歌最早的知音式评论

作者王佐良
原载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 (1946年6月号)
和北平《文学杂志》（1947年8月号）

April 9, 2018

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的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黄河以北一大块土地尚待发掘。模糊地听见的只有延安方面的一些诗人——在战前就建立了声誉的，如艾青和田间，曾实验过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学院气息，也不花花绿绿。有人说这些形式大体是民歌的改造，常常还以秧歌作为穿插。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传闻。而传闻也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这一群毫不有名。他们的文章出现在很快就夭折的杂志上，有二三个人出了他们的第一个集子。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纸上的小书从来就无法走远，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运输困难和邮局的限制。只有朋友们才承认它们的好处，在朋友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一卷文稿在传阅。

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游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1938年穆旦在昆明

战争，自然不仅是物价。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要更接近它一点。二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员。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查氏兄弟在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上，右一为穆旦。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大成人。他并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十八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如果说是这里有些太堂皇的修辞，那么让我们指出：这首诗写在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激动在初期的挫败里。应该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在一个年青的无经验的手中变成了内在的情感。

我们的诗人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所写的，有大部分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袭，因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普通的讽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个文字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唱歌。他的焦灼是真实的：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主要的调子却是痛苦：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太飘逸，事实上，没有别的一群作家比他们更接近土壤，而是因为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

穆旦手稿

死在中国街道上是常见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覆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他逐渐流入一个本质上是反动的态度。他只是更深入，更钻进根底。问题变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1934年穆旦在天津

就在他采用了辩证，穆旦也是在让一个黑暗的情感吞蚀着：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

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旋动

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象里：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在玩弄他自己。

穆旦与妻子周与良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和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般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似乎要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

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也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在《五月》这类的诗里，他故意将新的和旧的风格相比，来表示“一切都在脱节之中”，而结果是，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漫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他的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留学期间与妻子摄于芝加哥大学校园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

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的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
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

以及一个比较直接的决心

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
不能够挣扎，爱情将变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
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

以及“辨识”的问题，在《我》这首诗里用了那样艰难的，痛苦的韵律所表示的：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这是一首奇异的诗，使许多人迷惑了。里面所牵涉到的有性，母亲的“母题”，爱上一个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亲的。使我想起的还有柏拉图的对话，在一九三六年穆旦与我同时在北平城外一个校园里读的。附带的，我想请读者注意诗里“子宫”二字，在英文诗里虽然常见，中文诗里却不大有人用过。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的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的黑暗的神秘。性同宗教在血统上是相联的。

多年后的全家福，深锁的眉间透露了时间和苦难对一个诗人的摧残

就眼前说，我们必须抗议穆旦的宗教是消极的。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年还只二十八岁。他的心还在探索着。这种流动，就中国的新写作而言，也许比完全的虔诚要更有用些。他最后所达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本身。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而这种艺术的进展——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值得我们注意。

（一九四六年四月昆明）

【作者】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游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1938年穆旦在昆明

战争，自然不仅是物价。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要更接近它一点。二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员。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查氏兄弟在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上，右一为穆旦。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大成人。他并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十八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如果说是这里有些太堂皇的修辞，那么让我们指出：这首诗写在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激动在初期的挫败里。应该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在一个年青的无经验的手中变成了内在的情感。

我们的诗人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所写的，有大部分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袭，因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普通的讽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个文字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唱歌。他的焦灼是真实的：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主要的调子却是痛苦：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太飘逸，事实上，没有别的一群作家比他们更接近土壤，而是因为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

穆旦手稿

死在中国街道上是常见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覆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他逐渐流入一个本质上是反动的态度。他只是更深入，更钻进根底。问题变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1934年穆旦在天津

就在他采用了辩证，穆旦也是在让一个黑暗的情感吞蚀着：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

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旋动

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象里：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在玩弄他自己。

穆旦与妻子周与良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和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般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似乎要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

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也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在《五月》这类的诗里，他故意将新的和旧的风格相比，来表示“一切都在脱节之中”，而结果是，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漫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他的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留学期间与妻子摄于芝加哥大学校园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

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的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
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

以及一个比较直接的决心

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
不能够挣扎，爱情将变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
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

以及“辨识”的问题，在《我》这首诗里用了那样艰难的，痛苦的韵律所表示的：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这是一首奇异的诗，使许多人迷惑了。里面所牵涉到的有性，母亲的“母题”，爱上一个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亲的。使我想起的还有柏拉图的对话，在一九三六年穆旦与我同时在北平城外一个校园里读的。附带的，我想请读者注意诗里“子宫”二字，在英文诗里虽然常见，中文诗里却不大有人用过。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的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的黑暗的神秘。性同宗教在血统上是相联的。

多年后的全家福，深锁的眉间透露了时间和苦难对一个诗人的摧残

就眼前说，我们必须抗议穆旦的宗教是消极的。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年还只二十八岁。他的心还在探索着。这种流动，就中国的新写作而言，也许比完全的虔诚要更有用些。他最后所达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本身。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而这种艺术的进展——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值得我们注意。

（一九四六年四月昆明）

【作者】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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