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健(1936--1997.11)
孙健，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
1956年6月后，任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70年9月任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1月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同年11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
1974年1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3月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工作，1990年5月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济师、机电部经理。1997年11月在天津病逝。享年61岁。
2、董加耕（1943~）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董加耕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2005年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
3、邢燕子（1940~）
邢燕子，女，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
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
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4、候隽（1944~）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民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民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
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5、郭凤莲（1947~）
郭凤莲，女，汉族，1947年9月生，山西昔阳人。
1968-1978年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大寨党总支书记、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在"农业学大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称为"铁姑娘"的郭凤莲与大寨一起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应该说，陈永贵为改变大寨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郭凤莲就是从他手上接过大寨的这面大旗。
改革开放后，重振大寨的担子落在了"铁姑娘"的肩上。顺应改革的浪潮，从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这样的转变不容易，而郭凤莲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农工商一体化的路子。大寨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的转变。如今的大寨，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一片繁荣景象。
6、尉凤英（1933~）
尉凤英是一位煤矿工人的女儿，三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靠挖野菜、拣煤核、讨饭吃，熬到了解放。
1953年尉凤英20岁考进了沈阳七二四厂(后称东北机械制造公司)当了工人。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她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1953年，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她勤奋好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进厂第一年就实现两项技术革新，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仅用247天。当时厂内的冲床还是由手工送料，技术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
尉凤英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届中委，第十一届候补中委。曾任辽宁省和全国妇联领导。1977年回辽宁省做基层工作。她外在的朴实无华和精神世界的光彩夺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对工作投入了火一般的热情，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4年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7、孙玉国（1941~）
孙玉国，1958年7月至1961年9月孙玉国为沈阳冶金机械厂工人。1961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9月至1963年1月为辽宁省公安总队1支队、某部炮连战士。1963年1月至1965年6月为黑龙江省虎饶边境工作站勤务连战士、文书、司务长。1965年6月至1969年6月任黑龙江省饶河边防站、黑龙江省公司亮子边防站管理员、副政治指导员、站长。
在1969年3月，击退苏联边防军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表现优秀，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69年6月至1972年9月任陆军团副团长。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1973年12 月至1974年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2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对孙玉国的审查结果作了批复: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做转业处理。
1983年3月至1993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四四六工厂第二厂长。1993年2月至1999年10月任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进出口部总经理、经贸局总经理助理、副局长，后按副师级转业的退伍。
8、吴桂贤（1938~）
吴桂贤，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
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
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吴桂贤退休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给予她相应退休待遇。
他们有一儿一女。一家人都居住在深圳。1998年，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吴桂贤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深圳大学毕业，在金融部门工作，孝敬父母，事业有成，一家人其乐融融。
9、李素文（1933~）
李素文，女，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郭庄子村人，生于沈阳市。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当地当过儿童团长，团支部书记，高级社副社长。
1956年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省财贸系统"五好"职工标兵。
1965年成为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6年1月被商业部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称号。
1968年5月任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8年4月沈阳糖果厂，1983年10月任副厂长。1986年调任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副经理。1989年退休。
1998年8月15日，中央领导来到沈阳，并在河水清清的南运河将军公园接见了包括李素文在内的30多个劳模。当江主席握到李素文的手时，用亲切的口吻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仍然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祝你们健康长寿!"那一刻，李素文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0、张铁生（1950~）
张铁生，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任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
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0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1年10月刑满获释，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30日，禾丰牧业(732609)在上交所正式发行，张铁生是第五大股東，成了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11、黄帅（1960年——2017年）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的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
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黄帅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1984年9月，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3年3月，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8年12月，回到中国，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2017年12月10日，因癌症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
12、吕玉兰(1940-1993年)
吕玉兰，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当年担任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1969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党组成员。吕玉兰是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吕玉兰一直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
1993年病逝。
13、毛远新（1941年2月14日~）
1941年2月14日，毛远新在新疆省迪化（今乌鲁木齐）出生，父亲毛泽民、母亲朱旦华，当时，其父亲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9月中旬，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下令把中共派驻新疆的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百多人逮捕，最初分开软禁，随后羁押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最终被盛世才处决，当时毛远新才2岁。毛远新和母亲朱旦华则被羁押在监狱一直到1946年。
1946年，毛远新以及被羁押未遭杀害的共产党获得营救，并且被护送到延安。7月中旬，毛远新和母亲朱旦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49年夏季，蔡畅做媒，毛远新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文革前任江西省委书记）结婚，他们曾都在新疆坐牢。7月，毛远新随着母亲朱旦华、继父方志纯从北京到南昌的八一保育院，毛远新在附近的小学读书，毛远新经常和母亲吵着要回北京。1951年9月，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参加国妇联工作会议，朱旦华和毛泽东提及毛远新在北京读书的问题，毛泽东询问过毛远新后，欣然同意。
毛远新在毛泽东身边一呆就是9年，毛泽东给其取了个外号“小豆豆”。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江青扶助其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
1976年，因文革时期与江青等关系被逮捕。198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1976年起算。1989年3月保外就医。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释放后，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使用名字为“李实”，毛远新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199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给毛远新全家分配新居入住，毛远新的工资也从最初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
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养老金1080元，并因为父亲为革命牺牲的关系而享受烈属待遇。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4、林立衡（1944~）
林立衡，又叫林豆豆，1944年生于延安，是林彪和叶群夫妇唯一的女儿。六岁时曾跟随父亲林彪至莫斯科养病。由于家庭因素，她尊重父亲而厌恶母亲。文革期间担任《空军报》副总编。
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在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立衡接受审查。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林立衡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后来，她斗胆向毛主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1974年8月2日，空政干部部派人 陪同林立衡夫妇到河南开封。在开封农场，他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5亩地。1975年10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后决定让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
后来，林立衡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立刻充满了生机。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每天还可淋浴。
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林立衡被认为是"右倾翻案风"刮到郑州来的，被罢掉革委会副主任，下放车间当工人。
1979年元旦，当时的河南省领导段君毅、胡立教，曾请林立衡夫妇吃过一顿饭、转告说邓大姐、胡耀邦都很 关心他们，有事可以写信。
1985年，一位颇孚众望的老同志向中组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林立衡身体不好 ，她的亲属都在北京，应该让她回到亲人身边。"1987年，林立衡调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15、王海容（1938年-2017年）
王海容，女，湖南省长沙市人。王海容父亲王季范娶文芝仪的次女为妻。这位文氏姑娘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文六妹。所以王季范的母亲是毛泽东的二姨妈。王季范和毛泽东实为姨表兄弟。毛泽东则一直叫这位表兄为“九哥”。毛泽东从两岁起寄养在外祖父家。他幼年的大部分岁月都在唐家坨度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季范是毛泽东的真正蒙师。
1960年秋，王海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专业，后又进入北京外语学院读英文。1965年11月，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由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海容被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
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伏倒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痛哭不已。一个时代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被隔离审查。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王海容也被宣布停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代，王海容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
1984年，王海容终于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职务虽然比外交部副部长低，但依然保留着副部长待遇。从此，围绕在王海容身上的神秘的光环消失了，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却浮现了出来。
2017年王海容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终生未婚。
16、聂元梓(1921年4月5日~2019月28日)
聂元梓，女，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
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
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
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聂元梓如今独自住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里，由于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日饮食起居就是自己照料。
聂元梓1959年冬与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离婚，第一次婚姻持续15年，育有3个子女。1965年夏天，已调回北京的聂元梓在一老战友家认识了丧偶的老红军吴溉之，他当时是副部级干部。当年冬天，两人成婚。"文革"开始不久，吴溉之受到一起政治事件的牵连。这时康生对聂元梓说，你必须与他(指吴)离婚。聂元梓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与第二个丈夫吴溉之办理了离婚手续。
18、谭厚兰(1937-1982)
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
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
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19、韩爱晶（1945~）
韩爱晶，江苏涟水县人，原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9年，因反革命等罪行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在唐格木农场时，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韩爱晶出狱之后在湖南省株洲市某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20、王大宾（1942~）
196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1987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王大宾后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21、宋彬彬（1947年～）
宋彬彬，女，宋任穷之女。曾因一张给毛泽东带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
1960年-1968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
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团中央派工作组进校，成立“革命师生代表会”，由七人组成，宋彬彬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当天下午光明日报记者来校采访了她。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翌日《人民日报》转载。
1969年，赴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
1972年-1975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学习，毕业分配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任研究助理。
1978年-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
1980年赴美留学。1983年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1989年-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籍。
后选择回国创业，现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评为90名“知名校友”之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
22. 唐闻生（1943～）
女，汉族，1943年3月生于美国纽约，早年侨居美国，1950年回国，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1965年4月参加工作。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之女。
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主席晚年的主要陪同翻译。
上世纪70年代初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王海容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
1971年，唐闻生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外交会谈，她是毛泽东、周恩来使中美两大国从对抗走向缓和,中美建交历程的见证人之一，为中国和世界的磨合与对话立下汗马功劳，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在自传中盛赞唐闻生的机敏和魅力。
1986年4月至1994年3月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
1994年3月至1998年6月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1999年7月起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侨联顾问。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唐闻生、王海容终生未婚。
【附】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
“人民日報”報道：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
新华社一日讯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 1966.6.2)
【附】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會議期間，8月5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由當日會議印發。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報》正式全文發布。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等「某些領導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人民日報》所刊發全文：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带头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