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在东北的沈阳, 10岁的张虹生第一次见到父亲张闻天。高高瘦瘦、面容严肃、戴一副眼镜, 斯文中透着威严——这就是他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带他来的人说:这是你爸爸, 快叫爸爸。张虹生张嘴喊一声:爸爸。张闻天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儿子的脑袋, 然后示意警卫员带儿子离开。

很多年后, 回忆起初见父亲时的场景, 张虹生说:“他很平淡。我也很平淡, 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托儿所的阿姨亲呢, 没什么好激动的。”

张虹生算过, 这一生与父亲相聚的岁月, 断断续续加起来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然而, 不管他愿不愿意, 自打出生那天起, 他的命运就与父亲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

我1939年冬天出生在新疆。当时, 我母亲正从延安绕道新疆, 准备前往苏联。我的突然降生, 并没有打乱她的行程, 她在我出生没多久后, 就按照原先的计划前往苏联, 临走前, 她委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照顾我。

我出生时, 父亲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延安主持党的工作。远隔几千里, 他并不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日期。我的身份当时是保密的, 只有陈潭秋和他的夫人王韵雪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陈潭秋给起的, 叫张宏声。

虽然父母都不在身边, 但在新疆的日子倒也过得平静安稳。我3岁那年, 一场变故突然降临。那是1942年9月, 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 把陈潭秋等共产党领导人秘密软禁了起来。几个月后, 盛世才又把陈潭秋等人关进了监狱。

大人们进了监狱, 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也跟着去了, 由于我父母都不在, 监狱就给我安排一个单间牢房, 我算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和我在一个监狱的孩子, 还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30多个。

在监狱里一住就是三年。抗战胜利后, 1946年夏, 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这才将在新疆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家属100多人释放出来。我也被放了出去, 随后和毛远新他们一起, 离开新疆, 被送往延安。

一路颠簸, 等我到了延安, 却没有见到父亲和母亲。原来, 早在1945年10月, 他们就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工作了。父亲在东北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委员和中共合江省委书记。

在延安, 我被送进洛杉矶托儿所, 由保育员阿姨照顾。

到了1949年, 父亲打报告希望我能够去他身边, 这年年底, 我被送到了东北。我们见面时的情景很平淡, 完全不像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喊了一声爸爸, 父亲只是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我的脑袋, 就让警卫员带着我离开了。

跟随父亲在东北的日子里, 发生的几件小事, 我一直都记得。首先是, 刚到那儿没多久, 父亲把我的名字给改了。陈潭秋当初给我取名“宏声”, 暗合父亲的“闻天”。“闻天”出自《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 而声闻于天。”闻天之声, 应该宏大响亮, 所以我就叫“宏声”。父亲见到我后, 不知为什么, 要把我改叫“红生”。这个红字好多人名字里都有, 我就不同意。父亲于是把“红”改成“虹”。我觉得这个字还行, 同意了。

那时候, 我看父亲每天上下班都坐汽车, 很羡慕, 也想坐, 但父亲一直不答应。有一次, 趁他上班前我爬上车, 赖着不下来, 心想, 这下, 你得带着我了吧。父亲见我不肯下来, 并不生气, 也不责骂, 干脆走着去上班了。

我那时候挺调皮的, 有一次, 我想看看警卫员的枪, 他不给, 我就抢。警卫员见自己的枪被抢了, 也急了, 赶紧来和我抢。两人一个追一个跑, 被秘书看到了, 秘书过来把枪要走了。我又和秘书闹, 秘书干脆把我捆起来, 拴在床腿上。父亲进屋了, 我以为他要来帮我, 谁知他也不管。

1951年, 父亲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 前往莫斯科履职。母亲和我也一起去了莫斯科。父亲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1945年6月19日, 中央七届一中全会当选) , 这个级别的领导担任驻外大使, 是非常罕见的, 史无前例, 后来也没有过。

在苏联期间, 我记得父亲特别强调使馆工作人员要了解当地文化, 他还请去苏联学习的舞蹈演员和音乐人才来使馆上课。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就来使馆上过课。到了周末, 他会带我们去看芭蕾、听歌剧。离开苏联回国时, 他把莫斯科大剧院所有上演过的歌剧和芭蕾的唱片都买了一套。

有一阵子, 中央歌剧院排练《蝴蝶夫人》, 还到我家来借唱片。可惜的是, 在“文革”中, 这些宝贵的资料都弄丢了。

1952年初, 我回到北京, 父亲和母亲继续留在苏联。那时候, 我在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读书。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 我就住在和父亲关系很好的任弼时家里。任弼时家的后门一开就是彭老总家。我们那时候常去彭老总家串门, 还会穿穿他的元帅服, 威风威风。有时候会碰到彭老总和朱老总下象棋。他们两个下棋, 我们一帮孩子就在旁边看, 还给出主意, 走这个走那个。朱老总是个特别慈祥的人, 彭老总则显得严肃一点儿。

1954年, 还在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父亲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5年, 父亲回到北京, 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他和母亲在苏联结余了12万卢布, 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 全上缴了。

父亲到外交部工作时, 我已经上中学了, 在101中学。那两年, 家里的气氛还是比较愉快的。有时候我会跟着父母一起去北戴河, 毛主席也去。大家一起游泳, 游完泳, 我们会站在主席身边, 看看谁高。我那时候已经一米七六了, 比比, 觉得个子和主席差不多高。

1957年, 第一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 在父亲的支持下, 我率先报名参加, 去了天津的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的1959年, 我回到北京考大学。我那时候, 特别想去外交学院读书。外交学院是在父亲任上建起来的, 当时也归他管, 我外语相对差点, 就想让父亲帮我打个招呼, 把我的外语放宽些。听我这么说, 父亲撂下一句话:“你有本事上就上, 没本事就别上。”于是, 我就放弃了上外交学院的念头, 转而报考北京师范学院, 凭自己的本事被录取了。

　
1949年, 张闻天与刘英、张虹生在沈阳

　(二)

我考上大学这一年, 父亲遇上大事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起。一开始, 父亲也很兴奋, 非常热情地支持大跃进。但当他到各地做了调查后, 变得忧心忡忡了。他感觉, 当时的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一返回北京, 他就下令停掉外交部后院的小高炉。上级为此批评了外交部, 但父亲坚持他的做法。

这年七八月间, 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父亲在华东组会上的发言, 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做了系统的分析, 并提出应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他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 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宣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各自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 但各自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以观后效。实际上, 这四个人里面, 父亲就和彭老总熟悉些, 和其他几个人都没什么交往。

父亲在庐山会议上受批评的事,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时候就是突然发现, 父亲好像不去上班了。他的情绪还是很平静, 看不出什么变化。到了9月, 快开学的时候, 王震伯伯找到我, 说:“虹生你来, 我跟你说个事。”到了他那里, 他让其他人都出去, 单独留下了我。他说, 你父亲犯错误了, 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又说, 你要站稳立场啊。

其实不用叮嘱, 我也会站稳立场的。我那时候当然认为主席肯定是对的。我对这个事情产生疑问是到1962年之后了。

庐山会议后, 到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少。父亲这个人, 和别人工作之外的交往本来就不多。以前, 母亲有时候会跟他说, 要不要到主席那里去转转。父亲就说, 大家工作都很忙, 还是不转的好。庐山会议后, 别人更不敢到我家来作客了。没有工作可做, 父亲就在家看书。一年多后, 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

就在父亲闷头读书的这段时间, 家里又出了一件事。这回, 是我出事了。

1961年, 我正读大学三年级, 再次下乡, 被分配到一个叫东坝的公社。我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宣传工作, 怀着满腔热情到了那里, 在实际调查中, 却发现农民的生活特别苦。

这个生产队一共有98户人家, 我先后访问了96家, 大家都反映在公社食堂吃不饱, 因为总是有人多吃多占。怎么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大家一致提出解散食堂。见大家意见这么一致, 我就宣布解散食堂。现在想想, 恐怕我是全国第一个解散食堂的,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么大胆, 简直是胆大包天。

胆大的结果是, 第二天, 我就被调了回去。紧接着就是批斗, 随后被勒令退学。我一个大小伙子, 不能老在家闲着啊, 就出去找工作, 可是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 没地方敢接收我。王震伯伯知道了以后, 说, 那就让虹生来新疆吧。

1962年2月, 我从北京启程前往新疆。离开家时, 父亲正沉浸在《资本论》和列宁《新经济论》的研究中, 对我保持着一贯的平淡。

我到了新疆没多久, 就患上了肝炎。由于医疗条件不好, 后来发展成了慢性肝炎。我写信给父亲, 希望能到北京治病。父亲很快回信了, 一开头就说, 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 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 都是在新疆治, 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 治得好最好, 治不好就慢慢来。

父亲的这封信, 让我心寒。我只好留在新疆的农场, 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1966年夏天, “文革”开始了。

从当年的8月起, 父亲常常被拉去批斗, 有一次, 竟然被打得昏了过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向来冷清的家里, 突然涌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来的人, 有些是调查父亲的, 有些是为调查别人而到父亲这儿来搜罗证据的。1967年, 我回家探亲, 对家里的这种景象很吃惊, 我奇怪父亲怎么认识这么多人。父亲说, 当然认识啊, 都有工作关系。

张闻天夫妇与儿子、儿媳、孙女在肇庆七星岩

在我印象里, 父亲和别人一般都是工作关系, 私人关系就和朱老总、任弼时交往比较多点儿, 和总理也有些交往, 但和大部分人私交都很少。他这个人脸上看不出喜怒, 讲话总是很严肃, 直来直去。比如, 西路军当初失败后, 西路军将领回到延安, 毛主席见了就说, 只要人回来就好, 有鸡就有蛋, 有人就可以干出一番事。而父亲, 则是很严厉地批评了人家。他的这种风格, 就不大容易让人亲近。

1968年5月17日, 一个班的战士到了我家, 他们是奉命前来“监护”父亲和母亲的。随后, 父亲和母亲被隔离开来, 分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 不许看报, 不许听广播, 对两人进行轮流审讯。每天放风一次, 时间错开, 不让两人碰面。

那时候, 我远在新疆, 对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 一无所知。

1969年10月, 在武装监护、隔离审查近一年半后, 父亲和母亲被遣送到广东的肇庆。对他们的要求是, 停止使用本名, 另取化名;对外保密, 不准与别人联系。

这年的10月31日, 父亲和母亲带着妹妹小倩, 住进了广东肇庆市郊某军分区的宿舍大院里。父亲化名张普, 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意思就是普通劳动者。

第二年的春天, 我才从信里知道父亲已经从北京到了肇庆。我再次探亲时, 地点也就转移到了肇庆。

在肇庆, 我发现, 父亲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话还是不多, 还是很严肃, 但是他对我比以前好了。以前, 我离家时, 他一般没什么表示, 但在肇庆时, 每次我探亲结束走的时候, 他都会送我。他有病, 心脏不好, 路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 只好停下来休息, 坐在那里看着我走。

探亲回家时, 我会陪他出去走走。1975年, 我陪他去广交会, 他走累了, 在会议室休息。会议室有很多杂志, 英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他都拿过来看。他早年留学日本、苏联, 还曾在美国勤工俭学, 懂得七国文字, 那些杂志他都能看懂。工作人员很吃惊, 问我他是谁, 我说就是一个普通人。

1972年5月, 中央决定恢复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待遇。此后, 父亲多次要求回到北京。比如, 在1974年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信里, 他希望能在北京度过晚年, 同时请求批准自费到家乡上海和南京等地参观访问和探亲。他说:“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 身体不大好, 思想和行动很迟钝, 眼睛的白内障一直在恶化, 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 因此, 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瞎之前, 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 都可以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 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我现在已经改名张普,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同志, 在外地参观访问, 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会给领导增加麻烦。”

父亲回北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后来他又提出迁居家乡上海, 如果上海不成, 苏州或无锡也可以。最后的这个要求, 被批准了。

1975年8月底, 父亲到了离故乡130公里的无锡, 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309天。

父亲到了无锡, 我还是在新疆。我也是后来断断续续从母亲和警卫员那里听到一些他在无锡期间的事情。有一次, 他去游梅园, 累了, 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了几个小青年, 要照相, 有个小青年说:老伯, 让开一下, 我们照相。父亲站起来让开。另一个小青年走过来, 说:老伯, 你坐着, 不用让。警卫员听到那个小青年随后对别人低声说话, 大意是说, 这个老先生风度不一般。

(三)

1976年7月1日, 党的55岁生日, 当天晚上7点30分, 父亲突发心脏病逝世。父亲逝世的消息, 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 当我从新疆回来时, 见到的只有父亲的骨灰盒了。

把我从新疆调到江苏, 是父亲这辈子唯一为我开的一次“后门”。当时有政策, 老领导身边可以有一个孩子, 我是父亲的独子, 父亲提出, 希望把我调回江苏。他说只要是江苏, 什么地方都可以。可是报告递上去, 省里不敢批, 转到了中央。父亲去世后, 中组部才把文件批下来, 把我调到南京, 仍旧对口, 到晓庄农场, 就在黑墨营那里。

一张犁两头牛, 在晓庄农场,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犁地。我地犁得好, 当地的农民都比不过我。我有经验呀, 在新疆犁地犁了十几年啊。

张闻天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摄于无锡梅园

1979年, 我有个机会去北京, 但是没去成。那年8月, 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 追悼父亲, 并为他平反。后来, 中央成立了以邓力群为组长的编辑领导小组, 由父亲的秘书何方具体负责选编《张闻天选集》。我是父亲的独子, 被指定到北京参加编写工作, 中组部的调函已经开好了, 交到了我手里。可是, 当时母亲来江苏接父亲的骨灰回北京, 直接把调函要走, 退给中组部了。她说, 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她也反对我参加编写组, 她认为, 儿女去评价父母, 自然会认为父母是对的, 这样就无法做到客观。

我当然尊重母亲的意见, 北京也就没去了。同一年, 时任南大校长的匡亚明将我调入南京大学工作。当时征求我的意见, 问我去哪里, 我选择了图书馆。自从大三那年被勒令退学,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读书了。

我算了一下, 这一辈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 加起来不过四五年。我对他的印象, 也是断断续续的。他去世以后, 这些断断续续的印象才一点点拼接起来。

父亲这个人非常自律, 不喝酒, 不抽烟, 不打牌, 除了看书, 没什么其他嗜好。我们都叫他“标准钟”, 他一般早晨5点半起床, 散步半小时, 然后开始看书, 看到7点半, 去上班。庐山会议后, 他没有工作了, 7点半会出去再散一会儿步, 回来接着看书, 看到中午, 吃过饭休息一会儿, 再接着看书。晚上一般看书看到10点半, 然后休息。有时候和他一起散步, 他会一边走一边说起刚刚看到的植物、花鸟鱼虫什么的, 他特别懂这些。

父亲这个人, 不发脾气不骂人, 喜怒不形于色, 总是很平静, 但我一直很怕他。小时候, 我要调皮捣蛋了, 老师会告状。父亲就会说:来来来, 你坐下, 我们两个谈一谈。听他这么说, 我就很害怕。

那时候, 我一直搞不清楚,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儿子。后来, 听警卫员说, 有时候晚上我睡着以后, 他会来我的房间, 站在床头盯着我看, 一看看很久。我想, 他还是喜欢我的。

1967年, 我在新疆农场劳动时, 认识了我爱人。我们结婚前, 我写信给父母, 告诉他们。他们给我邮寄了400块钱, 还给我邮寄了被套什么的, 是他们用旧的。后来, 我们结婚用的新被子, 还是我爱人她家寄来的。大女儿出生以后, 我带着爱人和女儿去肇庆探亲, 后来大女儿就留在了我父母身边。父亲也喜欢孩子, 但他好像没有那种传统的观念。我大女儿出生后, 他就说, 一个孩子就够了。二女儿出生后, 就一直跟着我和爱人。

父亲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相信他的信仰, 尊重他的信仰。不过, 由于各种原因, 我并没有入党。

我身边现在没有父亲的任何东西了。上海、齐齐哈尔、无锡、南京, 都有父亲的纪念馆, 我们把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捐了出去。后来出版画册《张闻天》, 我们又把一些照片送了出去。我和父亲的合影本来就只有四五张, 如今更是连一张也没有了。

我母亲刘英, 原名郑杰, 是湖南长沙人。她1925年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和母亲是1929年认识的, 当时母亲在苏联学习, 父亲是她的老师。回国后, 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长征。母亲是中央队秘书长, 负责常委的生活、开会记录、文件传达等工作。在工作中, 父亲看上了母亲。毛主席他们看出了父亲的心思, 就撮合他和母亲结婚。1935年11月30日, 他们在陕北瓦窑堡结婚, 当时, 父亲在瓦窑堡主持党的工作, 毛主席在前线指挥打仗。12月, 毛主席从前线回来, 特地向父亲母亲贺喜, 还戏称父亲“明君”, 母亲“娘娘”。

我母亲是典型的湖南人, 性格很开朗直率, 在延安时和贺子珍等女干部关系都很融洽, 和毛主席因为有老乡之谊, 关系也很好。那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闹了别扭, 常来找我母亲调解。主席和江青结婚后, 两人闹了别扭, 江青也常常找我母亲来“告状”。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 生活上的事情, 都是母亲说了算, 政治上, 都听父亲的。比如, 他们两个, 一个吃得清淡, 一个吃得辣, 饭就各吃各的。家里的钱, 一直是母亲掌管。但母亲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时候, 母亲想把公家的房子退了, 买个四合院, 父亲当时就火了, 说你这是干什么。母亲也就不说话了。

父亲在庐山会议挨批后, 大概是8月20日回到北京, 他到家后, 和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说, 你做外交工作, 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但父亲说, 脑子里有东西, 不讲怎么行呢?母亲也就不多说了。不久后, 受父亲的牵连, 母亲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母亲想不通, 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大概意思是说:她和我父亲结婚, 是主席介绍的;主席那时候说, 张闻天这也好, 那也好, 可是现在怎么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主席收到信后, 在上面批示:“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处理有所分别”。这样, 母亲才免掉了“分子”, 定为“严重右倾”, 但是也离开了外交部, 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她没搞过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那里只是个发工资的地方。

母亲跟着父亲受了不少苦, 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我后来听别人说, 1968年, 母亲和父亲被隔离审查后, 关在两个房间, 两人见不到面。母亲个子矮, 洗不动大拖把, 父亲就帮她把拖把洗干净, 放在那里。后来到了肇庆, 出门买菜什么的都是母亲去, 父亲从来不沾钱。

父亲去世后, 母亲调到了北京, 担任中纪委委员。2002年8月26日, 97岁的母亲在北京逝世。

父亲就我一个儿子, 我2001年从南京大学图书馆退休, 当时的职称是讲师。我那时候也想申请职称, 母亲说, 你去跟人家争什么?我就不申请了。退休后, 我一直住在南京。我的大女儿一直跟着我父母, 后来就在北京工作, 小女儿一直在南京工作。

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大姐从小就在上海老家务农, 后来嫁了人, 大姐夫是上海工具厂的工人, 大姐就跟着他, 到了城里, 作为家属变成了“城里人”。现在, 大姐已经去世了。

我二姐因为有文化, 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6年, 政府精简人员, 父亲那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他率先把我二姐精简了下去, 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由于父亲把姐姐给精简掉了, 所以当时外交部接下来的精简工作特别顺利。二姐回到上海后, 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厂找到了工作, 还是做打字员。再后来, 就以工人的身份退休了。

我还有个妹妹小倩, 是父母在“三年困难时期”收养的。父亲那时候每个月有400块钱的工资, 母亲是老革命, 她的工资比邓妈妈 (邓颖超) 和蔡妈妈 (蔡畅) 低, 但比大多数女同志都高, 每个月有300多块。父母就我一个儿子, 家里经济比较宽裕。父亲到各地考察, 发现老百姓生活特别苦, 他就提出收养一个孩子。他到山东考察时, 从当地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 也就是我的妹妹。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 年龄差距大, 从小也不在一起。这些年, 联系也很少。

（原载《档案与建设》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