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纪念馆、北方局、觉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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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9日参观“平津战役天津解放纪念馆”

1935年6月至1936年3月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农村工作负责人。主持北方局和省委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支持并领导了华北地区学生爱国活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指导组织冀东、盐区等特委组织抗日反蒋武装斗争。

高文华人物生平

高文华，1905年生，湖南省益阳人。原名廖剑凡，曾用名廖去恶。少年时读过小学。1919年离家去长沙电灯公司做工，参加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学习。1923年6月因参与领导工人罢工被厂方开除后回益阳，入针织厂做工。1925年5月又因组织工人罢工被开除。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共湘区区委派赴广州入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冬结业后，以湖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身份回益阳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6年2月领导发动全县3000余名群众举行元宵节游行大示威。3月任中共南湖支部书记。9月被选为益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0月被选为中共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

1927年参加叶挺部队。5月马日事变后被迫离开益阳。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当局追捕下避至湖北石首，同党组织失掉联系，靠挑担卖杂货谋生。1928年冬赴汉口找到党组织,不久任中共阳夏区区委书记,从事白区地下工作。1929年8月到上海，入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同年冬被派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0年8月至9月任中共武汉市汉阳区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回上海，以开洗染店为掩护负责传送党的文件。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科长。

1932年8月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山东视察，参与重建山东省委机关。1933年后在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处负责同各地联络工作。1934年5月上海党被破坏，10月奉命携家眷转移到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工作。1935年2月至1937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至1936年3月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农村工作负责人。主持北方局和省委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支持并领导了华北地区学生爱国活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指导组织冀东、盐区等特委组织抗日反蒋武装斗争。

1936年秋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工作。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任中共北方局委员。1937年12月被中共中央派赴长沙。1938年1月至7月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7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9月至11月列席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被指定为委员。同年2月至1942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委员、书记，1940年2月兼管职工工作。1941年12月赴重庆参加南方局会议，部署湖南各地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斗争。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同中共湖南省主要领导人撤离湖南去延安。此后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8年7月任中共中央城工部城市政策研究室工商业组指导员。10月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代理第二室主任。同年10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统战部第四室代理主任。1949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随解放军进入长沙,参与领导湖南的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斗争。1949年8月至1951年1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至1950年5月）。1950年兼任湖南省工业厅厅长。1952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同年11月至1956年任轻工业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水产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后任农垦部顾问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月2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曾写有《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等回忆录。

无奈卖儿筹经费

高文华，于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了困境，高文华与妻子贾琏将自己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当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好似一个孤儿，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经济上没有中共中央接济，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困难可想而知。”河北省委党史办宋学民处长告诉笔者，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们后来这样回忆。

由于没有药物，高文华只好喝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在高文华的回忆文章《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看不出悲伤甚至看不出细节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让人想象当年抉择时的残酷。“分给王林(省委秘书长)10元，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10元，解决吃饭问题。”高文华就是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作为党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振南处长近年来潜心研究高文华的革命事迹，曾几次访问高文华，1982年4月的一次座谈会上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最后高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天津解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