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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张伯苓的泥娃娃三哥
南开学校第一任校长张伯苓是我的祖父，他1876年生于天津。在南开大家都知道祖父有个弟弟叫张彭春，曾任南开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外交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但大家不知道，祖父还有一个三哥，也就是我们这些孙辈的老三爷。 老三爷比我爷爷大两岁，一直住在我们家。但是户口本上没有他，因为他是一个泥娃娃。是一个一尺多高的老头，方面大耳，浓眉大眼，满头黑发，嘴上有一撮小胡子，身穿马褂袍 , 笑眯眯地端坐在一个楠木椅子上。椅子没有腿，为的是了能平放在桌上。好在他面前摆供品。
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会有泥娃娃的哥哥。这得从天津早年的天后宫和拴娃娃的天津习俗说起。天后宫是道教的庙宇，供奉着天后娘娘和她麾下的痘疹娘娘和送子娘娘。在送子娘娘 面前放着许多5寸高的坐姿泥娃娃。婚后未育的妇女逢初一，十五去庙里进香许愿。在供桌 附近放些钱，守候的道士就转过脸去装看不见。许愿的妇女赶紧从香案上偷一个娃娃揣入怀里，然后用准备好的红线拴上泥娃娃的腰上，带回家去。必须是”偷”，要不不好养活。这就是去娘娘宫拴娃娃。
回家后给娃娃做小衣服，小鞋，小帽子穿上，供起来，这就是娃娃大哥了。将来再生了孩子就是老二了。生了孩子后就要到娘娘宫去还愿，就是买几个娃娃送回庙里，有钱的要买一百个送回去，没钱的就买十个送回去，这叫“得一还十”“拴一回百”，循环往复，娘娘宫的娃娃总不断，求子的香火也不断。许多人家还真是很快就有了孩子。据说有 医学专家分析有了领养子女或“娃娃大哥”后，妇女求嗣的焦虑会减轻，内分泌改善了，很快就会怀孕生子。这个风俗由清朝中叶到解放初期延绵不绝，成为天津的一个特殊风俗。
一家人对娃娃大哥十分尊敬，吃饭时要在他眼前放食物，年节时要给他添制新衣服。为了表示娃娃大哥也随岁月和兄弟们一起成长，每年过生日时把他送去专门的娃娃店洗澡。也就是把原来的泥娃娃打碎，再添上新泥，从新塑造成年岁较大的娃娃。洗来洗去，娃娃大哥就由孩童变成大人直到长皱纹留胡须的老头。称呼也随着兄弟们的生儿育女变成“娃娃大爷”， “娃娃爷爷”。在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就是“娃娃老祖”了。
我的曾祖母婚后无子，非常着急，就到娘娘宫拴了个娃娃回来。因为邻居家有两个孩子，名叫大柱，二柱，都很健壮活泼可爱。于是给娃娃哥取名三柱，是希望借助邻家孩子乳名的延续，可以带来求子的好运。次年果然曾祖母就生了个女儿，取名四柱。转年又喜生一子，就是我的爷爷张伯苓，取名五柱。以后又生了几个子女，那时孩子夭折率高，最后活下来只有爷爷和他的九弟张彭春，妹妹张祝春。曾祖母对娃娃哥三柱敬奉如神，觉得这一群子女都是三柱带来的。每天早上供烧饼油条，中午晚上供饭菜。 有一次曾祖母去河东看亲戚，临走嘱咐我奶奶不要忘记给三哥上供。奶奶满口答应。但因孩子小，家事忙就忘记了。3天后曾祖母回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梦见三哥向我吧唧嘴啦，你没有给三哥上供吧？”。奶奶大吃一惊，忙用话支吾过去。从此奶奶终生对“三哥”深为敬畏，不敢稍有怠慢。随着爷爷兄弟们生儿育女，“三哥”变成“三大爷”。随着我们这些孙辈 的出生，他就成了“老三爷”了。他洗过好多次澡，也成了老爷爷。 我奶奶一生不信神佛，过年过节也没有祭祀之举，只对老三爷是个例外。她给老三爷置办四季衣服，要母亲给老三爷织毛衣，毛帽，毛袜，按时督促父亲给老三爷换衣服（毕竟男女有别呀，小婶子不能给大伯子换衣服）。过年过节上香，对老三爷有无限的信仰和敬畏。常常在家务空闲时，在老三爷前默祷。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叔叔就参加空军，经常出航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空军的阵亡率很高，叔叔一个班的同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只剩下几个人。奶奶把希望寄托在老三爷身上，希望他保佑叔叔回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奶奶问爷爷：“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老四怎么还没回来？”。爷爷对奶奶讲：“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老四已为国捐躯，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一直瞒着你，是怕你伤心过度。你是明理人，希望你不要太伤心”。第二天爷爷上班去后，奶奶坐到老三爷面前痛哭 一场。她说：“我早就知道老四会牺牲，可我一直希望三哥在天之灵能保佑我的孩子回来。” 父母也陪着掉泪。痛哭后奶奶就再也不在爷爷面前提叔叔的事了，但是我看见过祖母看见父亲藏在柜子里他为叔叔制作的叔叔的影集时，一个人躲起来偷偷流泪。 奶奶后来中风了，但是过年时还是嘱咐父亲给老三爷上供。奶奶去世后，我们这些不孝子孙们不大把老三爷放在心里，忘记给他换季。以致老三爷一年到头穿着棉衣，带着毛线帽子。听说大约是在50年代，天津解放后开展破除迷信活动，当时多数家庭响应政府号召把家里的各种供奉，佛像，五大家，仙家楼，灶王爷……拆除掉，娃娃大哥，大爷怎么办呢？大概是在天津和平区有一处娃娃大哥“收养所”无偿收养娃娃大哥，送去的人很多，但年纪大的老太太思想守旧舍不得“入托”，经过青年人的动员老太太们才把娃娃哥哥打扮一番换上新衣服含泪送行(有的还敲锣打鼓热闹一番)。门前还有人专门登记写明哪家“入托”的。其实，过一段时间一下雨这些泥胎娃娃就瘫痪了，淋湿后化成一堆泥巴了。 我的中学同学家里就有娃娃哥，是她父亲的大哥。她祖母还健在，把这个娃娃大伯收拾得整整齐齐，衣服都是绸缎。她坚决不肯把娃娃大伯送去入托，到底是有娘的孩子不一样啊。 文化大革命前夕，派出所的民警动员我们把老三爷处理掉。我爸爸让我和弟弟两人把老三爷埋在了门前的大槐树下。老三爷是1874年来到我们家，这时老三爷已是93岁的高龄了，他带来的几个弟弟妹妹都已离开了人世。泥娃娃老三爷睁着眼笑眯眯地看着人世间93载的风云变换。他来自泥土，现在又回归泥土中去了。 【后记】 文化革命初期在破四旧的风暴中，娘娘庙被打砸一空，后来成了街道办的工厂。大殿四处是糊好没糊好的纸盒。80年代重新修复，但已没有当年的韵味了。
【以上图片天津泥人张工作室】 参考文献：
1．《张伯苓与张彭春》附录：家事回忆。。。百花文艺出版社 【附】 尊敬的“海外南開人网” 编辑先生： 您好. 我叫张元良是南开大学 物理系 六八届毕业生。 天津大学 自动化系八零届硕士毕业生（1983年毕业） 我的祖父是 第一任南开学校校长。纽约的校友 俞娴才女士认识我，她也是我的长辈。 我很喜欢这个网站，在这里看见很多老朋友，老同学和先辈们。 寄上我写的 《祖父张伯苓的泥娃娃三哥的故事》。希望博大家一笑。 -- 张元良 張元良回信说： 谢谢来信和照片，谢谢代我问候了俞娴才姑姑（她和我父亲平辈，所以她是我的长辈）。 她可能快90岁了吧，身体还挺好。我记得她和我母亲年龄相近。 老太太可能记错了，我们这一辈叔伯兄弟姐妹13人。但是我们家只有我和我弟弟张元龙 两人，（我弟弟原是全国侨联副主席，不过可能已退下来）。我们这一辈滞留日本的只有我 一人。想想真对不起祖宗。 您太太和您是同学吗？有些眼熟。（1/24/2014） 張元良的又一封回信： 东山先生好 我现在还上班，不为挣钱，只是无法适应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日子。就是太辛苦，每天 往返4个小时。日本公司习惯没有下班时间，所以到家都要9-10点。 回信迟复为欠。 谢谢回信和寄来的合照，可惜看了半天除了您和您太太，喻姑姑谁都不认识。在海外 除了解放前的老一代以外，就是开放后的一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少。 您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吗？你太太是英语专业的吗？68届英语专业我认识几位。 一是王桂芝，她和我初中同学。她后来去纺院教书，到天大来进修英文时再会过。 我一个表叔退休后补差，认识了于春和和朱少义。他和我妈妈一起给他们二位介绍过 对象。朱少义后来和我妈妈同事的妹妹结婚了。于春和那时在市委外事部门工作春风得意，风头无量。我去国离家后就没有消息了。 还记得俄5的王学维，他是游泳队的，我是航海队的。两队早上一起训练，他指点过我 们游泳，受益非浅。文革时被泼过硫酸，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1968届的物理系人数多，关系松散。组织过50年入学聚会，但终因种种历史原因聚不起来，泡汤了。 想起学校的往事和老同学，觉得很温馨。在您的网站上我看到过不少熟人。 20多年前谁也无法预料到今天。 美西的南开校友会的梁毅有时和我联系，我姑姑张新月（张彭春的女儿）以前还出席，现 在可能已不去了。她和喻娴才比身体和精神都差太多了。 希望和您保持联系，常常看到您的网站更新。 祝全家新年健康，幸福 元良 （1/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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