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校给我的教育

崔君达校友 01/28/2016

我是1946 年考人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当时考场还是在六里台，即现在的天津师范大学北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因校舍需大规模修建，故复校第一班即暂在六里台上课，那原为伪中日中学校舍。而我们是复校后的第二届，所以入学考试还是在六里台，但我们入学上课时即已在现在的校舍了。至今我还记得我入学的报名号为第800 号，入学注册号为467 号，被分在初一一班，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

1953 年考人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电子器件专业（当时这个专业的录取标准是清华全校最高的，自然也是全国最高的）。1956 年读完三年级，被留校，但还必须去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完四年级和五年级。1958 年毕业后回清华随一位苏联教授学习，他为我订了一个副博士计划，一个博士计划，共五年，在以后四年半的时间里，经过艰苦努力，我超额完成了这两个计划。1963 年初调到天津大学。

1980 年因创立复合时空论而被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所聘为兼职副研究员，1981 年至1982 年在美国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做访问学者。所以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天津大学，以及美国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95 年退休，可以说是在学校里过了大半辈子。我的一个感觉是，在我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无时无刻不感到我在南开中学时所受的全面的基础教育对我的帮助。愚以为南开中学的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提倡"全面发展"。这一方面是指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已有文献论述这一
点，就不必我在此赘述了），另一方面的含义就是"文理并重"·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人，而不是什么"工-具'工-具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偏科"！记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老师们就引导我们文理并重。我们大家争取的是"一串儿甲"，即不仅数理化要在90 分以上，而且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功课也要学好，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些中学课程都是我们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基础。记得语文老师杜碧涛先生每发作文本时，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前三卷"作文的优点。因为教师们的水平都很高，课讲得引人人胜，所以，无论是代数、几何，还是语文、历史、地理我都爱学。后来我们这一届的人据统计近50 几位同学考入地质学院，这与田鹏老师和陈昌笃老师的地理课讲得令人着迷有很大关系。直到今天，我还能背出很多地名、山名、水名以及它们相互位置关系。说实在的，我当时也差一点就报了地质学院。后来虽然学了理工，可是文科的基础一直使我大大受益。例如，在学语文课开始所学的"咬文嚼字"功夫，就曾帮助我很快地找出某些文献资料或实验记录中的矛盾和漏洞，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又如学语文的背书功夫使我能适应后来的理工科的一个基本训练，就是牢牢记住一串串的数字和公式，从而帮助自己比较顺畅地举一反三，找出正确思路。例如，因为我深人地咬文嚼字地去钻研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中的不协调，从而发现并创立了"复合时空论"。近年来己有愈来愈多的国内外的科学家们认识了
它的重大意义，拙论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人数据库。

记得1961 年，当时我还在清华，清华的教师中曾进行过一场反思，反思新、老清华之异同，得与失。i 己得有几位老教授都谈到，老清华的学生们的语言能力强，而新清华中的一些学生搞得甚至不会写论文。老清华的另一特点就是教授们力求精益求精．力求把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内容搞得少而精，简洁而深刻，但却要求学生们高水准地能举一反三地做大量习题和练习。我感到不论是老南开，还是老清华他们对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是，教育主要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这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学习，而不是知识或认知的堆集。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知识的堆集式的学习上，即使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的和不健全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素质差。

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我可以语文考100 分（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位历史老师就讲过，文科功课考100 分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用呆板的量化标准去出题，去判分，而这只能引导学生们成为木头脑瓜式的人）
数学考0 分，而我照样可以大有成就。其实这种学生是因为他还没能了解中学课程的基础性质，当然他也就无法进人更高的"至善之境"。从而成了一个知识残缺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表示遗憾！

1997 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短文，题为《打好基础是今后发展的关键》。他写道：中学打的基础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可以说，这里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我刚上中学的半年是住在身为教授的伯父家，他看我下学后很空闲就询问我。我说教师安排的数学作业我都做完了，他说那不行，数学书上的题自己都要做，从此我就按他的话做了，其影响深远，这不仅
使我数学很熟练，也产生了狠大的兴趣。……"

"我的反面经验是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好说。其后果也可以说是影响一辈子的事。举个实际例子，我于1944 年参加了当时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被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 分……"。其实黄昆老师这里说得很谦虚。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每种物理学课程，都讲得很精彩，我曾随他学过4 门课，这四门课都是他与谢希德教授合讲，他们二人讲课的特点很分明，谢先生是可以熟练地用数学语言阐述，她可以一大串一大串地准确地背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黄先生则可以用物理语言把一个定理的证明讲出最后的结果，从而大大简化数学推导。这需要对物理学基础概念的深刻领会和高明的中国语言修养。他与波恩教授合写的《晶格动力理论》一书，在上世纪50 年代初即已被列为国际物理学丛书之一，从而奠定了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看来他早在留英之初，就在语言上下了苦功，从而补上了他在中学时留下的缺憾。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愈来愈多地遇到"文理交叉"，"文理跨越"等、现象，例如，原来认为是文科范畴的语义学、语言逻辑等学科，在计算机语言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维纳正是在参加了长时间的关于多学科的"方法论"（即哲学）问题的讨论会以后而创立了控制论的教学理论：体系；又例如，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敏锐地感觉到，量子力学的基础似沙与因果律有矛盾，从而怀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于是引发了那场长树间的物理学和哲学的大论战，直到爱因斯坦和玻尔二人先后去世（1955，1962)也没有停下来。数学家冯·诺依曼用数学分析证明，量子力学的数学结构容不下因果律。后来贝尔提出了一个不等式，从而可以使人们可以用物理学实验来判定那个哲学争论的是与非。

又例如，近年来有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发给了博弈论经济数学家。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文科"经济学家，现在，如果你不懂博弈论数学，你就根本看不懂现代的经济学的基本文献。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南开中学的基础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我们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儒学教育传统。我们的校歌中的名句："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我多年来一直反复推敲，愚以为，首先是"仁"者儒学之核心也，我记得初中时曾去问杜碧涛老师，她的解释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是，儒学者，学的是"大学之道"，而大学之道，即君子之修己之学也。这包涵两个方面，一为修身，二为养性，修身者要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准，时时处处不忘学习和反省，"文质彬彬"即为内容之一；养性者即养大仁之性也，仁者爱人，爱亲人，爱朋友，爱可怜之人，爱百姓，爱国家和民族。孟子又讲了四条即"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做人的道理和技能，所以必须学习，必须受教育，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曾经分析过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他写道："（在英国工人居住区里）教育水平实在低解令人难以置信：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很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百多年以前英国工人们的悲惨状况。可在现在，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有些街道大妈们扭着大秧歌说，"我们的生活好极了！"时，真真令人哭笑两难！这里似乎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是后天地由他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这使我想起杜碧涛老师对我的一次个别谈话。我问她"教育"的定义应该怎样说，她说（大意），"教"字，右边是个"文"字，故教者必用文字施行之，而教之主要内容必以孝为先；而育者即养育之使趋善也。而善必以真为本，所以人应从小学会讲真话，不讲违心的假话，对照我们的校歌中的歌词，"真纯"是也，在文革中有人大批孔家店，大批"仁"的教育，一与我们南开的教育传统对照就可以明白，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理应在今天认真深入地认识这一点。

当然，我的上述皆很肤浅，也不全面，要想更全面深入地领会我们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愚以为必须认真学习张伯苓校长和老师们的讲述，回忆并尽可能多地记下当时他们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以窥南开教育传统的全貌，留给后人将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