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记献身中国石油化纤事业的“外校”毕业生

天津外语学校校友集体撰写 2014年9月9日

（南开大学英语77-1班高天明荐稿）

引言

青春在不同的年代会被打上不同的历史烙印。小时候，常听祖辈们讲述他们当年目睹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故事，也常听父辈们讲述他们当年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还常听兄长们讲述他们当年亲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故事。如今，已经或正在步入花甲之年的我们，又可以向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讲述些什么“想当年”的故事呢?

那就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说起吧。1970年，天津外国语学校（俗称“外校”）在经历了“文革”动乱之后开始复建招生。1975年，“外校”复建后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生（即：70级和71级）共有六十余人被分配到了天津石油化纤工程筹备处（后更名为“指挥部”，俗称“大化纤”）。如此众多的毕业生同时被分配到同一单位工作，在“外校”五十年的历史上恐怕仅只出现过这一次。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虽然这六十多名“外校”毕业生已有五十余人因考学、参军或调换工作等缘故先后离开了“大化纤”，但是这批校友当年为中国石油化纤事业和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却至今也没有被人们忘记。

日前，天津口岸办主任赵尚武校友致信高天明校友，他不无感慨地写道：“我记得刚分配工作时，你分到‘大化纤’，是不是？现在那里正在兴建天津南港工业区，是滨海新区的重要功能区。当年的盐碱荒滩，现在已建设成重要的产业基地。市领导在谈到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国家战略时，特别肯定了你们当年的贡献。你们是天津发展国家战略项目的先行者，你们当年的工作是一个点，但是，这份事业却在不断地兴旺发达……”

是呀，“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们今天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的时候，怎能忘记那些为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奉献过青春年华的校友呢？
历史风云

上个世纪70年代，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同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并出现了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此间中国先后与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完成了与美国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与开放引进的新契机。

70年代初，中国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不安中复原，并开始描绘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七亿中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成为中国领导人要着力解决的一对影响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天然纤维，而天然纤维又主要来自于棉花，但我国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这样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发吃饭问题。棉花生产的局限性，导致了纺织工业无法增产，严重影响了七亿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该报告提议：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编者注：可解决穿衣问题）和化肥原料（编者注：可解决吃饭问题），拟从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部分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等国进口四套设备，约需2.7亿美元；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报告特别指出：中国进口这四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可满足城乡居民对“的确良”的基本需要。

1972年2月5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并呈报毛泽东主席审批，毛主席立即圈阅批准了该报告。于是，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筹划和组织下，中国开放引进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及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高潮。

据史料记载：1962年石油勘探部门在天津大港发现了原油---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于是天津市政府便开始筹划建设一个年产250万吨轻油的炼油厂，并选址在津南区上古林西，因这里距市区较远，便于城市人口疏散，也便于工业合理布局，同时更便于同大港油田协作。天津市政府于70年代初将相关规划上报国务院。结果出乎所有天津人的意料，建设250万吨炼油厂的申请报告不但获得批复，而且还顺带抱回来一个大金娃娃——大型的进口石油化纤项目。

1972年，轻工部与燃料部经过反复协商，批准天津石化总厂炼油工程加建一套年产250万吨轻油的装置，为天津“大化纤”项目提供轻油产品---石脑油，并以此为原料生产聚酯切片，再经重整抽丝后最终生产聚酯纤维。此后，历史上著名的“化纤大会战”就在天津上古林西的这片盐碱荒滩上拉开了帷幕。我们“外校”这六十多名十七八岁的毕业生也先后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了这场“化纤大会战”之中，并用自己的激情、智慧、专长、力量、汗水，乃至鲜血创作了一首壮丽的青春史诗。

翻译会战

记得1975年刚分到“大化纤”工作时，我们是在津塘公路的“天津地震局”大院报到上班的，其中的两栋楼是临时提供给天津大化纤工程筹备处办公用的。经过一周左右的入职培训，我们对“大化纤”项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并对我们能参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圈阅审批的“大化纤”建设工作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入职培训期间，我们曾系统地学习过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本职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铁人王进喜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以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等豪言壮语。我们这批“外校”校友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的确践行了这些光荣传统和拼搏精神。

入职培训结束不久，我们就被分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中，日语711班的武慧敏等校友一报到就被分配到外事处合同科，并在天津地震局大院内的临时办公楼与参加技术谈判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看图纸、一起核对中日文合同书、并草拟各项技术协议；英语专业的校友则全部被分配到“资料室”，主要负责英文合同及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记得70级校友丛英时任“资料室”团支部书记，对71级校友特别关照，同时也透露了不少内部信息，如：当时资料室的高翻译是个“带帽右派”，组织上说只可使用，不可重用，接触时要多加小心……

当年的天津“大化纤”是以石油为原料，生产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的，引进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其一是从日本挥发油公司（美国UPS专利）引进的芳烴联合装置，其二是从西德克虏伯公司引进的对苯二甲酸二甲酯生产装置，其三是从日本帝人公司引进的纺丝设备。因此，当时急需英语、日语和德语翻译。所以指挥部领导决定派遣“外校”毕业的俄语校友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带薪进修英语，其中俄语70级的韩凤仙和俄语71级的汪宝来改学的是日语，俄语71级的刘俊荣和刘克富改学的是德语。结果，最后在“大化纤”直接走马上任并投入实际工作的“外校”校友就只有那二十多名英语和日语校友了，这些校友当年被“大化纤”的其他同事们亲切地昵称为“小翻译”。

为了赶在76年现场施工前完成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我们“外校”毕业的英语和日语校友和“南开”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大会战”。那时候加班加点是常态（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休或倒休），即便如此，也无法确保全部技术资料能保质保量地按时翻译完毕。于是，指挥部领导又决定抽调全市各单位的外语人才轮流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翻译大会战”。工作地点分布在天津宾馆、大专院校、“大化纤”指挥部等地方。所以，俄语70级的邓英、日语711班的刘欣、刘亚东、李玉珍等其他单位的“外校”校友也被临时借到“大化纤”，并参加了这项庞大的翻译工程，还有很多我校日语培训班的学员也都参加了这场“翻译大会战”。因此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外校”曾为中国石油化纤事业和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外事服务

“翻译大会战”结束不久，日本的日挥公司和帝人公司的技术人员就开始陆续来津开展技术谈判；日语专业的武慧敏等校友也随之投入到紧张的口语翻译工作中。当时，天津可以接待外国人的饭店似乎只有天津宾馆、天津饭店（利顺德大饭店）、天津第一饭店和天津友谊宾馆；所以，国外的技术人员几乎全部被安排在这些场所，技术谈判工作也是在这些场所进行的。最初，担任日语合同与谈判翻译工作的只有黄挺皇、沈雁谋两位老前辈以及南开大学72级工农兵学员王桂琦和我们“外校”的武慧敏。鉴于“外校”早在1971年就开设了日语专业，而南开大学则是在1972年才开设日语专业的，所以我们“外校”实际上培养了天津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日语专业翻译人才。
与此同时，英语专业的丛英、丁宏为、李迎庆、李江宁、贝瑞民、高天明等校友则与贾辉丰（“外校”64级的老校友）、张德文、张明德等“南开”应届毕业生共计20余人一同被派往河北沧州化肥厂（注：周总理亲自签批的“大化肥”引进项目）去实习。记得当年乘坐的火车是从天津东站出发，途径西站前往沧州的。出发那一天，高天明等校友是从东站上的火车，贝瑞民等校友是从西站上的火车。而当火车停靠西站，点名时却不见贝瑞民（后来得知他是从另一节车厢上的车），于是高天明就下到站台去寻找，岂料尚未找到贝瑞民，火车就关门开动了，结果高天明被滞留在西站，不得不改乘下一次列车……

沧州实习结束后不久，高天明校友被调到外事处接待科工作，并与“南开”英文专业毕业的74届工农兵学员鲍志强（男）和张振芳（女）以及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高福利（系我校691班高淑琴之胞兄）共同负责中外方谈判人员的接待安排、导游翻译、护照签证、后勤保障等工作。

与此同时，资料室的丛英等校友也被借调到外事处，参与了接待德国克虏伯公司和日本日挥公司等工作。当时，日本日挥公司的外宾全部下榻在天津市第一饭店，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外宾全部下榻在开业不久的天津友谊宾馆。我们发现德国外宾的行李箱特别重，据说里边装满了瓶装水，因为他们听说天津的水质不好，特意带来了每天的饮用水。

记得，丛英等校友还曾陪同外宾到中国大戏院（在滨江道附近）看过民乐表演。此间，为了采购接待外宾用的限量中华烟，丛英还曾找到在天津宾馆工作的英语701班校友宋赤军和702班校友韩伟等校友帮忙；高天明也在工作中得到了当年分配在天津“外办”工作的英语70级校友魏朝义和李娟的多次业务指导和工作支持，并与他们一直保持友谊至今。

那个年代的外事接待人员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可陪同外宾出入友谊商店、涉外宾馆等普通国人有钱也无法问津的场所，还可以每月领取两包带过滤嘴的“凤凰”或“中华”香烟（普通国人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用于公关接待工作……据魏朝义校友回忆，他当年就是因为受英语703班校友朱灵（当时公安局派遣了两名干部分管“大化纤”的接待工作，其一为朱灵，其二为宋平顺）影响，经常抽吸我们接待处提供的免费中华烟，才染上烟瘾的。

那个年代的外事接待工作纪律非常严明，要求从业者必须不卑不亢、内外有别，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严禁私自与外国人接触，严禁私自接受外国人礼品……记得有一位德国克虏伯的专家在其即将回国前曾把一本平装的《韦氏英语词典》赠送给与他朝夕相处的高天明，高校友随即将此词典上交给直接领导江浓科长。作为奖励，领导批准他保留了这本词典，该词典一直陪伴他到1980年赴美留学。

当年的项目谈判工作分为电气、土建、公用工程等若干个专业，工作量相当大，“大化纤”的自有翻译根本就不够用。于是指挥部领导就从纺织局借调了八十高龄的留日专家浦和基，又从天津外国语学院借调了陈正大等老师协助开展日语翻译工作。此外，还从南开大学借调了李维树、张迈增、刘岱业等英语老师协助英文翻译工作；随着项目谈判工作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翻译队伍也日益壮大，他们构成了对外谈判的主力军，并为天津大化纤项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外校”的许多校友，日后上大学时又都成了这些外借老师的学生。

艰苦奋斗

除了参加“翻译大会战”、项目谈判和外事接待工作，我们“外校”的许多校友当年还直接参与了“大化纤”施工现场及生活社区的基础建设工作。

当年的大港工地还是寸草不生的盐碱滩，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为了发扬“先生产，后生活”的大庆光荣传统（注：当年农业口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先治坡，后治窝”），我们一开始是十几个人住一个大帐篷，里面是冬冷夏热，闷得很；到了后来才盖起了简易平房，但室内依然是冬冷夏热，潮湿的很；厕所也是那种农村常见的旱厕；大家每天饮用的都是“压把井”抽上来的地下水。因受盐碱影响，那地下水的味道有些苦涩（据说长期饮用还会影响牙齿和骨质健康）。

那时候，工地现场的道路还没有修好，我们每天不得不穿着长筒胶鞋往返在泥泞的路上，并像建筑工人一样每天在工地现场挖泥巴，脱土坯，盖仓库……因为有当年在“外校”野营拉练、农场劳动、工厂实习的经验，我们“外校”校友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并出色完成了各项基建工作。

那时候，由于工地的生活配套服务不健全，校友们每周末回家都会带来一些挂面、炸酱、咸菜、果仁等食品，有时还用布票或粮票与当地的老乡换些鸡蛋等补养品。记得，武慧敏和高天明等外事处员工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盼望着凉秋处长等领导钓鱼回来，给大家熬鱼汤，改善伙食。

那时候，每天晚上最流行的娱乐活动就是“拱猪”（一种类似桥牌的纸牌游戏），每当外事处拱猪出现“三缺一”时，高天明都会被领导请去补缺，久而久之，他的“拱猪”水平在校友中也小有名气了。此外，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校友们几乎每天早晨都坚持打排球，天热的时候(午饭或晚饭后)，许多男生还跑到工地旁边的千米河去游泳纳凉。

那时候，为了发扬“外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少校友还兼任了义务理发员，资料室的张春起和外事处的武慧敏都曾给高天明等校友理过发。尽管当时工地上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们这些“外校”校友对工作与生活的态度却十分乐观，仿佛是在延续着“外校”的集体生活。

那时候，正在开展“全国工业学大庆”活动，作为石化战线上的新兵，我们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每天都在用“拼命干革命”的精神激励自己。

记得在进驻工地不久的一天，为了抢在暴雨之前把一整列货车的水泥全部卸运入库，我们曾与一批回城的“知青”员工开展过一次劳动竞赛。由于缺少设备和工具，我们就发扬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拼搏精神，完全用自己的肩膀和双手完成了抢运水泥的任务。

当时，男生不论高矮胖瘦一律用肩膀扛运一百多斤重的水泥袋，女生则是俩人一组用双手搬运。经过连续两个多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我们硬是靠赤手和肩膀把一列车的水泥一袋一袋地从车皮中全部抢运到库房里。当时的现场是粉尘飞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最后都变成了“水泥人”---从头到脚全部被水泥包裹着，连口腔里和鼻道内都结上了水泥柱。然而，没有一位校友怕脏喊累或临阵脱逃，我们“外校”青年突击队因此得到了指挥部领导的表彰。

还记得在一个周六下午，我们乘坐的一辆大巴班车在从大港工地开往天津东站的途中不慎撞倒了一位骑车的大伯，为了及时抢救，指挥部领导决定拉上伤员直奔天津骨科医院。后来主治医生宣布：伤员的骨盆部位粉碎性骨折，需要马上动手术抢救，但因医院血浆有限，无法满足手术需求，希望肇事单位自行解决，否则无法抢救……指挥部领导当即动员青年员工报名献血，并说：党员、团员带头！入党积极分子，组织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

最后发现报名献血的员工中有一多半都是我们“外校”的校友。由于手术耗时过长，而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数过少，每位志愿者平均献血高达400-500毫升。记得在体检时，大夫见到我们还未满18岁，就提醒说：你们还未成年，不宜参加献血。但是为了及时抢救伤员，我们都义无反顾地伸出了胳臂……结果英语711班的郎明坤和713班的高天明等校友因献血过多，连续一个多月都气短、出虚汗，浑身无力，卧床不起……

经过包括我们这些“外校”校友的“化纤人”的日夜奋斗和不懈努力，天津“大化纤”终于在1977年6月6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尽管在隆重的奠基仪式上，没有领导给我们“外校”的毕业生披红戴花，也没有领导给我们“外校”团队授旗颁奖，但是，在当年的“大化纤”，一提起“外校”的“小翻译”没有一个人不竖起大拇哥。我们这批毕业分配到“大化纤“的校友们也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患难之交

在“大化纤”工作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震发生时，高天明第一个被惊醒，并且立即唤醒了同室的卢寿远科长等人，一起冲出了宿舍。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闪电般的地光，听到了闷雷般的地声。天刚蒙蒙亮，外面还下着雨，就开始按处室清点人数，结果发现武慧敏下落不明。大家心如火焚，便开始四处寻找，而此时的武慧敏却因宿舍墙壁倒塌和余震不断，仍躲在床铺底下不敢动弹，见此情景，高天明立即冲进了瓦砾中的女生宿舍，并把她从床底下解救了出来……

再次按处室清点完人数之后，确认一个都不少了，只是个别员工有些擦碰小伤。大家便开始结伴向工地四周探索，发现盐碱地里有几条地缝，最宽的裂缝宽度约一尺左右。许多地方还从地下向地面冒水，就像是沸腾的泉水涌动着。冒出来的水中还含有黑色的泥沙，沉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个黑色小沙丘。有人把树枝插入地缝中，想测一测地缝到底有多深？结果，树枝沉下去就不见了踪影。于是，有的校友就大胆地“推测”说：这条地缝可能通向地核……三十多年后，当武慧敏再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又想起了那条恐怖的“地缝”，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寻找，也都没有再看到它的痕迹。

当天上午八、九点钟，指挥部领导通知大家：经研究决定全体放假回家。但因交通工具有限（好像当时工地现场只有两辆大巴和一辆面包车），大家只能分批乘车回家。以往我们每周一早晨都到东站集合乘大巴去大港工地，每周六下午又开始从工地乘大巴返回东站。当时既没有高速也没有快速路，从大港到灰堆儿的路上马车、平板车、自行车、行人混在一起，拥挤不堪，平时单程也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那天上午，当我们的大巴开到咸水沽附近时，路面就开始拥堵了，行车速度比以往慢了好几倍。后来得知：因为天津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严重，部队封锁了所有进津的路口，严禁任何非抢险救灾车辆通行。无奈，我们被迫下车，武慧敏、贝瑞民、高天明等十来个校友决定步行回家。

一路上满目疮痍，马路两旁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烟囱，砖头瓦砾比比皆是。越往市里走，景象就越恐怖，马路两旁的树木之间出现了用床单和绳索制作成的简易“吊床”，上面躺着重伤员。两侧的马路牙子上坐满了轻伤员，街上涌动的人群也比肩接踵地忙着抢险救人。当我们步行到灰堆儿附近的时候，被设卡执勤的解放军拦住了，我们十来个校友因为都家住市里，简单做了一番解释就全部被放行了。（注：据说当地农民和外地人是不允许进城的。）

那天，所有的公交车都停运，所有的餐馆小卖部都关门，我们平常都是乘大巴往返工地，因此对进津线路不熟，只好沿着公交线路步行进津，一路上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余震不断，险象环生。走到渤海大楼附近时已是晚上六点多了，刚好赶上当天最大的余震（据说有6.5级），只见和平路两侧的高楼大厦摇摇欲坠，我们马上集中到路中央避险；但是，和平路并不宽敞，而且两侧的小洋楼又是天津最高的建筑，一旦楼倒屋塌，即使站在马路中央，也难免受伤。于是，高天明提议立即转移到海河南岸的沿河马路，因为沿河马路毕竟有一侧没有高楼大厦威胁，一旦发生楼倒屋塌，危险系数会小一些……经过十来个小时的急行军，大家才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高天明是从废墟中走进他家院落大门的。进到院里时，却发现通往二楼的楼梯全部被他家倒塌的墙壁堵住，整个木制楼梯也摇摇欲坠，根本无法上楼，家里人也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他站在黑暗中大声呼喊，忽然从楼梯下方的地下室方向传来了声音——原来他家人和二楼的邻居们怕他一人回家找不到大家而失联，全部躲藏在坚固的地下室里焦急地等着他回家。而武慧敏家住的是平房，整个一面墙都倒塌了，全家人躲到了学校的操场上，在雨中支起了帐篷，开始了艰难度日的时光。所幸各自的家人都平安无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天气渐渐冷了起来，但地震重建工作却遥遥无期，天津的老百姓大多只能住在临建帐篷里。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能吃到蔬菜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令武慧敏最为感动的就是一位同在“大化纤”工作的“外校”校友专程从乡下骑着自行车给她家送去了一麻袋大白菜。直到今天，武慧敏的胞弟还经常提起这段往事，真是雪中送炭呀！

地震余波

震后不到一周，武慧敏和高天明等校友就奉命南下到无锡继续开展项目谈判工作。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从废墟中扒出几件像样的衣服（以便体面地接待外宾）和日用品，告别了震后余生的亲人，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车厢里（那时没有动车和高铁，从天津到无锡需要两三天时间），他们见到了许多从唐山输送到南方不同省市的重伤员和失去双亲的孤儿。一路上，无论是乘务员还是乘客都对他们特别关照，问寒问暖，送吃送喝……当年，江浙一带的老百姓曾接纳了许多唐山地震的灾民、孤儿和伤病员，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情谊。

在无锡下了火车，发现前去接站的正是分配到天津外办工作的英语702班校友魏朝义。他带领武慧敏等人走进了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小巷子。然而，推开院子大门时，却发现别有洞天！院落幽静、整洁，还有一座用太湖石堆积的假山……原来那就是张闻天生前被软禁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大化纤“的很多协议书都是在无锡签署的。业余时间，高天明等校友还游览了太湖、蠡园、鼋头渚等无锡著名旅游景点，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傍晚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散步时，随处可见“横行霸道”的螃蟹。

在无锡谈判期间，一天，武慧敏发现坐在她对面的一位日本技术人员在谈判时脸色蜡黄，就问他是否不舒服，他说感觉浑身无力。武慧敏随即陪同他去无锡市人民医院检查，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于是住院。因为这是急性传染病，谈判被迫中断，中日双方技术人员也全部撤离。当时，武慧敏年纪最小，还没有成家，又无牵挂，就主动申请留在医院照顾他。此外还有一名日方的代表和一名中方的领导也留院陪同。后来，航空公司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把他护送回到日本。临行前，他流着眼泪跪在床前给武慧敏深深地磕了一个头。

由于受地震影响，天津从76年7月28日开始就不再接待任何外宾了。为了确保项目谈判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在无锡谈判中止后，又挥师北上进军北京（这里距离天津最近，而且受地震影响很小），并在北京友谊宾馆、西苑旅社、民族饭店等涉外宾馆开展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技术谈判工作。为了便于沟通联络，当时“大化纤”在北京的新侨饭店长包了一间客房（相当于“驻京办事处”），高天明等外事处员工在那里常驻了半年之久，并且还有幸以经贸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即：天津“大化纤”项目的上级指导单位）员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76年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会。

那一天清晨五点多钟，高天明与其他分配在经贸部的“外校”校友排队从长安街由东向西走进天安门广场。途经公安部大院时，还在大门口偶遇了曾经在英语713班插班学习过的江北光同学（他当时分配在公安部工作），彼此匆匆寒暄后，就各奔东西了。由于经贸部的方阵被安排在金水桥旁边（注：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而那天参加追悼会的民众又多达一百万人，高天明等校友不得不按照现场指挥要求，提前八个多小时（即：七点前）就入场，其他单位的方阵则依次后排，直到整个天安门广场被一百万人海全部覆盖。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是由一块块一米见方的石板镶嵌而成的，为了确保一百万人能全部进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指挥要求每一平米的大石块上平均站满三个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安置临时流动厕所，所有参加追悼会的民众都不允许携带饮料或食品，结果到了中午时分，九月的秋老虎便开始发威，第一批入场的经贸部方阵中出现了许多中暑或虚脱的同事（包括“外校”校友），幸亏每个方阵周围都设有急救站，那些晕倒的同事们经过简单治疗或稍事休息后便又重新返回各自的方阵中，谁都不愿意错过亲自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机会。

当天下午两点多，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中央领导；三点整时，哀乐奏响，集体默哀三分钟。此刻，现场的民众们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还有不少民众(尤其是清晨首批入场者)纷纷晕倒在地……据事后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毛主席的不幸逝世悲痛欲绝，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烈日下暴晒得时间过久、腹内空空、加上活动空间太小，所以一低头默哀就纷纷晕倒在地；据高天明等校友回忆，由于现场每平米安排了三个人的位置，当一百万民众全部入场到位后，周围的空气顿显浑浊，站着呼吸都觉得氧气不足，他们不得不每隔十几分钟就蹲下身去，一方面可以在人墙下面躲避日晒，另一方面可以趁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多灾多难的1976年发生了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如：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袭击、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大化纤”的项目谈判工作并未受到严重影响，截止到1977年上半年，大部分的项目谈判工作基本按时完成，大港工地的现场施工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大化纤”的外事接待工作也进入了相对的淡季，于是领导决定利用1977年夏季时间派遣外事处的日语和英语翻译人员到国内其它“大化纤”项目去开展援建工作。

对外援建

1977年夏天，日语711班的武慧敏和王建国，还有日语培训班的张忠诚等6名日语翻译被派往位于上海金山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注：周总理亲自签批引进的四大化纤项目之一）支援建设。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每天头戴安全帽，身穿绝缘鞋，在建设工地上摸爬滚打，有时还爬到100多米高的炼油塔上工作，简直就像玩命一样。那时，年仅20岁的武慧敏，带领一大批华东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的工农兵学员活跃在工地现场，颇为得意。在生活方面，他们三个男生和三个女生同住一个两室一厅的宿舍里，每天下班后就聚在一起侃大山；每到公休日，他们就乘火车进城观光、购物。有一次，他们还用全国粮票和现金，到老乡家里换回了一只鸡……虽然工作比较辛苦，但是生活却非常快乐。

然而，英语713班的高天明等英文翻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年夏天他们被全部派遣到坐落在重庆长寿县的四川维尼龙厂（也是周总理亲自签批引进的四大化纤项目之一）支援建设，并担任英国技术人员的现场翻译。那时的长寿县还是个穷山沟，只有一条通往重庆的盘山道，一遇阴天下雨就会封路（因为盘山道上有几个弯道非常危险，经常出现汽车坠崖事故）。一天，高天明他们乘车外出，就亲眼看见一辆吉普车在上下山错车时踩着刹车晃晃悠悠地坠下了峡谷。那时的长寿县城里没有百货商场，当地人赶集时仍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全国粮票比人民币更受青睐（因为三十斤全国粮票可换三十斤粮食和二两油，相当于城里人一个月的粮油定量），可以用来换取任何紧俏商品或稀缺物品。

在长寿县援建期间，三伏天的闷热和山沟里的蚊虫都能挺过，我们毕竟在“外校”经历过野营拉练和农场劳动，但令高天明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是当地食堂的伙食！每顿饭都离不开“机米”（正餐全是干饭，早餐则是泡饭）、“空心菜”（这种野菜漫山遍野都是，割完还长，长完再割，炒熟了根本嚼不动，所以当地人称之为“无缝钢管”）和“麻辣作料”（即：花椒、辣椒、榨菜等），偶尔在“无缝钢管”之中也会发现一两片又黑又臭的“熏肉”（注：当地居民每家都在灶火墙上挂一两块腌制的生猪肉，常年烟熏火燎就变成了熏肉），但从未开过一次鱼腥。幸亏同行的张振芳每隔半个月都能收到老公从北京寄来的一些罐头，并与鲍志强和高天明共同分享。（后来得知，她当时已有身孕，所以北京的老公每隔十几天都会给她邮寄一些补品来。）高天明因为不吃猪牛羊肉，当时还随身携带了个电热杯，每周末都可以把从集市上置换来的鸡蛋、豆腐、花生等用电热杯加工后打个“牙祭”（四川话“改善伙食”的意思）。

在援建结束前的那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令高天明至今都追悔莫及的事情。那天雨过天晴，微风和煦，他约好张振芳和鲍志强一同去工地现场合影留念。（鲍志强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每次出差都随身携带一部120相机。）当走到工地上最高的一座炼油塔旁边时，高天明觉得地面拍照不够气派，没有效果，就问谁敢陪他爬到100多米高的塔顶拍照，鲍志强因戴眼镜攀爬不便，自动弃权，但承诺负责抢拍；张振芳则应战说：巾帼不让须眉，你高天明能爬多高，我就能跟你爬多高……
于是，他们俩人就开始一前一后地沿着不到半米宽的云梯向塔顶攀登。还没爬到一半，高天明就心虚了，望着塔底下越来越小的鲍志强，生怕云梯断裂或手脚落空成为“英雄”；然而再一看脚下的张振芳正在步步紧跟其后，他岂敢示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向塔顶攀爬……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颤颤巍巍地站到了摇摆不定的塔顶平台（为了抗震防风，所有高塔在设计施工时都预置了一定的摇摆系数），可是当他们扯着嗓子请鲍志强拍合影留念时，却怎样也摆不出一个pose来了。凤在吹，塔在摇，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他们急忙顺着云梯退回到地面。落地后谁也不敢再提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了。就是因为那次伟大的的“壮举”，张振芳日后竟然不幸流产了，高天明为此悔恨终生！

当年九月底，武慧敏和高天明同时接到了外事处领导的指令，要求他们在十月中旬赶赴南京双门楼宾馆报到，参加新一轮的技术谈判。在离开重庆前，接待方安排高天明等英语翻译在朝天门码头旁边的重庆宾馆歇息了数日，也算是对他们三个多月艰苦奋斗的补偿吧。此间，他们参观游览了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南温泉等景区景点，同时还品尝了各类重庆小吃。不过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重庆的公交车，许多大巴既无车门又无车窗（“文革”武斗的牺牲品），车身上还涂满了当年造反派的标语（“文革”历史的产物），每天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城小路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马路风景线。

1977年国庆节，他们是在重庆枇杷山上度过的。当晚，他们一边品枇杷，一边赏夜景，望着江对岸的重庆钢厂及灯火山城，悠然醉落入蜀不思归的梦境，并把三个月的艰难困苦忘得一干二净。此间，刚刚卸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并履新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老布什刚好也携家人下榻重庆宾馆，并于10月3日与他们与老布什一行同乘一条江轮从朝阳门码头出发去南京，顺流直下一并游览了举世闻名的“三峡”。据重庆“外办”负责人透露,“三峡”是军事战略要地，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向任何外国人开放过，布什一行是解放后第一批游览“三峡”的外宾。令人遗憾的是，乘船那几天连续阴天下雨，未能留下一张理想的照片。

人生转折

1977年10月10日前后，武慧敏和高天明等外派人员如期赶赴南京双门楼宾馆报到，张振芳则因保胎而返回天津本部。10月底的一天，张振芳向高天明透露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消息：教育部将在当年12月恢复全国高考，中专毕业生也能报名参加。（高天明此前曾向领导提出过上大学的申请，但却被告知：中专毕业生不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于是高天明就在11月逐级向领导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得到的答复是：因工作需要，不同意参加。无奈，他只好拜托张振芳在大港工地代其填写了报名表。11月中旬接到准考证之后，高天明原本打算立即请假回家备考，但因谈判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他只好继续坚守岗位，一直等到天津统一考试的前三天才请假乘火车返回天津大港工地。

1977年12月，在“大化纤”的英语校友中有近一半人报名参加了高考，俄语71级校友中则只有刘俊荣一人在付文宝老师（原“外校”的俄语老师）的鼓励下报名参考。当年的考场设在天津咸水沽中学，为此，指挥部领导特意为参加高考的员工配备了一辆大巴，每天定点接送。记得当时的考场条件非常简陋，门窗透风，座椅破旧，教室的燃煤炉子又烟又呛，而且还起不到什么制热效果……不过这种艰苦的客观环境却有助于考生们头脑清醒和精神振奋，我们“外校”的校友，除了数学考试以外，几乎在每一门考试中都做到了超常发挥。

一个月后得知，当年参加高考的“外校”毕业生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录取率丁宏为、许丽萍和高天明被南开大学录取；李迎庆、郎明昆、丛英等被天津外语学院录取；李江宁被黑龙江大学录取……如此高的录取率，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数学考试成绩未被计入总分，而只是作为参考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外校”毕业生的外语水平在全天津乃至全国都是一流的。此有史实为证：1978年5月，在教育部举行的首批出国留学生统考中，全国共考取十八名英语在校生，其中十一名来自天津“外校“，他们是张秀琴、刘晓天、周晓华、李鲜斌、张建新、冯建平、段林、温阳、丁宏伟、李江宁和高天明。

在南京谈判期间，武慧敏等日语专业的校友原本也打算参加77级的高考，但因工作繁忙，未获领导批准。无奈，他们只好等待下一次机会。回到天津后，武慧敏、汪宝来和王建国总是找机会聚在一起复习准备。当时工地很大，彼此住得较远，于是，王建国就经常骑着二八大梁车来回接送他俩，汪宝来坐在前面的大梁上，武慧敏坐在后椅架上，王建国当“司机”。他们三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同骑一辆破自行车行驶在工地上，已然成了工地上的一道另类风景。

到了1978年，在“大化纤”工作的日语和俄语校友们也开始报考大学了。其中的武慧敏考入天津外国语学院。由于她成绩优异，入学后不久就从78级跃升为77级，并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如今，这批校友中有的已改行从事教育工作（如：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丁宏为），有的已改行从事外交工作（如：中国驻多米尼克国大使李江宁），也有的已改行从事律师工作（如：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丛英），还有的已定居外地或外国（如：在加拿大的刘俊荣）。但无论大家现在从事什么工作，见面后都会深有感触地说：“外校”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学问，“大化纤”教会了我们如何干事业，这两段特殊人生经历的融合又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大写的“人”！

后记

斗转星移，日月穿梭,四十年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转眼，我们这批“外校”毕业生已步入功成名就、退休隐居、含饴弄孙阶段。虽然我们中间并没有出现什么富贵显赫之族，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是我们唯一可引以为豪的就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段无怨无悔的青春。

正如保尔柯西金所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是的，我们曾经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石油化纤事业和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举目未来，“知天命”后，我们又将如何才能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而进入人生更高的“耳顺”境界呢？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用我们的余生来书写《外校家书》的续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弟学妹们，新老校友们，让我们共同用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来续写这封没有句号的《外校家书》吧！

天津大化纤“外校”校友集体创作
2014年9月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