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重要思想家——巴赫金

晓河(1966届）4/11/2012

【作者简介】：晓河，实名：卢小合，浙江宁海人。1961年——1968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毕业后参加过工厂劳动，教过书，82年调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俄苏文论及巴赫金学研究至今。研究员。曾任该所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多次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1984年的《列宁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1988年的《苏联文学讨论会》，1991年的《80年代苏联文学研讨会》，1998年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讨论会》，2007年的《"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全国学术研讨会》，2005年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虽然接到两次邀请函（最后一次是用挂号信寄来的），因故未能出席，不无遗憾；91-92年去弗拉基米尔师范大学进修，2000年去基辅访问，主要是收集研究材料。重要论文有《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关于艺术时间研究的思考》（1987），《苏联文艺学中的艺术时间研究》（1988），《西方文艺学艺术时间研究刍议》（1991），《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1991），《巴赫金的"意义"理论初探——兼与伽达默尔等人的比较》（1999），《作为科学话语研究对象的"涵义"与"意义"》（2002）等，与他人合作翻译、编辑出版《巴赫金全集》（六卷本），并任副主编，此书于1998年面世，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与青睐，10年后，2007-2009年对全集作了认真细致的修订，于09年底再版面世；专著《巴赫金哲学思想研究》（2006），可以说是从事巴赫金研究的总结。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年11月17日（新历）生于奥勒尔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幼年时巴赫金的生活尚称富裕，有家庭教师，习德语、法语，而德语几乎成了他思考的第一语言。七、八年级时随父亲去奥德萨，在那里的奥德萨中学就读。在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语、古拉丁语、后又掌握了丹麦语、意大利语，随后进了诺沃罗西克大学学习。于1915年转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就读。

巴赫金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他酷爱文学、哲学、诗歌，现代派诗歌、象征派诗歌，迷恋普希金、波德莱尔、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等人的诗歌，过目不忘，背诵如流。4-5岁时就与家庭教师一起演德语歌剧，12-13岁时就能阅读德语原文，其中就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据他自己说，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首领赫尔曼·柯亨撰写的《康德的经验理论》，对他"影响巨大"，同时他也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年轻人。

他未完成大学学业，1918年便离开了彼得堡，去涅维尔小城，在一所中学教书。1920年到维捷布斯克市，在该市的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程，在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他一直在这里住到1924年5月。在此期间，他还从事话语创作美学的撰写（此书在他去世后的70年代末才见天日）。在20-年代的十年间，他写了不少东西，用他的真名发表的只有1929年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此书出版后为当时的文化部长卢纳察尔斯基所赞赏。

1928年12月，他因与一个名叫"复活"的宗教团体有牵连，再加上他讲授唯心主义的康德哲学（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当时盛行的文学沙龙）而被捕，于1929年不经审讯而被判刑5年，初被流放到北方最严酷的集中营，后经高尔基夫人彼什柯娃等人的营救，改判到库斯坦奈（Кустанай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库斯坦奈期间他被剥夺中学教书的权利，而只能做经济统计工作。1933年流放期满后，他仍滞留在库斯坦奈，从莫斯科的好友那里源源不断地寄来他所需要的图书资料继续写作；1936年又到萨兰斯克师范学院教书。1938年他因骨髓炎恶化，不得不截去一腿，一辈子与轮椅为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作。整个30年代，他的著述甚丰，但都没有出版，有的因战火而遗失（如论歌德的创作）。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住在萨维洛沃，在一所中学教德语。1940年他完成了论拉伯雷创作的博士论文，因战争又一直拖到1946年评审，因观点的新颖而不合某些评审者的口味而仅授予他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后到萨兰克斯教育学院任教，直至1965年退休。1972年在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干预下，77岁的巴赫金才落户到莫斯科。1975年3月7日，巴赫金终于走完了人生的艰难道路而与世长逝，终年80岁。

巴赫金自1929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之后的30年间从未发表过一篇东西，虽然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他的名声鹊起缘于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研究人员柯日诺夫。他在读了巴赫金1929年的那部书后，又查阅了他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感到他的观点不同凡响，大开眼界而又深为震撼。了解到他还在世，于是就与同行鲍恰罗夫、加契夫一起于1961年到巴赫金执教的萨兰克斯摩尔多瓦大学拜访。他们在巴赫金身上看到的是卓尔不群的学术个性，凛然而立的学人风骨和另辟蹊径的理论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巴赫金对1929年的专著进行了多处修订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于1963年出版，随后他的《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也于1965年面世。

两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关注。他们以前对俄国形式主义津津乐道，而现在一看到巴赫金的著作，认为可以有力地支持他们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他们把巴赫金的著作译成法文出版。这样，他的著作很快在西方文论界传播开来，并使得西方学者大为倾倒，不少学派前来攀附，把他的思想奉为"圭臬"。这样一来，巴赫金的名声在西方大振。70、80年代间，巴赫金过去没有发表的手稿相继面世，使他成为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而受学界称颂。

在他成名后，有人劝他申请博士学位，他对此极为淡漠。这样一来，在那时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世界各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此一个绝无仅有的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却只是一个副博士与副教授头衔！这种鲜明的反差为现代文明所罕见！

巴赫金是在改革开放后传入我国的。他的学术思想似一股新鲜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首先给我国的文艺学界带来了活力，我们为之耳目一新。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也难被传统的理论所接受，于是80年代中期在我国文艺理论界掀起了有关他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大讨论。与之同时也展开了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全方位研究。他的对话交往理论，哲学人类学思想，美学思想，元语言学思想，狂欢化理论，赫罗诺托普理论等，使许多研究者所仰慕。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有条件的大学开设了硕士、博士研究班。1998年我们出版了《巴赫金全集》（六卷本），十年后的2009年再版了这套全集（增加为七卷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其全集的国家（连俄国国内至今还没有出齐他的全集）。全集已成为研究巴赫金思想的主要资料。我们的这种做法，为巴赫金思想在我国的传播，也为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文艺理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巴赫金被公认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哲学人类学，美学，符号学，诗学，语言学，历史文化学，文艺理论等学科卓有建树，并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因而他也获得了多种大学问家的桂冠与头衔。现在我们来简略地阐释一下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在哲学方面，巴赫金的"他人之我"哲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巴赫金与西方的类似学派不同。在西方有专门研究"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等被人们称为"人称代词学派"；而巴赫金的"他人之我"哲学与他们大不一样，他是讲"我"和"他人"。是指人，具体的人，不是人称。同时，他也与西方对话哲学中的"你与我"不同。巴赫金讲的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他的"他人之我"哲学包括三个主要因素，即"自为之我"，"为我之他人"以及"为他人之我"。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外还有递进深化之涵义。他认为，"现实生活和文化的一切价值，全都围绕着现实行为世界中这些基本建构点配置的"，"所有的时空价值和涵义价值，以及种种关系，都聚拢到这些情感意志的中心因素上。"

巴赫金在这里提出"自为之我"表明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占有别人所不能占有的独一无二的位置，是唯一的"我"，唯一的存在，是具体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自然人。但他又不是孤独地生活着的一个封闭的人，不是一个自在之人，不是一个唯我论者。因此，巴赫金的"自为之我"与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中所描写的仿佛"我"就是上帝，是万能的主宰，大相庭径。巴赫金的"自为之我"虽然有着胡塞尔的"纯粹之我"，费希特的"绝对之我"（特别表现在对主人公的关系上）的影子，又有着"理论之我"、"理性之我"、"理念之我"、"真理之我"的成分。但他又是一个"行动我"、"实践之我"，不是抽象之我。因为，"我"要为我所占有位置的行为负责。巴赫金的"自为之我"虽有"超视"之能力，但不是尼采哲学中的"超人"，也不是休谟怀疑论中的"无我"，更不是叔本华说的"孤独之我"和康德所说的"一个不合群的人"。巴赫金的"自为之我"是以社会为己任的。他说："个人的责任不可能是有限的，不可能为某种外在决定论——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所制约。这与其说为自己负责，不如说为他人负责"的这样一个具体的献身于社会的人。

由于巴赫金的"自为之我"，与"为我之他人"，是对立面两个因素。上面对"自为之我"的描述，也可以用于"为我之他人"身上。因为从现象学观点上看，是相同的，只是方向相反位置相对立而已。因此，他人、他者、他性，为我之他人、他人之我、他人自我等等，其涵义基本相同，其区别也与我、自我、自为之我一样。问题在于下一个"中心因素"——"为他人之我"。巴赫金这一哲学重心就在这一点上。通俗一点就是在"我为他人"这一点上。它成为巴赫金的有关一切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配置的中心。就是说，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上，"我"是服务于"他人"的。（记得上个世纪50-60年代，盛行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似曾相识。）

巴赫金的哲学思想是这样，他的哲学人来学思想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引用他的一段话来说明："我要融入一个他人和许多他人之中，我只希望成为许多他人之他人，以他人身份彻底融入他人的世界，甩掉世界上唯一之我（自为之我）的重负。"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抛弃自我，只能在他人身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一种奉献精神。巴赫金的这一"他人之我"思想，在他的著作中，作了大量的描写，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是这种思想的顶峰。

巴赫金提出"他人之我"的哲学，表明他人也与我一样，他人是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这样，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两主体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换言之，是一种对话关系（两个主体才能对话）。我们对巴赫金的对话关系作了许多研究，其对话关系的提出是以"他人之我"哲学为依据、为基础的。因此，我们过去把他人作为"物"，作为"工具"，作为"螺丝钉"的观点可以说与巴赫金的这一思想格格不入的。这样，我与他人的对话应该是平等的，具有开放性，普遍性，未完成性等等特点。当然巴赫金的对话是生存主义的对话，即存在主义的对话："存在意味着对话性的交往"，"存在就是对话"，对话是"生存的最低条件"。诚然，从巴赫金的论述来看，也是指文化上的对话，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对话。

我们可以从巴赫金的"他人之我"哲学引伸出他的其他学科的一切主导思想。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下。例如，他的美学思想，他提出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对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关系，这点对我国文艺学来说，是相当的新颖，在80年代引起过相当大的争论。如果不从哲学的高度来看这个美学问题，是难以理解的，主人公不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吗？怎么能与作者对话呢？

80年代初，我们率先得知的是他在1929年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修订后于196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在本专著中，他提出了陀氏小说是对话小说。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是对话关系，而作品中的人物之间也是对话关系，不管是叙述还是描写都是对话关系，同时提出了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而把对话直指"最高受话人"，即"上帝，绝对真理，无欲望的人的良心法庭，人民，历史法庭，科学等等"。这种理论不但为我们难以理解，也与西方文艺理论界宣扬的相对主义截然不同。那时的争论属于正常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这种争论便悄然匿迹了。

在语言学领域，巴赫金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不同观点，即语言是被系统化了的，具有社会性，同质性，而言语具是个人的，偶然的性质。巴赫金觉得索绪尔在论述中对"言语语言学"有某种忽视，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元语言学的研究上。如果我们纵观巴赫金的元语言学论述，可以提出他的下述一对对对映体：语言学——元语言学，语言哲学——话语哲学，语言——话语（言语、表述），诗歌话语——小说话语，作者话语（我的话语）——主人公话语（他人话语），独白型表述——复调型表述（对话、对话性、杂语），单声性（单声语）——双声性（双声语），专制（权威）话语——内在说服力话语，解释——理解，托勒密语言观——伽利略语言观。在上述对映体中，最主要的是"语言——话语（言语、表述）"这一对，把它弄清楚，就基本上掌握了巴赫金的元语言观。这里归纳一下他认为"言语"（俄语是：……）一词含义不清而特提出的较为硬性的"表述"(utterance，俄语是：)（在国内英译界译成"言谈"）的性质，表明他的思想之反响程度是如何的了（表明表述与句子的区别，因为句子是语言学研究的范畴，而表述是元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一，表述是指小到一个独词句，大到几卷本的话语著作。其主要原因是有一个主体；主体变了，表述也就完了，变成另一个表述；
二，因而，表述具有完成性。巴赫金说："表述具有绝对的开头和结尾。"
三，表述具有积极的应答立场；
四，表述有指向性和受话人；
五，表述具有事件性、现实性、与真理性；
六，表述的非语言环境，它的事件性引出了表述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七，表述的意识形态性；
八，表述的情态性、表情语调性质；
九，表述具有新义，是先前表述所不具有的新的涵义。
十，表述的对话基调。

上述区分表明巴赫金十分注重语言、言语、表述（话语）的区分。他表明这三者的关系：言语是行动中的语言，而语言是体系化的言语，言语是语言在具体表述中的实现。这不但表明巴赫金在元语言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让我们在翻译巴赫金著作时要十分注重其术语的区别，否则，便会曲解其意。在文艺学领域，巴赫金不同意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显然他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只重视形式的做法相对立的，又与当时所谓马克思主义学派只重视内容（我国文艺理论界也持这种观点）相区别。他提出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正像一块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一样。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内容与形式是一个结晶体，不可分割。例如，他在批判材料美学时，只看到材料（大理石，话语，形式主义者是这么做的）而无视材料中表现出的内容，是不对的。同时，他在"他人之我"哲学的统辖下，以双（两）主体原则（即对话原则）看待文学中的所有流派，认为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形式主义，材料主义，以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西方的体验派等等，都是贫乏化的表现，因为他们只看到或只重视一个主体，而忽视了另一个主体。

在叙述学领域中，巴赫金在20年代提出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与后来（即60年代）法国叙述学的观点十分相近。但不同的是，巴赫金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作者与主人公，而法国叙述学只是作了形式上的研究。这里略提一下他们之间的类似性：巴赫金的"作者控制着主人公"，即与叙述学中"叙述者大于人物"，或称"后视角"，"全知叙事"，"非聚焦或零聚焦"，或"全聚焦"相类似。

巴赫金的"主人公控制着作者"，即与叙述者小于主人公，或称"外视角"，"外聚焦"戏剧式叙事，或纯客观叙事相类似。这是一个技巧问题，即叙述者说的要比人物少。巴赫金的"主人公本人就是作者自己"，即与叙述学中的"叙述者等于主人公"，"同视角"，"内聚焦"，"人物视点事"，"限制叙事"相类似。叙述学的研究，被理论界看作是20世纪最辉煌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巴赫金的观点要比结构主义叙事学早出近半个世纪！巴赫金的超前思想可想而知，他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却影响着后代人的发展。（由于巴赫金的著作是70年代末始见天日，故他们之间没有继承关系。）

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说一句艺术时空问题，形象的时空问题。巴赫金在20-30年代就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并用当时的爱因斯坦时空观来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时空问题，以时间在作品结构中的情况进行分类，并提出小说中的人物必须要通过时空这扇大门才能进入小说的结构网络之中。形象的时空结构问题的提出这无论是对俄国文艺界还是世界文艺界来说，都是开创性的。当然，在西方古希腊如阿里斯多德等哲学家，也曾提出过小说中的时间描写，把时间作为布局小说结构的手段，并未出现过对形象的时空问题的论说，更没有像巴赫金那样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当前文化领域中十分流行的"狂欢化"问题。这是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一书中提出并作了大量描写，并认为拉伯雷的创作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狂欢的氛围，是"独具一种狂欢的美学品格"，在巴赫金之前从未被人所揭示。所以，狂欢化的提出是一次思想观念、意识上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趣味的性质。巴赫金对"狂欢"一词的理解，有的俄国学者作了如下的阐释：颠覆等级制度，主张平等对话原则，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易变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革精神，摧毁一切与变革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精神。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开起了民间诙谐（笑）文化研究大业中的第一步，重要的一步。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我国，狂欢化一词已经深入到文化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狂欢化的研究已成为小说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巴赫金的拓荒性研究对文艺理论发展和影响将是深远的，巨大的。

在涵义理论中巴赫金的研究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问题属于阐释学研究范畴。今天已成为整个科学界不得不予以研究的共同课题。所以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涵义学"。我对这个问题也写了几篇文章，并在专著中独劈一章来阐述。提起"涵义"就必然想起另一个词儿"意义"。这两个词在19世纪以前的文论中是混合运用的，在我国目前还是如此。19 世纪末，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论涵义与意义》（Uber Sinn und Bedeutung），首次对涵义与意义作了区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表明，在科学中，不能对这两个词混合使用。对它们的区分，是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巴赫金对这两个词儿也是区别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弗雷格的区分，举例说吧：弗雷格把月亮这个实体作为"意义"，而把人们在望远镜上观察的月亮，即反映到观察镜面上的月亮视为"涵义"（所以美国的一些学者想当然错把"意义"作为"指称"，而称为指称理论，下面还要提及）。这里着重说一下巴赫金的理解。巴赫金在20年代就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应该对它们加以区分。巴赫金首先把涵义与人联系在一起，涵义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人的心理活动，人的行为，人所理解的一切之一切都不能与涵义相脱离。涵义的永恒性只有与真实的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才能"发出永恒的涵义的价值之光"。这样涵义理论也是巴赫金"他人之我"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巴赫金首先把涵义看成是人的内在精神。他说："精神是一切涵义价值之总和"，"一切可以理想化、英雄化、节奏化的东西"，均是涵义之体现。这样，涵义构成了整体的人。因此在巴赫金的思想中没有"自在涵义"一说，这与康德，胡塞尔，以及俄国另一位现象学家什彼特的观点相对立。巴赫金认为，涵义只为另一个涵义而存在，与另一涵义同在，也只能与其他涵义相会之后才能实现自己。这样，巴赫金把涵义纳入对话理论的框架之中了。

二，巴赫金对涵义的思考更多的是把它放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中，如：哲学、语言学、阐释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巴赫金坚持不能把"涵义"与"意义"混为一谈。他说："涵义的应答性质。涵义总是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对什么也不能作出回答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脱离了对话而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涵义和意义。意义是从对话中截取出来的，但这是有意的截取，是假定性的抽象。意义具有成为涵义的潜能。"他认为，意义是不具备应答性质的，只有成为涵义之后，也就是被读者接受之后。

那么这时的涵义有什么性质特征呢？

一，涵义的社会性本质。涵义是作者在话语、记号、句子、文本中把自己的构思、思想、观点，即自己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以及由社会历史文化中积淀的一切宝贵的东西融进自己的作品中的东西。因此，作家越伟大，那么他作品中涵义就越深刻、越复杂、越有意义。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蕴藏的涵义要比其他作家深得多，其根子可上溯到古希腊。

二，涵义的本质特征是对话，问与答的对话性。巴赫金说："我把问题的答案称作涵义，不能回答任何问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涵义。"

三，涵义的共通性，全球性和全时性。共通性是指涵义的客观性、普遍性与人人共享性；全球性是指涵义无国界无民族之分，一民族之涵义瑰宝也是它民族之瑰宝；全时性是指涵义不为历史所限，涵义是不死的。巴赫金说，不存在任何绝对死亡的涵义，"每一涵义都有自己的复活节"。

四，涵义的无限性。这点与上面一点有关。它在一切新的语境中无终止地更新。

五，对涵义的精确度的理解。作为人文科学中的涵义真理，不可能如自然科学中那种证明同一，即A=A，而是大概准确，是"准真实性"，"准正确性"。特别表现在对话中，把他人的话语变成"自己的他人话语"，这就是探索涵义的正确原则与态度。巴赫金的这一观点，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大有好处。我们不能不想起挥舞大棒子的时代，那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年月。

六，对涵义的理解与对话。巴赫金提出了两种理解与对话：一是与某一文本内的抽象因素的接触与对话；二是文本之间的接触与对话。（笔者认为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就源于此。）对这两种对话的区别，巴赫金认为，前者是对意义的理解，是理解的第一阶段；后者是对涵义的理解，是理解的第二阶段。只有在第二阶段上，即文本之间的对话性接
触之背后，是个人与个人的接触，不是物与物的接触。只有极端的物化，才能导致涵义的无尽性的消失。

七，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无限性，其目的是在于摒弃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封闭性与孤立主义，提倡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开放性与相互联系。但是否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没有了绝对真理了呢？不是的。这是因为他引进了对话的"第三者"。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点。说者（作者）自一开始就期待着他人的积极应答；然而这种积极应答，是对话的"第二者"，此外还存在着理解的"第三者"，这就是"超受话人"。对"第三者"，巴赫金这么说道："……但除了这个受话人（第二者）之外，言谈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预知存在着最高的'超受话人'（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的绝对公正的应答性理解，预料应在玄想莫测的远方，或者在遥远的历史时间中。"这个第三者的存在，是巴赫金涵义理论的精义之处，是他对语言符号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区别于一切涵义相对论的要害所在。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如体验派文艺理论家们以及一些研究巴赫金的学者都忽视了他的这一观点。伽达默尔也提出过"第三者"，但他的"第三者"仅指语言，不指"超受话人"。而把"语言"为"第三者"，就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泥坑中。

在我国，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国的话语学界，对此含混不分。特别对上面提及的弗雷格的《Uber Sinn und Bedeutung》一书，正确的译名应该是《论涵义与意义》。然而在我们竟有十多个译名。德语的"Sinn"，法语的"sens"俄语的"……"，英语的"meaning"，而德语的"Bedeutung"，法语的"signification"，俄语的"……"，英语的"significance"（因英语与之相对应的"sense"在科学语言中不用。美国在1960年翻译弗雷格这部著作时，译成：On sense and reference，后经过大讨论，一致认为译错了，到了1980年，把弗雷格的书改译成On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可惜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不知道这种变化，不然的话，怎么能有十多种译名呢？）而我国译者把弗雷格的书错译成《论意义与指称》——这是按60年代美国人的译名，而美国在1980年对弗雷格的书作了改译，而我们却不得而知，还照老规矩行事，可见我们的闭塞程度了。我在这里再说一遍，正确的译名应是《论涵义与意义》，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是我国译者、研究者死抱住把"meaning"译成"意义"不放所造成的恶果（正确的应把它译成"涵义"）。

这样巴赫金对"涵义"与"意义"的区别，在文本层面上说，即：对文本上词句的词面上的解读，看作是"意义"，是作者创造的，而读者对它的理解（一种语境的理解，在长远的时间里的语境）是"涵义"。这种把"意义"与"涵义"分别开来的理论，显而易见，是反对那种对话语作品（无论是文学的、哲学的）以及其他作品都不能作天马行空式的解释。而在我国的某些理论家或外国的体验派
理论家，无视作者的存在，无视作品中的"意义"如何，而喜欢作随心所欲的"涵义"解释，喜欢把过去的作品进行"现代化"。一切随读者的意愿，这也是一种贫乏化理论的本质表现。

巴赫金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重要思想家，无论在人格魅力上还是理论创新上，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结束语，引用拙著序言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享：

“政治上的迫害，心灵上的创伤，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生活环境上的恶劣，学术观点上的歧视，出版上的无望，所有这一切何曾动摇过他对真理的追求，阻止过他前进的步伐，改变过他刚刚迈出大学校门时的诺言；他依然保持着他与他人平等对话的信念以及只有在他人身上方能实现自我的理想。他在这里表现出他人格上的真诚与坚强，刚正与执着、朴实与创新，不为金钱
所惑，不为名利所动，认定理想目标，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去攀登科学高峰的崇高精神与人格魅力。”

2012年4月10日于石家庄

卢小合

卢小合与李维树， 2007年6月7日（箫泽瀛 摄影）

卢小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