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拾遗 OCtober 20, 2016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最喜欢它自由合作的学术氛围，做到“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双一流”目标，很难，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联大长征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园。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华罗庚一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治印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学生宿舍

精诚合作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西南联大校徽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

教授治校。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吴宓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 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学生们正在上课

思想独立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下课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化学系在做实验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学术自由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在学校演讲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 

西南联大操场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清华教授郑林庆，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育才育人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西南联大原教室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

西南联大校歌。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在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1938年2月22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船抵益阳城外清水潭，因上游水浅不能前驶，遂于23日舍舟登陆，

三千余里之长途旅行从这里开始，这是自益阳出发时所摄。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 开大学内迁到湖南，
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图为在长沙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校舍。

随着战火迫近长沙，学校又决定西迁昆明。于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的临时校舍。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于昆明。西南联大下设文、法、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

一个先修班。全校学校约3000人。学校虽物质匮乏、校舍简陋、图书资料不足，但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

联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经过统一考试择优 录取。学校荟集了大批全国一流学者。

汪曾祺与沈从文。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中文系。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
发表《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沈从文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曾指导汪曾祺写作。

西南联大师生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热烈欢迎

【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起点

作者 任大猛 2015-06-05

[摘要]长沙临时大学，是闻名中国抗战史的著名西南联大的起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等均出自该校。

“湘黔滇旅行团”中包括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重要教授。

后天就是6月7日，中国高考日，不少高三学生，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进入中国最好大学的通知书。

1937年底，长沙曾创办有中国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后，至少295名长沙临大学生离校投身抗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在战火中被迫南迁。三校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称，将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通知全国各地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校友迅速向长沙集中。数月之后的1937年12月14日，长沙城内各大报纸铺天盖报道，民国首都南京已于前一日失陷。

愤怒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1067人，迅速在韭菜园临大校本部沉痛集会，学生们青衫泪湿，痛感国破家亡，集体致电蒋介石，拥护抗战到底，请求学校立即执行战时教育，热血学生纷纷报名上前线，欲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拼死一战。

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长沙临大学生投笔从戎第一波热潮。

临大常委会迅速成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在此期间，至少有295名学生，断然作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离校决定。

地下党员熊向晖、许焕国等人即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熊向晖成为胡宗南机要秘书，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后龙潭三杰”之首。也有部分学生未经登记，即回到已遭沦陷的敌后老家，组织游击队，进行艰苦抗战。

当然，不少进步学生想方设法与徐特立、邹韬奋等联系，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或直接投身八路军队伍，目的就是要与日寇面对面作战。在冀中开展地雷战的熊大缜等13人，即是在长沙临大经学校登记保留学籍前往八路军抗战前线的临大学生。

1938年1月，熊大缜等13名从湖南出发的长沙临大学生和校友，到达山西临汾后，分头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冀中地区八路军某部。这13人包括此前在国立长沙临大就读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熊大正（熊大缜）、清华大学研究生汪怀常（汪德熙）、清华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清华大学青年教师胡大佛、清华大学勤杂工门本中（阎裕昌）等，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投身八路军，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雷战。

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回忆这群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学生的贡献时说，“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了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以后又生产了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门打敌人的堡垒”，“美国的观察组见了以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晋察冀轰轰烈烈开展的地雷战，影响广泛。不少兄弟部队听闻纷纷请求技术支持。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会见其时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不但大大表扬他工作的出色，更要求他扩大技术研究社，多争取科技人员，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

战火一天天烧近湖南，连课桌都仿佛在燃烧，引发临大学生“迁滇论争”
抗战初，因淞沪会战撤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火一天天烧近湖南，长沙连遭日机轰炸，课桌仿佛燃烧。为保存国家文化元气，最高当局在1937年12月令国立长沙临大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迁昆明。

1938年1月5日，梅贻琦先生郑重向临大师生报告，政府希全校师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复兴做准备。1月10日长沙《观察日报》称：长沙临大在布告牌上写着：“本校为保存文化决迁昆明开学，诸生如有愿离校参加各种国防工作者，本校当尽力介绍。愿随同前往者，每人津贴路费20元，此后课程设备等方面，当力求充实，以副有志向学诸生之厚望。”

梅校长讲话和临大贴出布告，引起学生骚动，并引发学生“迁滇论争”。半数学生签名声称“反对文化逃避”，不想当“叛徒”和“懦夫”。学生发起反对搬迁或缓迁签名活动。

北大校长蒋梦麟最后请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从武汉赶到长沙临大演讲。陈诚苦口婆心告诉临大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化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截止到1938年2月10日，临大千余学生中，共计820名学生填写表格，愿去云南，600余名学生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往其他学校。

从湖南长沙转往云南昆明，临大主要分两路人马。一路走海路，由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渡海到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到昆明，每人发20元钱，年龄大、体力差的师生走这条路，女学生也一律走这条路；另一路走陆路，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师生，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另有坐汽车从广西到云南者。

步行的这支队伍，全名湘滇黔旅行团，当时不少师生建议改为步行团，但学校认为旅行团较符合实情。

政府指派50岁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教导员则由南开黄钰生担任。

旅行团所有团员，每人备长沙名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制服，扎绑腿，外罩黑色棉大衣，亦有自备竹制手杖者。一杖在握，可助脚力，又可驱蛇打恶狗。

由于抗日局势恶化，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往云南昆明搬迁。共计336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最后于4月28日抵达云南昆明。

300名师生步行3500里，这支湘滇黔旅行团一路风尘走向阳光灿烂的西南联大
旅行团计划于1938年2月19日出发，因天气状况，实际2月20日才成行。步行3500里，到达昆明已是4月28日。其中在湖南沅陵留宿十数日。留宿原因是因湘西一带有“绿林豪杰”出没，土匪对枪支特别感兴趣，旅行团成员，既穿草绿色制服，背后各背大雨伞一把，远看很似军人身背长枪过境，万一发生错觉，土匪公然现身拦阻，后果不堪设想，故校方主张慎重穿越湘西，此时沈从文先生正住在沅陵哥哥沈岳霖新家“芸庐”，他特别把闻一多、浦江清、李继侗、黄钰生、许维遹等请到芸庐休息。下雪天沈从文更请闻一多等吃狗肉，闻一多毯子裹脚，边吃边高兴得大叫：好吃、好吃。

后旅行团努力交涉到大批卡车，成员乘坐卡车，冲越湘西，平安到达晃县，真正开始连日长途跋涉。

队伍中闻一多先生留大把胡子特别醒目，他年纪虽大，但健步如飞，一路行走，常有陌生乡人亲切称呼他为大胡子，闻一多但笑不语。

北大曾昭抡教授，是曾国藩的侄曾孙（曾昭抡为曾国潢之后），旅途中，中规中矩，完全沿公路行走，绝不抄近路，即使盘山公路，也如此行走，被人们认为“颇具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遗风”。

每天清晨，即有清华大学学生傅幼侠及杨荣春轮流吹起床号，师生们立马起床，精神抖擞地踏上行程。
一路行走之中，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学生们边走边进行地质考察，一些学生则调查沿路民风民俗，搜集民歌。

11级学生查良铮（即诗人穆旦），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堂兄，行前先在长沙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完全撕光，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

远征队在行进中一直打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旗号，经68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4月28日步行队到达阳光明媚的云南，在最后旅程，“湘黔滇旅行团”接到学校最新消息，长沙临大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将抵达昆明前一天，南开黄钰生教授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丈夫，夫妻恩爱令人称羡。

进入昆明时，四位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小女孩为旅行团师生献花，献花女孩中有个细妹子叫赵新那，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旅行团有位福建籍学生黄培云是小组长。后黄培云到美国留学，又遇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后黄培云与赵新那喜结连理，两人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黄培云后在长沙成为中科院院士，中南大学副校长，前几年刚逝世。赵新那现在仍住岳麓山下。国立长沙临大故事始终没有结束，爱是不能忘记的。（文/任大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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