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南开大学（二）
童年追忆--旧日的天津南开大学
颜超校友 October 12, 2014
1952年我14岁，父亲所在的文学院迁入八里台。从马路上走过一座横跨墙子河的白色水泥桥就到了朴素的八里台校门。走进校门，一条林荫道通向校园中心。那里一共有三座主要的楼房: 坐东朝西的东洋风格建筑胜利楼，主要用作办公室和教室; 座南朝北的欧式建筑思源堂，主要是理工科教室和实验室；以及座西朝东的芝琴楼。这三座楼围成一个开口的长方形，方形的中间是一个美丽的花坛。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花匠老王的杰作。他和独子王敬武住在校门附近的一个小平房里。王敬武大我一两岁，有时邀请我到家里玩。遇到老王下班回家，他总是和善地打个招呼，沉默地坐到一边。听大人说，南大的校园，从花坛到树草丛，都由老王一个人负责，管的井井有条。母亲有时作点吃的东西，叫我送给老王。老王勤劳朴实的形象和他的花草一样美，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南大的教工宿舍也设在校园内。紧靠校园大门在东面延伸的一片住宅区叫做东村。在芝琴楼西面偏南的一片住宅区叫做西村。因为院中种有许多柏树，也叫西柏树村。我们家搬进了西柏树村宿舍。那是一排小巧玲珑、别墅式的宅院。每套房大约有5个房间。房前有一个红砖篱笆围成的小院子，后院也有一间小屋，供保姆居住。我们住房的左边，住的是化学系邱宗岳教授夫妇。右边依次住的是外文系杨善荃教授一家，外文系高殿森教授一家和数学系吴大任，陈受教授一家。从我们住处往北走不远，是司徒月兰教授的住处。天津解放前，司徒先生是外文系主任。我10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司徒先生家小坐。她终身未嫁，因为从小在美国长大，说中文的外国口音很重。她屋子里的摆设，墙边的钢琴，铺着的地毯，挂着的大像片都使我不由的想起以前教过我的一位美籍老太太贝莉老师，非常亲切。也许由于当地小孩子中没有能和她直接用英文对话的，她很高兴见到我。 看她高高的个子，总是挺着笔直的腰板，使我联想起“汤姆沙叶历险记”中的波莉姑妈，严厉而善良。以后我们搬到西村16号，她住西村13号，见面机会就更多了。我每次见面她都要详细询问我新近看过的书。她对我的教诲近于严厉。记得我告诉她读大仲马小说“三剑客”非常入迷，她听后严肃地教导说，不应拿读书当作消遣；为了懂得人生，增长长知识更需要阅读狄更斯，雨果等经典作家。她有一次讲到经典音乐，还坐下来弹一段钢琴曲给我听。她是一位忠诚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决不向任何政治势力妥协。记得父亲刚到学校不久，有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而将被学校开除。父亲和另外几位老师找到担任系主任的司徒先生联合为他求情。司徒先生一反一贯不问天下事的积习，挺身而出向官方交涉保护学生。
1957年我上大二，暑假回天津探亲，再去她家拜访。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两年（请参见百度拙文：“龙虎狗”百年：怀念我的父亲），我也已经由从前10岁的稚童长成19岁的大学生。见面后有许多悲凉，惘然如隔世。她改掉了以前说英文的习惯，用中文和我交谈。她说，她对我父亲的去世十分难过。她不明白一个老实的读书人怎麽会被当作罪人来对待。她说她正在翻译“青春之歌”，通过这件工作，中文长进不少。她给我详细讲述了几段她觉得最得意的翻译片断。然后情不自禁地转用英文说道：”I’m really very very sorry about your father. And I could imagine it is not easy for your mother. Take care of yourself my boy! ” (我实在为你父亲非常非常的惋惜。 我也能想象你母亲多不容易。我的孩子，你自己多保重吧 !) 说罢，她拿出一盒洋点心，告诉我说，“这是昨天才从起士林买的，我知道颜太太爱吃，请你带去替我问好”。
1960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大学。入冬供应情况紧张，我也像许多北大人一样，到附近海淀镇的商店排队买了几瓶棕褐色的“红果酱”带回天津。我念及司徒先生年事已高，恐难经得起饥饿的煎熬，也带了一瓶珍贵的“果酱”去看她。我告诉她，这果酱颜色难看，但吃了还不至于生病，起码还有一些糖份，可以补充营养。她为我能在北京高校工作而发自内心的高兴。讲起由于自己在教学岗位能一直和年轻人在一起是最大的快乐，她深信我也一定会爱上教学工作。她说她海外有人，不断给她寄些营养食品，所以生活过得去。说着她拿出一个海外寄来的方形铁盒猪油要我带给母亲。她说她很想念父亲，是位很合得来的同事。说着，她伤感地说，”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people in the surrounding with whom I could speak openly” (现在我的周围，能说真心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完全理解她话里的意思。反右运动刚过三年，人人自危，50年代的西语系教师中，还有像张万里，查良铮，巫宁坤那样讲业务，能直率说心里话的同事。后来他们都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学校或成了专政对象。大抵那时系里的老知识分子中，敢和司徒先生这类人推心置腹接触的人已经不多。我感到了她的孤独和伤感。她把我送出门，又站在门口一直看我走远。我在拐弯的地方回头向她招手，她也挥手向我告别。翌年听母亲说她已经去香港。几年之后，文革风暴骤起，就连过去与司徒先生“在政治上”泾渭分明的几位“进步教授”也被关进牛棚。而司徒先生已远度重洋，免受精神皮肉之苦；真是人生无常，善恶有报。听说司徒先生1985年辞世，享年91岁，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经济学家杨敬年教授也是父亲的知交。我长大之后才得知杨教授是一位牛津大学博士。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 受到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处分。多亏他心胸开阔，始终坚持治学，锻炼身体。如今已过百岁，仍在教育岗位上耕耘。下面是与百岁敬年老伯来往的电子邮件各一封，记述着恍若云烟的往事。
杨老伯，您好！
前几天收到由妹妹通过email转寄来的您写的自传“期颐述怀”，立即开始阅读。那里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也蕴含有太多的人生道理，简直是一本人生和治学的百科全书。同时我也感佩您作为经济学家的严谨的写作风格。许多地方我还需要重读，仔细消化。
念着您的书，也把我带回到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时光。我第一次见您是天津解放前夕父亲带我到住在东院的一位教授家做客。我印象之中，您那时是位踌躇满志，高谈阔论的学者。第二次见您是父亲带我去您家拜访，那时我已经上高中。那次与您和杨伯母施礼后，为了不影响大人谈话，由杨明漪招呼我到另外房间小坐，我们说说各自学校的情况，等着父亲带我回家。后来父亲过世，杨老伯也不幸身负恶名。您的同事，朋友避之若浼，您的工资又被减到最低，其艰难窘迫境地可想而知。杨老伯有时来家看望家母，她也常和我提起世间对您的不公平对待。到了80年代，杨老伯重见天日，母亲带我到您家拜访。当时杨伯母尚健在，儿媳守护左右，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们母子俩真为您们一家的翻身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我出国前，大姐陪我去看您，聆听您的教诲，虽然20多年过去，仍然恍如昨日。
我1965年曾由学校派出参加北京房山四清，与社科院经济所混合编队。那时我27岁，在队里年龄最小。一起劳动歇息时，总要向社科院三四十岁的老大哥们提出种种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幼稚的问题请教。他们的片断解说，给予我以启蒙，激发了我日后自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兴趣。如今，当年最喜欢给我讲故事的何振一先生早已是财经名家，却也已到耄耋之年。鼓吹“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早已辞世。我前几年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家大书店中无意中发现一本”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那本书仅用了700多页浓缩了罗素浩繁著述的精华。我当时捧着这本书读下去，不觉已经在书店呆了4个多钟头。将书买回家，又继续地读。我只能感叹，此类书籍相见恨晚。如今自己也已年近古稀，记忆力大不如前，只能加倍努力学习，补上以前的缺课。那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写于1900年代初。由此也想到您那一代人的环境，可以无拘束地思考，选书，交友。体会到为什麽您那一代人能出现那末多思想活跃而有独创的学者。
您用自己“艰苦磨炼的三十年”给我们后人树立了做人立家的楷模。我每想到您的榜样就给自己增添了珍惜光阴，努力学习的鞭策力量。我这前半生虽然尽力，却因环境和政治条件所限，没能在所学“尖端”专业有所发展。及至知天命年，为让后代不再重演父辈和自己年轻时经历的一段历史，才最后决定将全家移居海外。我所在的瑞士小国，历史上就是山民的天地。与国内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文化沙漠。但这里人人热爱和珍惜大自然，大自然回馈以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水；人人不忘和珍惜历史上反抗邻国暴君争来的对个体尊严的保护，老百姓安居乐业无以为争。能在这种环境里自由的阅读自己选择的书籍和媒体，也许可算是对我远离祖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一点补偿。
还有很多要说的话，不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遥祝您身体康健，寿比南山。请代向杨明漪全家和您的儿媳，孙子一并问好！
颜超 敬上
2007，8月于瑞士苏黎世。
复颜超
颜超贤姪
多年阔别，想念为劳。顷奉惠书，十分欣慰。拙作承蒙奖饰，益增汗颜。我与令尊大人相识较晚，但声气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先生遭时不吉，身后寂寞，每一念及，辄深悲愤。我出身贫寒，全仗投考公费，始得完成学业，实受中国劳动人民之赐。因思图报，自苦无门，草草一生，愧对故旧。贤姪早岁学问事业卓然有成，中年移居苏黎世，湖光山色，足慰平生，实属智举。闻子女在美欧多有建树，为中华民族增光。贤姪年届古稀，望多珍卫。学海沉潜，定有巨著问世。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敬祝
全家平安。
杨敬年
2007年8月26日
南大校园里还有许多平凡而了不起的学人，在耳闻目濡间给我以多方面的无形教育和影响。1951年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父亲和系里的同事们为了避嫌，即便到家里互访，也都是讨论业务，不敢像以前那样海阔天空的聊天。这也使我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从近距离了解他们。1953年父亲系里来了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同事查良铮，也是清华校友，很快和父亲成了知交。父亲常常对我赞扬他的文字和才学。我第一次知道普希金就是父亲给我一本他题赠所翻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让我学习。我记忆中的查先生是位英俊而又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最近读到王小波在“青铜时代”序言中尊称查先生为他的文学师承。怎么也无法理解后来笔名穆旦的大诗人查先生竟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管制劳动，还不到60岁就过早地辞世。
张万里先生也是一位和父亲很谈得来的同事。听父亲说起，他有一个小我几岁的儿子叫张大我，虽然从未见过面，父亲说名字起得好，我印象很深。如今他已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艺术家。张老伯翻译“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经常来家和父亲切磋，后来他调北京高校。文革期间，有一个设在北京东城专门销售旧外文图书的中国书店内部发行部。有一次我幸运得到一张入门票，进去翻书。不期有位穿着一身旧蓝布制服的长者过来和我招呼。我抬头一看，正是张老伯。我说起小时阅读他送给父亲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他说和父亲相知，父亲对那本书的翻译出了不少力。他亲切的拉着我的手，小声询问我和家人的近况。他说同在北京，本应请我到家做客；现在条件不行，等将来吧。也许我们说话过于专注引起注意，有位店员带着怀疑的眼神向我们走过来。那不是普通地方，我们赶紧道别，没敢握手，也没来得及互留通信址，从此失去联系。后来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张万里先生为译作写的序言，签署译者移居洛杉矶。
我上中学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放学和父亲在教工食堂吃饭，经常和几位父亲的熟人同桌。杨宗磐教授就是其中一位。52年院系调整时，杨宗磐调来南大数学系执教。他的兄长杨宗翰是一位知名莎士比亚学者，是父亲的一位知交。由于又是清华校友就和父亲熟悉起来。那时杨先生不过三十多岁，却留着长长的黑胡须。在那个革命时代，这好像公开宣示他不屑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显得十分扎眼。杨先生的谈吐，直爽而清晰，给我很深的印象。父亲评论说，他真是位全身浸透数学的大学问家。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他说，他对于数学的美，有如艺术家对于美丽图画，动人音乐的感受。我在大学期间到图书馆翻阅“数学通报”，“数学学报”，找到几篇杨先生的论文。虽然看不懂内容，读着文章严谨的铺陈和精炼的文字就联想起杨教授飘逸的美髯和出世的“诳语”，也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好奇和美好感情。想起文革期间杨先生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虐待，过早去世，使我痛心。
另外一位是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他总带着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在食堂与父亲和我同桌吃饭。饭间我们俩很少说话，都是听大人交谈。后来再也看不到这对父子。父亲说，这位老师和“胡风分子”阿陇关系密切。家里正厅挂着胡风的照片，听说已经出事。从此再没相见。
在进出食堂的路上，我们父子俩经常会碰见陈经(音)先生。我第一次见陈先生是解放军围城期间在东院的一位教授家。那屋里在座的都是留英的几位教授。陈先生回国不久，穿着一套笔挺的银色西装，夹杂着不少英语侃侃而谈，非常神气和高傲。后听父亲说，他是一位天赋甚高的年轻物理学家，牛津大学博士。因为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批判想不通，为了表示抗议，从此拒绝正常生活和工作。他身体不好，也拒绝看病。平时他身穿一件快磨破的旧蓝布制服，一瘸一拐，哆里哆嗦地提着一个破罐头盒去食堂打饭。我遵照父命每次见他都要鞠躬打招呼。他也会隔着深度近视镜和善的向我点头。父亲说，物理系的人说，尽管他貌似精神病，其实他对业务非常精通，时时有系里同事向他请教。父亲和个别同事在只言片语中对这位落难的海归先生所寄予的无声尊敬和同情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
有一次在食堂饭桌上杨宗磐教授说起数学系新招来的学生于振善，他发明的尺算法闻名全国。于振善原本是一位木匠师傅，只受過相當於小學三年的教育。杨教授说，他的文化基础太差，不要说跟不上数学系班里的课程，开始就连补学中学代数都很困难。系里专门派了助教给他个别辅导，他学习非常刻苦，知识长进非常人能够企及。后来我和中学同学李济英在校园里认出了迎面走来，曾在我们中学作过报告的于振善。联想起杨教授的话，我们向前和于振善搭讪请教。没想到他是那么的热情和朴实，立即带我们到校园里的木工间。和里面师傅说好后，捡起两个木条当场连锯带铇，很快做出两根光滑的木尺，并画上刻线。接着，他又到我家里给我们讲解原理和演示使用方法。我上大二学使电工计算尺，常常使我联想起从前的那两根质朴的木尺，怀念热心的于振善老师。
那时的业余活动，在西柏树村口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工会俱乐部。教职工和家属可以在里面下棋，打克朗棋。遇到星期六下午，各家孩子早早吃过晚饭，等着听校园里大喇叭广播。一般在六点钟左右放完音乐就会宣布当晚电影节目。天冷时，电影在学生食堂里放映。那是一座拱顶形的大厅。除了开饭，也作为放电影和开会的场地。开演前，孩子们带着小凳奔向大食堂。遇到食堂里还没收拾完，就挤在门口焦急等待。大门一打开，孩子们总是领先冲进去占位置。到了夏天，如果不下雨，白布银幕就架在图书馆楼附近新开湖边的广场上。遇到人多没占到好座位时，坐在银幕后面也一样能看。
图书馆楼好像也是50年代新建的。底层是一间阅览厅。我几乎天天都去那里作功课。那里有开架杂志展览，书念累了可以拿本杂志调剂精神。图书馆外面不远有一个大湖，我暑假期间最喜欢早起到那里钓鱼。我上高中的那几年，校园里仿佛得到几年相对的平静。1955年我上大学离开之后，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两年后，我在外地上学暑假回家看着校园表面上还是那样平静，其实里面却不一样了，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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