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德泉校友提供 February 22, 2014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演化为特权的风险； 有特权的地方，就埋下了腐败的隐患。 许多人指责特权，纷纷义正辞严；一旦行使特权，往往沾沾自喜。

我们痛恨特权呼吁改革；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特权抬轿子。 生活中处处可见特权的影子；特权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权就处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绝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

特权的六个便利通道

有人说，特权是特权者的通行证。

到底特权能助特权者在哪些方面恣意通行？本刊梳理了“特权通行证”的几种类型，与读者共商。

A、福利享受型

代表：公款吃喝、旅游，奢华接待，超标办公室、超标车，额外福利……

编辑感言：职务消费完全可以照章办事。问题在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制度不断被试探着挑破，口子越撕越大，天价账单曝光不少，职务消费染上了特权的色彩。民众对“三公”长期不满，实质就是对特权腐败的反感。

即使“八项规定”之后，一些人还顶风作案。一顿公款吃喝花费1.5万元，1月25日晚，海南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被免职；8个人，一餐消费7064元，2月24日，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签单者被停职调查；“学酒哥”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少强2月5日晚间被停职。

领导的超标车、超标办公室更是花样不断升级。2月21日，山西吕梁粮食局长超标住豪华办公室被记过。网友爆料，贺海昌办公室配备3万多元的沙发、能热水冲洗的高档坐便器、豪华双人大床。

2010年被曝光的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某航班，享受免费升舱待遇，还是由县政府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的。

B、破坏规则型

代表：交规无奈特权车。

编辑感言：规则面前，人人公平。但是特权车眼里，没有规则。

交通规则，是最清晰的一个规则，维持的是社会基本运行秩序。而特权车横行，动不动警车开道，既霸道，又招摇，招致百姓戳脊梁骨。

如果这么简单明晰的规则面前都讲特权，那么法制社会，不是显得太遥远？好在，太原交警毛丽、广东区伯们会越来越多。

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交警小陈，头一天当交警，拦下一辆闯红灯的“军×”牌照宝马车，司机把驾照往他身上一丢，开着车子扬长而去。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又开到正在值勤的小陈身边，司机冲他晃手中的新驾照。“从那时候起，再有军车违规，我就当没看见。”小陈无奈地说。

虽然深受特权车牌号之苦，但面对媒体上取消特权车牌的呼吁，小陈却并不领情：“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能给我们省掉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据说，一次值夜班时，小陈发现一辆挂着普通牌号的车正在逆行。他上前拦车，猛然看到车后座上那张常在本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出现的面孔。反应机敏的小陈立刻“啪”地敬礼，“注意领导安全”，还没等他说完，小车就“呼”地开走了。

C、抢占资源型

代表：特权房、特权医疗

编辑感言：资源越稀缺，追逐越激烈。作为社会的掌权者，在稀缺资源面前，不是忙着完善规则，反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忙着为自己、为身边人抢占资源，用公权谋自肥。让稀缺资源更稀缺，让普通人的追逐更艰难。

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官员住宅。同期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陕西省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专供市直机关，却被转手大肆高价倒卖。2011年，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第四期安居工程涉及的850套龙港限价房，分给乡镇368套、县机关单位318套……在分房事件曝光后，当地官员则称之为县情决定，“分房有先后。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因群体太大，比较难控制。”

D、安全堡垒型

代表：某些特供食品基地

编辑感言：最近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北京的雾霾，他特别高兴，因为空气不能特供。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是对特供本身的愤怒，而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曝露在危险中，有些人却在享受特供，用公权力砌起一个堡垒，“让自己先安全起来”。民众的安危被隔离在外，食品安全的呼声，触不动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今年初，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文章里写道：早就听说一些省市机关有食品特供基地，不曾想到的是，县这一级的科局单位也有了。

春节期间他与一些地方领导聊天得知，某县农业局就有其食品特供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雇农民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采用农家肥，人工除虫和锄草。

相隔仅仅十天后，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两会上，他把10颗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又展示了几包鸡蛋精，这种鸡蛋精添加在鸡饲料里，就能让鸡蛋变黄，并且鸡吃了后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食品，很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E、思想意识型

代表：我是XX、我爸是XX。吉林一环保局长：“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方大国夫妇：“如果没有我们，你连饭都没得吃。”

编辑感言：人人生而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某些特权者还躺在权力的云彩上盲目自大，分不清自己的权力、权利与职责，甚至，对自己的角色都没认清。意识上一旦自我膨胀，态度上难免气势凌人，行权时又如何会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不过，不怕领导干部有特权意识，就怕社会失去监督特权的力量。舆论对特权行为的监督，会让自以为是的特权者失去赖以骄横的权力资本。

动手打空姐的广州市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被停职；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与团长丈夫陈伟一起被免职。两个事件里，都体现了网民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更多的官员行事说话越来越谨慎，但有些人长期在内心自我强化的特权意识，总是难免不经意间流露。

今年1月1日晚，海南三亚河西区市容执法大队副中队长郭锋斌，到华严宾馆旁的饭店吃饭，想将车停放在宾馆前，被宾馆保安以将有旅游大巴停放为由拒绝。郭拿了个证件出来晃，问保安知道他是哪的吗，随即把车开走。没多久，郭带来几名市容执法队员，给宾馆门前停放的几辆车贴上了罚单。

第二天，郭锋斌因滥用职权被辞退。

F、大树乘凉型

代表：跋扈官二代、领导亲属吃空饷、子女凭领导特权就业经商

编辑感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的荫蔽作用，往往被发挥得不遗余力，阳光雨露福荫后代。

去年9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得出，94%的受调查者选择“优先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特权”为最不能容忍的“特权腐败”。

如果社会定型为龙生龙、凤生凤，让鲤鱼失去跳龙门的机会，渠道封闭，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失去向上的希望，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一次公开招聘的报名条件被曝光，其中要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本区事业单位工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系统招聘明确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成绩加10分。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出台“限招政策”，只允许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与“萝卜招聘”的高曝光率不同，更有隐蔽性的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工作，这种做法俗称“换手勾背”。

领导干部荫蔽其子女经商更是一路绿灯。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曾和别人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因此“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地价款1.2亿元。

而商家与公权勾肩搭背，也能过一把特权的瘾。“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2011年，媒体曝光安徽省怀宁县有一家三星级酒店挂着这样一块“保护牌”，落款是“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本刊综合)

特权素描

两个与如厕有关的小品让人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尿急之人被公厕守门人百般刁难，最后终于被放行，却为时已晚……

另一个是，某人习惯用公物送礼，从办公室被降到一线，最后被降去守公厕，在公厕再遇到亲朋时，还惭愧地说着“实在没啥好送你的”，硬给人塞一卷卫生纸……

两个小品，讽刺有点权力就耍威风，或者谋小利。而这，正是特权的两种表现。

守厕所的权力都要被发挥到极致，那么真正有实权者，权力一旦特殊化，将危害更甚。

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再一次，反对特权的声音，在社会上回响不绝。

特权，老百姓的眼中钉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抓住了特权现象的本质，即，特权现象本质上属于一种腐败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

特权，在等级社会是制度化现象，人分三流九等，官员高居于民众之上，衣食住行都不同。但在当下，表现为权力自肥。一个“特”字，暴露了所有秘密。通过权力在法定意义之外的延伸，获得额外私利，无论是在地位上、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显然超出了公权力的界线。

著名党建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认为，特权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领导特权，职业特权，行业特权。

在金字塔式的领导层级制的情况下，随着一级一级往上，权力一级一级增大，领导干部能影响到的范围更宽，能调动的资源也更多，而接受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一旦不能严于自律，想要耍特权、享特权，几乎轻而易举。

公检法、工商税等，因着独特权力属性，在民众眼中，特权明显。如工商税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靠山吃山，公检法的盛气凌人，“自由”裁量等。

特权往往与垄断相连。一些垄断行业风难进雨难进，行业内的人享受着系统内的福利。高管层面，说到薪酬，就呼吁与国外看齐，说到责任，就推说中国国情；一些行业的专业院校，几乎等同于子弟院校，成为行业内员工子女的就业直通车；垄断行业的定价与涨价，即使进行了听证，因为“逢听必涨”，也往往被质疑为走过场。

任建明将特权划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例如公务员的养老自成一统，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仍旧沿用的传统住房分配现象等属于前者。而央企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萝卜招聘”，“吃空饷”，一些“官二代”们胡作非为却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等，并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持。相比而言，非制度化的特权，易于识别，也更易于治理，而制度化的特权现象涉及到的人员数量更大，既得利益者更多，更难以治理。

特权都是“纵”出来的

一些长期、多方面的根源，纵容了特权的存在、泛滥。

传统“官本位”思想，让社会对当权者亦步亦趋，提供了特权横行的基础；不够健全的法制环境，监督乏力、执法不严，纵容了特权现象的泛滥；特权者特权意识的膨胀取代自律意识，进一步加剧了特权现象。

“官本位”意识的根深蒂固，让一些人不自觉地对当权者尊着、捧着、让着、哄着。无形中给权力奉上各种特殊待遇。

社会法制尚不健全、法制意识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遇事都想通过关系，得到便利、优先、更好。尤其是当下权力尚有野性，驯顺不足，行为尚欠规范，加剧了不公平竞争，使得资源向特权者聚拢，同时更固化了国人的特权崇拜心理。

面对特权，抬轿子的多，泼凉水的少，或者说，“泼凉水的”形不成声势。对超标消费、公车私用、优先优享、盛气凌人等特权现象，尽管民众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多，但特权者所受到的惩处，却不足以形成警示。

惯纵特权的这些原因，细究起来，任建明认为同样可以划分为制度型和非制度型两类原因。后者如封建思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等。毫无疑问，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人治色彩强烈等制度型原因，是我国特权现象严重且难以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权力者角度来看，反特权，是一场给自己动手术的行动，出自深刻的忧患意识、高尚的道德品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对特权享有者群体来看，要把口中的肥油吐出来，其抵制与消极可想而知，制度惰性显而易见。

黄苇町对记者分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他认为，特权有一个特点，就是享有特权者很容易有上瘾的趋势，包括想方设法扩大特权。总书记所以将反对特权作为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来看待，就因为特权最大的危害不仅在于享有特权本身，更在于享有特权者因为远离普通人的困苦而无视这种困苦，至少没有解决这些困苦的迫切性。

破冰，已经在行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改革的目标之一指向“四权”，即“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随着社会的改革发展、制度的调整变化，一些制度化的特权也在渐渐消减。

1998年国家房改以来，国家部委和机关严禁福利分房。2003年8月国务院开始规范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年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公务员公费医疗改革也已经破冰。2010年公费医疗改革全面施行。截至2012年底，至少有24个省区市已取消公务员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

尽管改革还未能彻底，但已触及特权者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让其明白，特权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对于非制度性的一些特权现象，针对具体的某些方面，已经或正在制定相关的制度、办法，附以严厉的措辞。但就已有的一些规定来看，往往缺乏可执行的细则，相关配套措施不足，以及在执行上失之于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譬如，在禁止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经商方面，多年来禁令不断。198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禁止高干子女经商；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发；不到半年后的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但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让法规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缺乏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办法、以及公众监督等配套措施，不利于相关规定的执行。

“八项规定”出台后，习总书记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也许是“八项规定”所到之处，全国上下一片令行禁止的关键。

特权治理，正需要这样的踏雪留印，抓铁有痕。

裸特权与“马甲”特权

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五个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2年过去了，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外，其他四个弊端都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特权现象，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有的官员一旦沾染上，就嗜特权成癖，陶醉于特权的威力，享受特权造就的盛宴，沉溺于特权下前呼后拥的气派。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的甚至还在蔓延和滋长。

从特权的外在表现看，特权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裸特权，就是明目张胆、恣意妄为的特权；一类是“马甲”特权，明知我们党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又心向往之，于是采取一些隐蔽迂回的手法，给特权穿上“马甲”，让人难以抓到把柄。

腐败犯罪 始于特权

腐败分子在搞特权上总是驾轻就熟、无所顾忌，是搞特权的“行家里手”。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价格“双轨制”，“走后门”、批条子，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上搞权力寻租，发展到把特权延伸到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权交易、产品审批、违规贷款等各个层面，再把特权拓展到司法领域、组织人事领域。他们搞特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和部门，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宋晨光在江西宜春主政时就留下

名言：“什么是市委？市委就是我，我就是市委。”杜世成在任青岛市委书记时，也在大会上公开扬言：“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治你。”而王怀忠在任安徽阜阳市委书记时，有人这样给他作了全面概括：王书记一声吼，阜阳1.8万平方公里土地要抖三抖；王书记点了头，事情就好办；王书记拍了板，就没有了不同意见；传说某人与王书记有关系，就被刮目相看；任用干部，王书记说谁就是谁。在腐败分子心目中，哪有一丝一毫的公民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员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敷衍改革 维护特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要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的特权。这项改革已进行了10年，审批项目已经取消调整了约七成，应当说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行政审批就是寻租，就是腐败的源头。行政审批改革牵扯到太多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维护自己的特权。其表现有三：一是把一项大审批拆分为多项小审批；二是把次要的审批砍掉，把重要的审批保留；三是对原有的审批改头换面，改叫核准制、备案制。总之，以各种理由拒绝放弃特权。现在剩下的审批项目，才是涉及一些部门核心利益的“精华”和“要害”，改革必然要遭到特权维护者更大的阻挠。

与此相关的，还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中央到地方，年年都在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但成效究竟如何？今年1月起，国家又取消了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减轻社会负担约105亿元。但是，比起全年6000多亿的总量，也不过是太仓一粟。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定有7600多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件只有30多件，其余的多是“部门法规”或地方“红头文件”。这就说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权力没有关进法律的笼子，许多收费成了部门和地方的特权。

忽悠“程序” 玩弄特权

在干部人事领域，特权的表现也是花样百出。

党中央早在1986年1月《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中就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准个人说了算。”但实际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且不说贪官的行径，就是一些还可以的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个人说了算”也不能说都过得了关。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把自己的老乡、朋友、“铁哥儿”调到经济发达、环境优越、待遇又高的地方或单位，抛弃公开招考、公开竞争的比较公平的办法，以“引进人才”的名义，把这些人调到自己权力所及的地方或单位。

眼下，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于是，有人便在考察对象的资格上做文章。比如，推荐的考察对象必须是哪年哪月出生，必须是什么文化程度，必须在哪一个或哪几个岗位上工作过多少年，等等。这样，参加推荐的人员一看，立刻就会分析出要求推荐的只能是某一人。表面看来，这些程序是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但实际上，这些程序就是走过场，最终实现了领导提拔某人的目的。这就是权力的妙用。你说这是搞特权吗？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倚仗身份 拓展特权

大量的腐败案例揭示，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在腐败案件中起了推波助澜以至“开路先锋”的作用。他们兴风作浪的抓手，就是特权。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开辟拓宽特权，有的还成了腐败案的主角。

乔云华在《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一书中透露，10年前被判死刑的原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说过，他在担任前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时，有三方面的权力，一是制度赋予的，二是领导默许的，三是自己设法“开辟拓宽”的。这第二、第三类权力，无疑是秘书的特权。

例如，秘书假传领导指示，或者传达时添油加醋，或随意截留，或走音跑调，假借领导旗号，假扮领导面孔，以“二领导”自居，让人弄不清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思，又不便细问，许多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办了。秘书还可以为了个人或亲友的利益，向领导隐瞒重要情况和材料，或者在安排领导参加会议、外出活动、找人谈话时，吹“耳边风”，关键时来几句假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危险的，是秘书与领导互相利用，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想排挤谁，就让秘书去写谁的告状信；在选举投票时，让秘书私下做“小动作”。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自己避祸的“观音”。特权就这样把秘书和领导连结起来，同时也把秘书和 领导一起毁掉。

假借“改革” 强化特权

公车配备使用上的问题，是老百姓多年来反映强烈的特权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1979年11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办、国办1983年5月《关于新任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生活待遇的几项暂时行规定》，以及1989年9月《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三次重申，正部长级以上干部一人配一辆专车，副部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专车“遍地开花”，不仅厅级干部、县级干部，甚至有的乡镇级干部也配了专车。特权的盛宴，可见一斑。

1994年中央批准中央纪委提出的党政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新五条规定”，其中清理公车配备，只清理购买、更换供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乘坐的进口豪华小轿车，和对小轿车进行豪华装修。这一规定，一方面是对领导干部提出这方面廉洁自律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变相承认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配备专车的现实，使其合法化。车轮腐败愈演愈烈、积重难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对群众呼声的回应，有的也确实想减轻财政在公车上的支出，相继开始了公车改革，其中一种模式就是公车货币化改革。作为一种改革思路，应当允许尝试。但是，从许多地方已经出台的方案看，几乎都变成了每月为在职干部按级别发车辆补贴，官越大补贴越多，高的数千元，最低的三五百元，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委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元车补待遇。这种做法，是假借改革之名，把公车特权直接变现，变相提高官员收入，造成新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固化、强化官员的特权。难怪有群众指责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是强势群体的集体腐败。公车改革的成败，要看是有利于特权现象的限制和消除，还是有利于特权现象的重新滋长。把旧特权变成新特权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的倒退 ，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追根特权话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由此，特权问题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事实上，尽管领导人重视，有关部门也下大力气去治理，但特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控制，甚至呈现出不断严重化的趋势。

总根源：“权力过分集中”

在我国，为什么特权现象如此普遍？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前面分析的制度型和非制度型原因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在1980年讲话中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他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或体制是这么描述的：“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其实，集权现象不只存在于党政机关，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里也很有市场。

直白地说，所谓“权力过分集中”体制也就是“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相对应。正是源于这种集权体制，权力才不可能得到有效监督，处于各层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才可以无限放大，人治强而法治弱的状况才难以改变。从人类数千年政治文明演进的进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人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普遍实行的都是专制集权的体制，国王、皇帝无论如何也无法受到有效监督。在专制时代，不平等、不公平的特权现象是必然的。而到了近现代，从少数西方国家开始，发明了分权体制，取代了集权体制，由此，也为有效监督权力和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因此可以说，集权体制是我国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总根源。特权现象之所以难以治理，也正是因为这个总根源从未被撼动或改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绝对性地掌握着各种稀缺资源和机会，甚至下级和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于是，不要说领导有什么爱好，就是领导没爱好，下级和下属也会发明创造出来，也会挖空心思予以安排。于是，各种特权现象呈现出“推陈出新”的演变趋势。同时，由于没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即使想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结果就只有一个，特权现象愈演愈烈。

只要集权体制这个总根源存在，在中游、下游所采取的任何治理特权现象的措施都不可能起到所期望的作用和效果。只要集权体制这个总根源存在，法治就无法确立，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监督。特权现象怎么可能得到治理呢？

核心对策：三权平衡

如果说治理特权现象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或从顶端开始的话，那这个顶层或顶端就是集权体制。毫无疑问，改革集权体制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分权体制，实现从集权体制到分权体制的根本变革。这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总要求。

其实，在我国改革集权体制，建立分权体制的大方向已经作为党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权模式。这就是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下简称十七大“三权”模式)。这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建立什么样的分权体制以及如何建立，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分权体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所选择。作者曾经详细地讨论过相关问题(任建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与协调——十七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上)。这里只扼要地介绍三个方面的要点。

首先，我个人认为十七大提出的“三权”模式是科学的、也很符合中国的实际。其次，在“三权”的结构关系上，不应该选择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那样的完全平衡的设计，而应该选择决策权处于相对优势的权力位势，执行权和监督权二者之间应平衡对等的结构。三是，建立十七大“三权”模式，即把它变成我们的现实制度的实现策略问题。总的策略是先进行局部的、部分的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比如，可以先在党内试，可以先在一些地方试，甚至只在地方的党内试，还可以先从监督权上寻求突破，即首先实现监督权的分离。

十七大以来，在我国的一些行政村就进行了“分权”体制的试验。例如，现在在浙江全省的3万多个行政村都经民主、直接选举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类似的试验在全国的另一些地方也有进行。村务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监督权，和村委会、村支委会是分离的，相互间不存在隶属或领导关系。

在行政村可以做到，在党内，在国家层面当然也可以做到。只要认识问题解决了，不再把“分权”当成洪水猛兽，并能看到“分权”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十七大“三权”模式就能较快地从文件上走下来，落地生根，变成我们的、普遍的现实体制。到那时，集权体制就被彻底取代，从而为有效监督权力以及实现法治打下基础，进而为成功治理特权现象、消除特权思想打下基础。

反对特权：纪委应有所作为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泛滥，已经成为党内外人们诟病很多的一个突出问题。无论是公众反映强烈的“三公”问题，还是在相当一些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毫无例外地游荡着一个特权意识的幽灵。这一切，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特权多走一步就是腐败。对这个问题，党的纪委应当有所作为。

反对特权，作为党的各级纪委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有足够理由的。

党章撑腰，理直气壮

党章在“总纲”里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中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这就从党的根本性质上明确了党反对任何特权的坚定立场，从而对包括各级纪委在内的所有党组织都明确提出了反对特权的要求。

党章又在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不仅是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也为纪委判断和处理党内的特权问题明确了基本的界限。

尤其在党章第44条即“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的规定(即纪委的三大任务)中，实际上都包含了对纪委反对特权的职责要求。如“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这一任务，不仅党章中如前所述有明确的反对特权的规定，而且在许多党内法规中(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有反对特权的要求，因此任何特权行为都是违反党章及党内法规的，都理应受到纪委的追究。

许多特权现象都是与腐败沆瀣一气的，党内外人们也早已把特权现象作为腐败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那么，作为党内反腐败的专门机关，纪委理所当然地应把反对特权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特权意识特权行为滋生蔓延，在搞特权上我行我素，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形成冠冕堂皇的政策制度架构，从而使得种种特权行径制度化合法化，已成为腐败的一种新的形式。

如在住房制度改革结束后，一些地方仍然在风景名胜区为领导干部兴建别墅式住房、仍然继续搞福利性分房，这些实际上都属于典型的特权行为。而这类行为在不少时候都被某些貌似合理的外衣笼罩，很难纳入纪委反腐败的视野。这种倾向理应引起纪委的高度重视。

敢于向特权挑战

邓小平1979年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尖锐指出：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现在有些事情实在不象话！有的人房子越住越宽畅、越漂亮、越高级。有些人为了自己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

直面现实，现在党内外群众反对特权的强烈呼声，已经大大超出了小平同志30多年前指出的那种情况，但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纪委在内的党组织却对此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而特权就是属于这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像权钱交易这类具有较大隐秘性的腐败现象，往往只有极少数人看得见摸得着，而像大搞特权这类具有较大公开性的腐败现象，则是发生在群众身边，许多群众都能感受到，因而群众的反应就更强烈、更普遍。

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发生的特权现象，都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息息相关，都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也更易激起民怨民愤，甚至因此形成某些不稳定因素。

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情况，如近年来发生并激起很大民愤的重庆彭水诗案、辽宁西丰赴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重庆网民“方竹笋”被违法劳教案等，其背后，都有一个超越于法律和政策之外之上的霸道的特权在作怪。

只有党的纪律组织对特权逗硬，社会才能对特权强硬，全体人民一起对特权围追堵截，才能将一些普遍化的特权行为尽快清除，才能对社会上的特权思想起到警醒和肃清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对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在饭庄吃饭不给钱少给钱的特权行为，向中纪委举报，中纪委迅即进行了严肃处理，中国青年报为此发表了《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随即大幅转载。此事轰动全国，也在党内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普遍的反对特权的教育。虽时过境迁，但今天党内外群众仍然期待着党的各级纪委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上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