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去紐約時的情景。當時我13歲，雖然之前去過一次美國，但紐約被刻意避開了。光是這個名字就會讓人想起一個充滿光彩和激情的成人世界——20世紀80年代的紐約神話：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和54俱樂部(Studio 54)。“那不是一個適合孩子去的地方，”我母親堅定地說。

然而她說得可太對了！我們剛到曼哈頓不久，同性戀驕傲大游行就開始了。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已經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團體活動。那時候，牠就像一個狂歡節。游行實際上有兩場，而不是一場。我和媽媽以及她久居紐約的朋友被卷入第五大道的非正式游行隊伍中。那是一條奔涌的人河——其中一半裹著皮革，一半是裸體。一群無拘無束的人從我們身邊經過，頭發染成藍色、粉色和綠色，身上覆蓋著亮片、紋身和仙塵。

　　對我這個一直被家人呵護的印度少年來說——之前我從未在現實生活中見過裸露的乳房，更別提琳瑯滿目的穿孔生殖器了——這一切非常震撼，令人興奮不已。那是1994年。艾滋病肆虐，同性戀權利還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游行充滿了革命精神。

　　當時我并不知道，我後來會回到這座城市，為的正是那天人們在街上爭取的那些自由。我只知道，在那個六月的下午，我身上過于正經的德里氣質消失了。我看見媽媽的朋友，一個身材高挑端莊的女人，隨意走進一個洗手間。一個大塊頭男人想提醒她那是男廁所，她說：“那又怎樣？這是紐約！”

　　現在很難不去回想那個時刻。在週二曼哈頓下城發生的恐怖襲擊中喪生的八人，大多是來紐約的外國游客。尤其是那五個慶祝高中畢業30週年的阿根廷人，他們計劃這趟旅行好多年了。他們屬于一個偉大的世界無組織共同體的一部分，紐約是這個共同體向往的地方。對這些人來說，紐約是最迷人的夢想，可他們卻成了這個噩夢般事件的受害者，這真是讓人心痛。

　　我現在每年有一部分時間住在紐約。我丈夫在這里，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個家。我們這些可以有幸抱怨火車晚點、交通堵塞和天價房租的人，常常會忘記這座城市作為理想世界象徵的力量。多年來我在別處生活，對紐約朝思暮想。大學畢業後，我在這里度過了神奇的一年，借住在女權主義作家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包厘街大開間公寓里。2003年大停電時我在這里，人們興高采烈地涌上街頭，內衣派對在酒吧里爆發。

　　年輕時，你很容易誤把紐約當成一個自由的世界。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座城市的內涵也加深了。我的父親是一名巴基斯坦政治人士，在一次恐怖襲擊中遇難——2011年，他因為維護一名被指瀆神的女基督徒而被自己的保鏢殺害——當時我在紐約。第二天，在那個寒冷的一月的早晨，我步履沉重地跨過路邊堆積成小山丘的髒冰塊，在A大道和第三街的一家熟食店買了一份《紐約時報》。牠的頭版上刊登著殺害我父親的凶手的照片。

　　一天後，我離開了紐約，很多年沒再回來。

　　不過，在我離開的那段時間里，這座城市變得越來越像一個避難所。曾經看似膚淺的自由有了更深刻的意義：如果一名民粹主義煽動者在印度掌權，我會回到紐約。紐約是我和一個來自田納西州的高個子白人男人結婚并自由生活的地方。當一名民粹主義煽動者在美國掌權時，紐約會讓我感覺受到保護。

　　一百年前，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身在紐約，而他自己的精神家園奧匈帝國正處于崩潰邊緣。他看著“時報廣場上的輝煌燈火”，贊嘆這座城市“迷人的夜色”。令茨威格深有感觸的一點是：“沒人問起我的國籍、宗教和血統。”這個1942年納粹陰影籠罩歐洲時選擇了自殺的猶太人寫道，“但還有工作等著人們去做，那是唯一要緊的事。”

　　這就是不朽的紐約，這就是在明媚的萬聖節下午遭到襲擊的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