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五）

作者：方鲲鹏

（1）世界过去60年经历了两场证伪

我写美国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是为了论证中国不需要体制改革。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是中共和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两道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两个事项上，早晚要顺从世界大势，实行某种程度的选举制和司法独立模式。经济上，中国在学美国；政治上，也有意无意以美国为榜样。因此，深入了解美国政治和司法方面的制度问题，对于中国的体制改革至关重要，以便预先制定对策，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

过去60年，世界上有十几个国家在前30年，对社会主义能焕起人们劳动积极性，因而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完成了证伪过程。讽刺的是，在后30年，当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头疯狂学习资本主义时，世界上却另有十几个国家，对资本主义能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作自我校正的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也完成了证伪过程。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是后一个证伪过程的终点站。这次经济大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它不是生产过剩造成的，根本的原因不在经济层面，而是源自政治层面，是资本绑架操纵政府的后果，是政府软性腐败的恶果。更可怕的是，从美国情况来看，这种绑架操纵一旦完成，就上了单行道，不可逆转了。中国体制改革设计者们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任务，是设计出避免重蹈美国覆辙的对策。

我原来深信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理所当然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在美国深入观察后，最使我震惊的是，这种由貌似严密逻辑推导出的民主信念，完全不符合现实。美国人民实际上早就看穿了“选举”玩的是什么把戏，所以大多数人对选举很冷淡，对所谓的“神圣一票”，不屑一顾。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是每个州分配两名，与州的人口数多少无关，但每个州的联邦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划分选区选出。因此，众议员更具有代表性。众议员每两年改选一次，如果没有遇上总统选举年，称为期中选举。过去30年，期中选举平均投票率约为登记选民的40%，而登记选民约占有资格选民的66%。[1] 这样算下来，实际投票率只有26.4%。换言之，只要获得选区内13.2%的选民支持，候选人就可当选“民意代表”。那么，老百姓不去投票，是不是因为他们信任候选人，认为无论哪一个候选人当选都“要的”？民意调查完全不能支持这个假设。多年来美国人民对国会议员的赞同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几徘徊。著名的盖洛普公司最近一次民意调查（2012年2月8日公布），美国人民对国会议员的不满意度达到86%，而赞同率只剩下10%，[2] 离个位数的赞同率只差一口气了。结论只有一个，老百姓不去投票的原因，是对候选人都不满意，半斤八两，无论谁当选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出现美国议员股票内幕交易的丑闻后，老百姓只有愤怒，没有一点儿意外的感觉。

老百姓对国会议员的怨气并非无缘无故，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实并不真正代表民意，他们只考虑少数上层选民的利益。CNN去年报道，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本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降了7%。[3] 而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收入两极化日益扩大，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时占全美总收入的10%，到2007年时这个数字上升至23.5%。而且因为这1%人口的贪婪和政府的纵容，终于导致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救援大银行。

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初，总统和国会都再三向老百姓保证，亡羊补牢，以后一定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坚决不容许银行大到不能倒。但是差不多4年了，这个保证还没有落实，反而是加强监管、不准银行大到不能倒的话通通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保证本来就是一张空头支票，不可能兑现，只是用来暂时安抚平缓民众的怒火。金融业是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最大竞选捐款金主，政客们根本不敢得罪，谁要想对金融业动真格，结果将是自己先被监管下台。

制药业也是显然的例子之一。美国老百姓长时期忍受着离谱的高药价，议员们个个清楚症结在哪里，但年复一年，就是不作为。原因是制药业历年来化在说客身上的钱，总是在各行业中拔得头筹，大部分议员同制药业巨头暗通款曲，如果有个别议员想推动触犯制药业盈利的改革，如同布赖恩·贝尔德要推动《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一样，被同僚们视为白痴，成不了气候。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绑架操纵一旦完成，就上了单行道，不可逆转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体制改革设计者们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任务，是设计出避免重蹈美国覆辙的对策。” 可以断言，不能触动资本既得利益的美式政治，今后只有带领着美国走下坡这一条道。美国的经济政策可见端倪。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造成了股市危机后，就制造房市泡沫解救。2007年房市泡沫破灭造成了金融危机后，就赶印美钞，制造钞票泡沫解救。不过3年，这个钞票泡沫就带来了债务危机，现时正在苦苦寻思，如何在不触动资本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制造个什么新的泡沫去解救。每一次泡沫爆破后，就用制造更大泡沫的方法去解救，如此饮鸠止渴，离国家破产危机不远了。那时会更上一层楼，进入合法腐败，依法赖帐的境界了，希腊就是先行者。

（2）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

电视新闻里，常可见到美国政客们腐败及性丑闻事件。我曾写过一篇《盘点新世纪头10年美国腐败和性丑闻州长》的文章，不过没有打算盘点国会议员的丑闻，因为议员的人数太多了。然而，我近期写的一些文章（包括本篇），在叙述美国官员腐败现象时，无意中把20年来美国历任的联邦众院议长，一个没少，都列上了软性腐败榜。20年来美国共有5位众议院议长，他们是纽特·金里奇、罗伯特•利文斯通、丹尼斯•哈斯特尔特、南希·佩洛西、约翰·博纳（Newt Gingrich ，Robert Livingston, Dennis Hastert, Nancy Pelosi，John Boehner），无论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有利用权力牟利的劣迹和丑闻，可法律对这些事奈何不了，因为是体制性软腐败。而且，除了佩洛西和博纳现仍在众议员位上，他们离任后都操办说客勾当，忙着利用当官时建立的关系网，为利益集团向以前的同事游说赚取暴利。

众院议长，是美国法律规定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第三号高官。20年里居然连续5位众院议长爆出软性腐败丑闻，足以说明美国的软性腐败之严重和普遍。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话，一个的特色是，明火执仗豪夺，另一个的特色是，大大方方巧取；一个刚性腐败，一个软性腐败，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总的来说，两国腐败程度如果有差别，大约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

谁在五十步，谁在一百步？没有公正客观的信息可作评判。大家的感觉，中国的腐败程度更严重。如果认为中国处在百步的腐败位置，即使按照美国模式进行了体制改革，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腐败会从百步位置后退到五十步位置；而更有可能的是，稀里糊涂改革后，腐败从百步位置前进到百五十步处。

有很多因素，这里只分析两个。

美国的体制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美国人传统上敬畏上帝，总统、法官的就职典礼，要手按《圣经》宣誓；证人法院作证，也要手按《圣经》起誓说实话；无论是硬币还是纸币，上面都有一句“我们相信上帝”。而《圣经》规定人要遵守“十戒”，其中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第十条不可贪心。因此，利用体制漏洞作恶的问题，在基督教文化下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虽然近年来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日趋淡薄，对上帝亦越来越阳奉阴违，这是美国世风日下，腐败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毕竟传统还没完全丢掉，宗教势力还是很强大，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帮助减缓了世俗制度的恶化过程。中国60年前把传统的儒教文化破了，30年前把半生不熟的无产阶级文化又破了。如此只破不立，出现了目前的信仰真空。如果说国民整体上现在还有个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拜金教。到名刹宝寺前烧炷香，付出的费用一定会使你深信不疑，连和尚尼姑也信这个教了。所以，即使把美国的民主制度一成不变移植过来，还是少了一个对制度恶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况且美国遵循的是精英分赃游戏规则，立法官员和行政首长虽然由选举产生，但其他官员的产生完全没有民主，用人唯亲是天经地义的事。行政首长一旦当选，就毫无忌惮地将部长、驻外大使、法官这些重要职位来答谢竞选功臣和竞选捐款大户，是否胜任反而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卖官买官变相合法化，行贿受贿变相合法化、政府官员的软性腐败等等，这些行为在中国现在都是违法的，是可以追究刑责的，如此尚且难以压制住腐败，要是也学习美国合法化，岂不是将防洪阀门打开，任腐败似洪水般奔腾直下。如果腐败只从百步位置奔腾到百五十步处，可堪称幸运。

美国建立民主制度有200多年了，姑且认为腐败现在是走到五十步的位置，这个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吗？没有。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只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200多年才能达到的那种资本积累、集中和垄断的程度。经济改革的成果尚需要实物来结累，而政治改革只要纸上做功课，发展速度很容易加倍。如果稀里糊涂搞政改，完全有可能15年走完美国200多年的路程，完成腐败软性化（合法化）的立法；甚至大有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徒弟成就盖过师傅。

腐败同社会体制有关，这是民主理论的推导；而腐败同社会体制无关，则是从实证得出的结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越南过去20年的政治改革，西方媒体交口称赞；俄罗斯叶利钦的政改，更是使西方民主国家过瘾，大声叫好。共产党员出身，并居党内高位的叶利钦，居然将改革走到了取缔共产党，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的地步。（不过近些年来，虽然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改全盘保留，西方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又有另一番的评价了，这些按下不表。）有一个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组织，称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一期各国的清廉度指数，采用10分制，得分越高越廉洁，越低越腐败。需要指出，“透明国际”对腐败的定义，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因此体制性的软性腐败被排除在外，这使得清廉度指数评判结果明显有利于西方国家。不过因为越南、俄罗斯、中国以前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它们的“透明国际”清廉度指数，应该具有可比性。现在从“透明国际”公布的报告中，摘录这三个国家自1999年以来的清廉度指数如下：[4]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越南 2.9 2.7 2.7 2.7 2.6 2.6 2.6 2.6 2.4 2.4 2.6 2.5 2.6

俄罗斯2.4 2.1 2.2 2.1 2.3 2.5 2.4 2.8 2.7 2.7 2.3 2.1 2.4

中国 3.6 3.5 3.6 3.6 3.5 3.3 3.2 3.4 3.4 3.5 3.5 3.1 3.4

可以看出，越南和俄罗斯这些年来的清廉度没有提高，而且得分始终比中国低。

不仅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减少腐败，而且遏制腐败也不依赖于社会体制。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官员贪污腐败猖獗，当局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下决心整顿，腐败风气很快就刹住，而这期间香港的社会体制没有改变。台湾在蒋经国治下是权威体制，他把原来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之风整治得耳目一新。李登辉、陈水扁治下的台湾转型为民主体制，他们却把台湾搞得黑金政治充斥。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很重要，但相对于腐败问题，不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中国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得有办法压住腐败。公众对政府的压力，舆论对政府的压力，要始终集中在整治腐败上。如上所述，整治腐败不依赖于社会体制，所以不需要等待体制改革，体制问题不能作为腐败蔓延的借口；而认为体制改革就能解决腐败问题的观点，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3）体制改革要谋定而后动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执政合法性争端。中国的历代开国皇帝和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没有这方面困扰。打下天下坐天下，理直气壮，自己底气十足，别人也服气。偶尔有人要挑战，也容易解决，拉出去，把头砍掉就是了。开国皇帝之后，就要靠血缘理论维持执政合法性。但这种理论不能服众，日久后就会有人造反，造反成功了，就是改朝换代。这个过程十分血腥，导致天下大乱，无数生灵涂炭，绝对是个坏方法。近代文明创造了选举的方法，谁得到的选票多，谁执政。从解决执政合法性争端来看，这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选举制度，消除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理顺权威体系，确认国家法律具有至高的权威。

无论怎么个政改，只要共产党没有分裂，中国就没有新政党发展的余地。这并非中国或中共使然，只需要研究一下美国为什么二百年来两党格局不变，这个问题就可以了然，因为美国的两大党，绝不容许新政党成气候。这几年美国新闻中，所谓“茶党”很活跃，其实这是共和党内的一些保守分子，并非一个独立政党。如果“茶党”从共和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可以肯定，很快就会无足轻重，烟消灰散。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从上而下有序地推行“程序改革”。无论政改与否，共产党决定的人选，该坐哪个位子的，还是会坐哪个位子。这就像一匹斑马，以前称其黑底白纹的斑马，“程序改革”后改称白底黑纹的斑马，但斑马还是那一匹。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很重要，但相对于腐败问题，不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

进一步考察，政改不应搞群众运动，而且一些重要的改革，应由上而下有序地进行，没有必要置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下招摇过市。像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年龄划线，这些迄今为止中国最重大、意义最深远、也是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当年邓小平快刀斩乱麻，不动声色就办妥了。一般而论，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行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可以说，政改不是老百姓需要操心的问题，因为那是政府的事，是知识精英的事。老百姓对政改越能以平静心看待，政改就越能达到目标。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追问：“改革是不是出于公心？是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经不起历史这一番追问的改革，势必造成社会动荡。

体制改革现在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左右两派各唱各的经，没有一个共识。解决之道，可以借鉴美国宪法起草过程。1787年5月，来自13个州（美国当时只有13个州）的55名政治精英代表，汇集在美国费城讨论和起草一部宪法。他们的观点立场各异，甚至于南辕北辙，在一个门窗紧闭（为了保密的缘故）的闷热议事厅里辩论和争吵了约4个月，终于达成多项妥协，形成一个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能接受的宪法版本。世界上第一部脍炙人口、名垂青史的民主宪法，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中国政府也应该搞这样的头脑风暴，把由左、中、右各派推举出的一定数量的知识精英代表们，“关”进一个旅馆，一直“关”到他们做出必要的妥协，交出一份绝大多数代表（占与会代表2/3以上）同意的，并且有具体细节的政改方案。政治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虽然各派争论的结果，不能得到一个使各方都十分满意的方案，但至少这是在往前走，是在干实事，是在构筑共同的基础，而不是在空喊空转“政治体制改革”。头脑风暴要特别注重以美国为镜为戒，讨论资本干政、软性腐败、竞选筹款、说客政治、政治情报业、贫富两极化、选举花费无限制等等现时危害美国日益严重的问题，制定预防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由于美国议员已同资本集团构成利益共同体，尽管这些弊端的危害已经十分显然，十分严重，也不能指望他们纠正错误。所以防患于未然，极为重要。

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的结论是，中国体制改革要谋定而后动；而更重要的事，预先策划出不蹈美国覆辙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