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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记童年的点滴见闻

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常耀信校友 June 1, 2021

最近看《动物世界》,见到一个令人起初惊悸、最后欣慰的场面:一只鬣狗向一头角马发起攻击, 双方飙战数个回合,最终鬣狗的腹部被角马豁开,五脏六腑漫撒一地,那叫一个惨!这让我立刻联想到百十年前日本鬼子不自量力竟欲吞并我们中国的那段历史。

今年是日本战败投降第76个年头,815日是它的国耻日:在几十年前的那一天,他们亡国了!曾经张牙舞爪的日本鬼子万万不会想到,他们也会有这一天。记得当时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中国人是多么高兴啊!一个巴掌大的小岛国竟然打起吃掉庞大中国的算盘,现在想来觉得可笑,但近代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表明,几个拥有先进武器、丧失人性的侵略者,有时也能在一定时间内残酷地歪曲、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百十年前在我国,先是在东北,之后在多地,“日本鬼子进村”了,就是富含深刻历史教训的例证。那时我们的大片国土沦陷,大批国人沦为亡国奴。我在那个时期的最后几年降生,亲身和国人一起经历了国破的悲痛和胜利的喜悦。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时,我把童年时期的一些记忆片断写出,重温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领导国人一起抗日的光辉历史,牢记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欢庆日本投降这个令人欣喜的历史时刻。我的童年记忆始于我三四岁时,时间跨度约为两三年,现在把当时的点滴见闻和经历写出,希望能为我们的庆祝添些彩色。

 (一)

我出生在河北,那里是最早陷入日本鬼子铁蹄碾压之下的地区之一。在我幼时开始记忆的时候,日本鬼子的穷途末日即将来临。吕正操将军正领导着大部队以及活跃在冀中各地的地方抗日游击队把他们紧紧围困在岗楼里,但他们仍在做垂死挣扎。当时我们那里依然炮楼林立,汉奸为虎作伥,老百姓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日本兵进村仍然是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村民们家家大门紧闭,胆子大些的小孩子有时爬梯上房俯身朝下看。日本兵端着佩戴刺刀的步枪进村,个个杀气腾腾,满脸凶残的魔鬼相。如有汉奸在旁边指点,十之八九是为某一目标而来,那就不知道谁家要遭殃了。这种景象在孩子们幼小而敏感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一颗畏惧”的种子。这是日本鬼子对我们的精神蹂躏,是一种必遭天谴的罪行。

日本鬼子仍在继续烧杀抢掠。二战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龟缩在岗楼里的鬼子和汉奸已经深深感到供给的不足。根据一个汉奸战后交代说,在1944-1945年间,岗楼里常常出现弹尽粮绝的情况。有一次日军想出一个补足的办法:即半夜进村掠夺村民的耕牛。他们原定要突袭两个村庄,其中包括我们村子。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鬼子们由一个人们都叫他“坏孩子”的汉奸领路,成功地把邻村许多耕牛掠走。之后他们便兴致勃勃地朝我们村走来,不料中途遇到我们区抗日小队的伏击,鬼子措手不及,慌忙逃回炮楼里,“坏孩子”在交火中中弹身亡。

但是鬼子们贼心不死,几天后又在两个“伍”姓汉奸的引导下,趁夜黑人静,悄悄潜入我们村里。但这次他们没有掠走一根牛毛。区抗日小队事先已经得到消息,通知村里人们做好“逃荒”准备。区小队在村的四周也已布好人员监视。那天后半夜,双方在我们村西水箔淇附近激烈交火,日本鬼子以为已经陷入吕正操大部队的包围圈内,所以未得及进村就急忙掉头撤回。两个“伍”姓汉奸却没有躲过厄运。在双方交战时,他们兄弟俩正一先一后蹲在村头一棵老槐树下观望,被一个区小队队员发现,朝他们开了一枪,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他们兄弟两个的膝盖。两个该死的东西一瘸一拐地逃回岗楼去,虽然一时保住了狗命,但战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人们估计他们早已被区小队的锄奸队收拾了。直到今天,在我们那儿老一辈人里还传扬着“一枪打二伍”的故事。

此外,日落西山的日本鬼子依然在继续实行严格的物资管制。所谓物资管制是指对他们规定为“战略物资”的东西加以管制,比如金属类物资,铜铁类的物件,不论大小,都在管制之列,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制作武器弹药。这大大影响了国民的生计,使我们陷入恐惧阴影的笼罩中。记得当时我们村有一家以做小买卖为生,在镇里集市上买卖一些日常用品,利润虽然微乎其微,但赖以勉强维持生计,聊胜于无。他家的“货品”中包括烟袋锅、铜钥匙、铁锁等,日本鬼子的物资管制恰好掐断了他们的生路。这一家为生活所迫,设法在夹缝里继续做其危险营生。有一次差点儿被日本人发现,全家险遭灭顶之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家里十四五岁的女儿菊花姐帮助父亲做生意,从亲戚村里收购了一些铜铁物件,放在篮子底部,上面盖上一些枣馒头,以期侥幸过关。她在路过岗楼时,被站岗的日本兵拦住。女孩虽然面色镇定,但双腿不由得发抖。就在鬼子的罪恶之手伸进篮子之际,只见一个中国人恰从岗楼里走出,朝女孩喊“小菊”, 说怎么来晚了,边说边走到跟前,掀开篮子,拿出几个还热气腾腾的枣馒头,躬身送两个给日本兵,嘱咐女孩赶快回家,别让爹妈惦记。说完他拿着馒头返回岗楼去。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出日本兵的视野,之后就拔腿跑回家,倒在炕上睡了一天,才从惊吓中还魂回来。后来得知,帮助那个女孩脱险的汉奸在那些年还做了同样一些此类助人脱险的事情,解放后人民政府只判他三年有期徒刑。

像他这种情况属极个别,结果算得上幸运,但汉奸多为作恶多端的人,他们没有好下场。记得解放后我上完小(即五六年级)时,镇上不时召开公审大会,审判的对象多为罪大恶极的汉奸,我们完小学生列队和愤怒的民众一起在会场喊口号。大会后政府依法对他们执行枪决,为民众出气。对于罪不至死或下狱的汉奸,人民政权也不客气。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他们放到村民当中,在政府和人民的双重监督下接受改造,认真悔过、认罪、自新。我们村就有这么一个,村政府要求他每天清晨早起扫街,每晚到村公所做口头报告,几天内要交一份书面检讨。村里人都不拿正眼看他。后来他忧郁而死。

(二)

“逃荒”这个词语现在似乎已经淡出我们的话语,但在我们40后这一代人里,特别是在来自敌占区的人们心中,它依然能够勾引起心酸的记忆以及心惊肉跳的感觉,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包括我本人在内,依然能够激起一种挥之不去的仇恨心理。

“逃荒”不言而喻就是逃跑。“日本子进村了”今天对一些国人来说好似一句笑谈,但对在日本鬼子占领下生活过的人们来说,它的含义就全然不同了。在那个近乎亡国的时代,拉家带口,赶着牲畜,拖着大包小包,随着慌乱的人群,连跑带颠,奔向一个一般不敢肯定将为何方的地方,有亲戚可投靠的人们还有望在颠簸之后喝上碗热汤热水,没有依靠的大多数人只能随遇而安,露宿于天地之间。在这种时候,离乡背井,手足无措,犹如丧家之犬,那种没有归宿、难以言表的伤痛和耻辱感,猛然间都会涌上心头,人们不由得会感到国破的悲哀。不少人,特别是孩子们,心里还会感到极端的畏惧。

亡国奴不好当。我当时年幼,曾随家人多次逃荒。我们家亲戚所在的村镇大都位于半径为三四十里范围的冀中地区内。我们每逢逃荒,就在这个地区内转,所有的亲戚都让我们麻烦到了。当然,我们的亲戚也经常来我们这里避难。在这个地区内,日本鬼子建起不少炮楼,每个炮楼内驻扎着十几个日本兵,外加一些汉奸。我们小区抗日游击队天天盯着这些岗楼的动向,在岗楼四周布有侦察人员(称他们为“眼线”也行),炮楼一有任何动静,游击队就即刻通知有关村镇,做好逃荒准备。同时也想方设法做好断后工作,保护人民在路途上的安全。

一天下午,我们区抗日游击队30余人途经我村,在村民们的热情要求下,决定小住一晚进行休整。村民有自己的军队在,心里就很踏实。我二叔是游击队员,也是小队副队长。他曾因家穷而下关东,因家事所累又返回家乡,加入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对我很好。那天我在游击队住处粘着他,他一直在院子里和我捉迷藏什么的,尽量逗我开心。晚饭后我就睡在他的住处。半夜里我们被人唤醒,说日本子要进村了。二叔把我交给前来接我的姐姐后就急忙离开,我姐姐带我随三婶与堂哥一起慌忙离家朝南边张村亲戚家去躲藏。外面一片漆黑,我们试图取捷径,穿过枣树林,躲开大道上的日本鬼子与汉奸。不料这恰恰中了敌人的奸计。十几个日本兵和汉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得我们浑身抖个不停。我紧紧抱住姐姐的大腿,姐姐不停地抚摸我的脑袋。我觉得出她的手也在颤抖。敌人的大队人马继续朝村里方向跑去。一个鬼子在一个汉奸的陪同下,奸笑着朝我们走来。鬼子截住我三婶,手握手枪,点着她的额头,询问游击队的藏身之处,我姐姐借机拉着我和堂哥慢慢朝前蹭。忽听后面啪的一声枪响,随之我三婶大叫一声,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我三婶斜歪在地上,一手捂着脸,大声哭泣。鬼子的手枪贴着我三婶的耳朵空放了一枪!鬼子和汉奸朝我们狠瞥一眼,我们的心突突地跳,他们转身骂了一句什么,就丢下我们,朝村里跑去。我们几人赶忙跑出枣林,越过大道,钻入对面的庄稼地里,就要跳到喉头的心这才缓缓平静下来。本该停下喘一口气,但当时哪敢做稍微耽搁。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亲戚家里,放下手里的东西,就爬到炕上躺下,第二天中午我堂哥把我叫醒时,三婶和姐姐还在深睡,直到傍晚时她们才睁开眼。她们整整睡了一夜一天!

后来听我二叔说,游击队几十人分组摸出村外,在摸清敌情之后,又反身回来,慢慢形成一个步步收紧的包围圈,把鬼子和汉奸锁在里面,等村人大都离开之后,便开始发起攻击,骑马的日本鬼子拼命逃出,几个汉奸乖乖举手投降。

此后不到一年,敌人的这个据点也被铲除了。

(三)

我们中国人喜爱和平。但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其中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情蹂躏和压榨,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对付这些狠毒的豺狼。中国共产党在内外反动势力围剿的困难情况下,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反抗的道路,在全国点燃抗日的烽火,成为抗日的核心力量。共产党领导我们打日本,充分表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和骨气。毛主席说,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也是不好办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我们村几个年轻人为骨干的抗日游击小队频繁出击日本岗楼,截获日本给养,处决日本士兵和汉奸。游击队员都是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是个大老粗,生在一个长工家庭,长大后也成为长工。他高高的个子,浑身都是力气。那时他家就剩下他独自一人,大家也不太关心他的身世,甚至都不清楚他的姓名,见面点头,就呼“大个儿”。日本鬼子占领我们那里之后,他感到他们“太欺负人了”(这是解放后他几次应邀给我们小学讲述抗日故事时常用的口头语),于是就与村里平时几个要好的年轻人商量出走,又和邻村几个年轻人联系,准备一起去见一个共产党联络员。当时共产党的联络员化装成各种身份到各个村镇走访,期望能在村镇里建立起游击小队。于是各地逐渐出现了村镇小队,后来又进一步合并成区小队、县大队。后来人们逐步得知,共产党的吕正操将军正在冀中地区以及更大范围内组织和指挥民众起来抗日。我们村和附近两个村子的二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建立起游击小队,由我们村这个“大个儿”长工担任队长。

但是,队长后来还是有了名字,而且叫得越来越响:人们叫他“圆爷”。这让人听了觉得好笑。“圆爷”是“王八圆爷”的简称。这是日本鬼子和汉奸“赐”给他的。原来他在组织起我们几个村的游击队后,就奉命带领游击队员参加县游击大队组织的培训。他在县大队里努力学习,不出两年,成为出色的双枪手。后来上级领导又派他回村,扩大抗日游击小队成为游击支队。这是一支由个个是热血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在我们那个地区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以“杀鬼子,除汉奸”出名。“圆爷”的队伍和邻近村镇的抗日小队合作,围打日本岗楼,常常以少胜多,这引起日本鬼子和汉奸们的仇恨。于是他们就做了一只乌龟形状的灯笼,在一个正月十五的夜晚挂在他家的门上,给他起名叫“王八圆”。但是出乎日本鬼子和汉奸们的预料,他们不仅未能达到羞辱和谩骂游击队长的罪恶目的,却竟然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四周村镇的人们久而久之都出于敬爱和拥戴而在他的名字上添加一字,称他为“王八圆爷”, 很快就缩减为“圆爷”,其中所含的贬义也随之消失了。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支队伍里我二叔任副队长。他和圆爷是发小。前些年他在关东,打过日本,后来回到关内,加入“圆爷”的抗日队伍,成为“圆爷”的得力助手。这支队伍活跃在我们地区,由最初十几个人最后发展到50多人,曾参加过多次战斗,成为冀中地区抗日力量的中坚之一。诚然,要斗争就有牺牲。在与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对峙的过程中,“圆爷”的队伍也牺牲了不少战友,也曾多次绝地逢生,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竭力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终于成为刺向这个地区日本占领军心脏的一把尖刀。解放后,圆爷、我二叔、马永信等幸存的抗日英雄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嘉奖和照顾,使他们都能安度晚年。

解放后“圆爷”应邀到我们小学做过几次关于他们抗日斗争事迹的报告。记得他有一次讲到他们支队与邻村两支小队合作夜烧岗楼的故事。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他们其中一支小队趁午夜漆黑时设法把日本鬼子和汉奸骗出岗楼,等到敌人大队人马中计出洞后,其余两支队伍便对其进行左右夹击。县抗日大队闻声也派出一支队伍前来助威,把基本空荡荡的岗楼紧紧围住,斩断敌人的后路。枪声一起,日本鬼子和汉奸就陷入包围圈里,日本子顽强抵抗,汉奸们大部分倒戈,县大队一举端下岗楼,击毙顽抗的日本士兵,俘虏了多名缴枪的鬼子和汉奸,把岗楼里的物资悉数搬出,之后就把这个作恶多端、人们恨之入骨的岗楼一把火烧毁。大火冲天,直烧了两天一夜。据说这是日本鬼子决定从我们地区进行战略撤退的开始。敏感的人们觉察到,小日本的大限到了。

“圆爷”给我们讲的另外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是关于他们小队一次突围的经历。那是在抗日阶段的早期,当时小队约有20人左右,武器也不齐全,其中有两个人还扛着铡刀片,当时他们护身与歼敌的唯一杀手锏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挺机关枪,经上级特批奖赏给他们的。一天夜里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来到“圆爷”小队的住处,说日本子和汉奸已把他们村包围。游击队员们即刻准备突围。其中一个麻烦是“圆奶奶”。她和“圆爷”新婚不久,决心跟着“圆爷”四处奔波。她也会打枪,但毕竟是新手。现在为突围计,“圆爷”很快决定,因为他是双枪手,所以冲在前面打头阵,杀出一条血路,“圆奶奶”要想活命,就要寸步不离,跟随在他身后,机关枪手及其他队员紧紧贴在两侧,我二叔枪法好,有较多作战经验,故走在末尾做断后。计划一定,游击小队趁敌人大部队布局未定之际,快速钻进黑夜,敌人即刻从几个方向围堵上来,游击小队前后左右开火,宛似一条火龙直奔村头树林和庄稼地而去。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小队来到村南道边,这时敌人已经占领道路的东西两端,正在步步进逼过来。“圆爷”立刻夺过机关枪猛烈射击,整个小队则朝另外方向的敌军横扫。同时,小队开始俯身调转,队尾变队首,二叔在前,带领队伍迅速爬入玉米地,“圆爷”命令两侧的几个队员保护着圆奶奶快跑,他则伏在地面一个制高点上,左右扫射,敌人闻声倒地,“圆爷”哈哈大笑,这时我二叔和两个队员又折身回来,硬把兴致高涨的“圆爷”拉进绿色的安全地带。小队之后马不停蹄,奔向邻村,最后安全脱险。 清点人数,除几人带有轻伤之外,小队完好无损。这次战斗虽然没有缴获武器装备,但给敌人造成了很大伤亡。“圆爷”高兴地对我们这些小学生们说,这是他们小队在战后还依然念念不忘的一次突围事件。记得他自豪地说,“我们是火龙,以少胜多,不怕死,腿脚快。”他说时右手高举,眼睛射出明亮的光。

(四)

侵华日本鬼子的下场很惨。他们当中不少人最后可能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是不好惹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依仗枪炮,打开我们的国门,包括日本鬼子在内,都对我们的广袤和富饶进行了无情的瓜分和掠夺。日本鬼子对我国的垂诞更是由来已久,肆无忌惮,最终在现代一段长达14年的时间内,对我国发动了残酷的侵略战争。投敌的汪伪政权的狼狈为奸,执政的蒋氏政权的摇摆和贪腐,使得他们得寸进尺,觉得美梦正在成真。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半路上杀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富有血性的中国人民。加之国际局势的剧变,他们终于投降了。他们亡国了。

当年我刚刚开始记事,目睹了愤怒的中国人棒打日本子的大好景观。闪现在我脑际的一个片断是,几十个中国人手挚棍棒和农具,狠狠围打从岗楼里爬出的日本兵。那些日本鬼子双手捂头,在两边人群的夹缝中躲躲闪闪,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嚎啕不止。立在人群前列的八路军士兵,不断劝导大家注意政策,息怒停手,但义愤填膺的中国老百姓,一想到这些年所受的残害和凌辱,一想到那些提心吊胆、漫无天日的黑暗年月,怎么能够轻饶这些恶贯满盈的魔鬼呢?八路军士兵和游击队员们也无法阻拦,最后当然还是由他们费力劝导民众住手,把鬼子们羁押回俘虏牢房去。

闪现在我脑海中的另外一个记忆片断是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个身子左右摇晃、似在嚎啕的受伤的人,快速驶过一座大桥的画面。我当时正住在镇上姥姥家。姥姥家所在的大杂院坐落在大运河岸边靠近一座大桥的地方。许多日本俘虏和汉奸是经过这座大桥而被押送到县里拘留所接受审判的。这个被摩托车载送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尉级军官,曾在附近村镇作恶多端,是一个体现出日本军国主义凶狠本性的典型魔鬼。他深深惹怒了中国老百姓。在被押解途中,不慎被镇上居民发现,人们一哄而上,把劝阻他们住手的八路军士兵挤在一边,将在胸中积累多年的怒气,淋漓尽致地发泄在这个魔鬼身上。鬼子被打得遍体鳞伤,断了几根肋骨不说,他已被不可救药地打成残废,就是这样,村民依然不肯罢手,他们决心把他一棍子打死,方解心头之恨。我们中国人性善,但日本子欺人太甚了。据说此人后来回日本后也未得好。他也没有得到他的国人的善待,最后以自杀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恰如世人所说,善恶到头终有报。

(五)

许多中国人迄今大概仍然不能原谅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是因为它、尤其是它的政府,迄今还不肯承认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滔天大罪,迄今还像神明一样地供奉着曾给我国和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的战犯们的牌位。另外也是因为它在侵华的14年间给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巨大伤害。以本人为例。如前所说,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开始记事,日本子的凶恶给我幼小心灵所留下的烙印一直残存到我的青年时代。记得在高中阶段,我有时依然被日军进村的噩梦惊醒。这些年来,我虽在生活与工作中不乏日本朋友,但对日本这个国家、尤其是它的坚持错误的政府依然感到耿耿于怀。但愿老天假以时日,使我能进一步培养宽恕的心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应当成为朋友。当年在抗日期间,就有许多日本友人坚决站在正义一边,帮助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我们在回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时,也不要忘记这些日本友人对我们的友善和帮助。我们要牢记历史,谨防近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浩劫不要再现。同时也要向前看,永远珍惜和平,坚持正义,和世界人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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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师哲先生在《我的一生》中记载侵华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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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早年留苏,在苏联参加工作共15年。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俄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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