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耀信：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纪念父亲逝世三十五周年

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常耀信 August 16, 2021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一年。春节将至，浮想联翩，心里充满对父亲的回忆与思念。今年父亲离世已经三十五载，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际。爸爸的一生不易。他单身一人，不惜放弃自己的前程，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把我们姐弟四个孩子带大。他为人正直，酷爱读书，在不经意间，构建起我们这一家系的川流不息的文化传统。

不写不知道，一写却真有吓一跳的感觉。父亲的形象，多年来在我的心目中，只知其好，却不知其高、其大。这篇悼文的姗姗来迟令我忆起一句名言，“人是不知感恩的。”这叫我感到羞愧和窒息。

艰难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的孩提时期，我家是一个贫农之家，在村里属于赤贫一类。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土地，加之我们姐弟几个早年丧母，使得我们的困苦又雪上加霜。我们的母亲过世时，大姐14（虚岁），大哥11岁，二哥8岁，我4岁。父亲（1900-1983）43岁，为了孩子，决定不再续弦。所以，我们几个孩子完全由我父亲一手带大。我幼时身体极弱，常年涨肚，发育很差。现在我能记起的第一个开始记事的影像是，早晨起来我在姐姐怀抱里哭闹不停，爸爸则端着应当是一碗稀粥什么的食物，弯着腰，用小勺耐心地哄我吃。现在想来，在当时烽火连天、日寇肆虐的情况下，我能够存活下来，真是因为有了上天的护佑和家人的照顾。

当年的艰苦日子是如何度过的，后来我们姐弟几个长大后各奔东西，很少聚集在一起谈起，所以在记忆上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现在我只记得一两件事情。一是听大哥说过，有一年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家里实在没有可吃可玩的，爸爸就用手借着灯光给几个孩子玩“游戏”，引着我们开心。另外是一次爸爸和二哥在大雪之后出外卖豆油，回来后棉鞋湿透了，晚上睡下后放在灶膛里烤，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二哥的棉鞋已经烧坏，在那个北风嚎叫的冬天，二哥只能穿单鞋过冬了。爸爸见状心如刀割，但却没有一点补救的办法。

爸爸和他的孩子们

父亲很爱我们。母亲过世后他不再续弦, 决定了他刚刚进入中年，就开始了孤独一人的生活。他曾说过，他不能让孩子遭受后妈的虐待。此外，他曾有入党、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我们那个地区解放得早，在解放战争支前的运动中，我爸爸担任村里的“财粮先生”，发挥了一定作用。父亲当时精力充沛，精通业务，工作认真，公私分明，一心追随共产党。上级鉴于他的贫苦出身以及他在财会方面的技能，认为他是一颗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有意培养他入党，调他去县里财粮部门工作。当时解放区刚刚开拓起步，需要大批干部。以父亲的知识、本领和品格，做个基层干部应当没有问题。这件事情让我爸爸很费脑筋。他是一个农民，对社会、对大局没有什么深刻认识，对自己的未来也未做过什么考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家庭、他的孩子身上。这件事他和我二叔、三叔商讨过几次，最后还是决定谢绝上级的美意。这决定了他日后多年内生活在乡下的命运。我爸爸的命是很苦的。他几乎没有怎么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专为我们这几个孩子而生、而承受这些苦难的。现在每逢想到这些，我就难过得心疼。

我爸爸从不溺爱我们。他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他没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在物质上，他大概也就是以不让我们饿着为其劳作的目的。在读书方面，我们几个孩子都很自觉、努力，他没有怎么过问过。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主要体现在品德培养方面。爸爸对我们的小过失一般都不理会，但大错绝不放过。在这方面他有两句名言，迄今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一句是，“不打不成材”，一句是“大错要狠打”。他认为小树一定要修理，“打”让我们长记性。现在回想起来，这后一句尤其精辟。在做人上，父亲对我们看得很紧。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出了差错，他是绝不饶恕的。我记得一天半夜里，他从村公所回来，气呼呼地把我们唤醒，硬把我们兄弟三个赶到院子里罚站，把门关上，自己回屋生闷气。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可能是我们三个一起欺负了一个同龄孩子，孩子的家长到村公所当着村里头面人物的面告了我们一状，我爸爸觉得自己教子无方，回到家里就惩罚我们。我们赤裸裸地，在院子里站了半天，后来应当是三叔前来为我们解围的。

我爸爸对我要求很严。他对姐姐和大哥更好一点，对我二哥的聪明也夸奖过多次，他们大些，更懂事了。但对我不够客气。我在家里虽是老小，但我从未觉得爸爸对我有过任何娇惯。我挨打最多。我爸爸打孩子专打屁股。他那个大巴掌打下去，那真叫个疼。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大婶为了什么事情批评了我两句，我不服气，就用不敬的语言回复了她。大婶很生气，到我爸爸那里告状。晚上我回到家，父亲拉我过来就打屁股，直到我认错才住手。

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惩罚发生在我上小学期间。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学习不错，我的人生启蒙恩师刘继善先生以及他的慈祥的夫人（我们皆尊称她为“大婶”）对我都不错。但我比较顽皮，有时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做些调皮捣蛋的事情，刘老师多次批评我，发狠说要对我实行“武斗”，都被大婶给制止住了。但有一次没有逃脱过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当时教学条件差，两个年级的学生经常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尤其在冬天，一间屋子里生一个土制的火炉取暖，炉子上放一把水壶，大家也有热水喝。事情发生的那天，刘老师在前面上课，我们年级在教室后半部分自习。于是，我们几个坏小子就不安分了，轮流起来斟水喝，而且模仿我的榜样，故意把水斟成细流，听起来仿佛有人在小便一样。我们就一阵阵低声发笑。不一会儿，这种气氛也传染到前面上课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有人开始回头张望。我们继续暗暗发笑。正当我细流斟水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事要发生了。首先，大家不笑了，而且表情也都严肃而古板起来。再者，我听不到刘老师讲课的声音了。我心一沉，偷偷环顾四周，眼角里见到刘老师正朝我走来。我马上直起身，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耳朵就被刘老师拧着拉到过道里。我脸向着黑板站定，接着，刘老师一个大脖溜，就把我打得踉踉跄跄，跌到黑板前面。他走过来，又啪地给我一个大耳光。全班都鸦雀无声。刘老师气得呼呼喘大气，面色红紫，半晌说不上话来。其时大婶正在屋外做事，可能听到了动静，推门探头一看，知道我又闯祸了，赶忙进来解围，刘老师只顾喘气，眼看着大婶把我拉走了。可能是刘老师觉得我品德有问题，就把此事告诉了我爸爸。傍晚，我爸爸回到家，抄起擀面杖，把我拉到院子里，也不问青红皂白，照着我的屁股，一阵狠打。我觉得那一回他是真动气了，闹得我后来两三天都瘸瘸拉拉地上学去。有好几天刘老师都对我横眉冷对。那一顿狠打让我牢牢记住：人不能犯大错。

父亲也很和蔼可亲。记得有一段时间，应当是大哥结婚以前吧，家里只剩下我和爸爸两个人了。爸爸对我很好。他性本属内向，但当他见我沉默无聊时，就设法逗我说话。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可卖弄的东西，无非就是讲他那些从喜欢的古书里“贩”来的故事或笑话，也不管我爱听不爱听，张口就讲个不停，还不断地提问题。也赶上我对这些知识的确很感兴趣，所以有问必答，爸爸非常高兴，夸我记性好。他不会料到，这些知识和这种“教学”方法引起了我对教学工作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多年后大学毕业时，当我们的系领导问到我毕业后的志向时，我竟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我想当老师”。我也未料到，这个答复竟决定了我后来的生活和命运。

父亲哄我的另外一个方法是教我下象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爸爸显然觉得漫漫长夜实在难熬。他开始动脑筋了。父亲开始教我下象棋。没有棋盘和棋子，又没有钱买，父亲就自己动手，打浆糊，把碎布糊成布片，晾干后再贴上画好的“楚汉相争”的棋盘图，另外再把一些布夹剪成棋子，上面写上车马炮等字样。不久我们就开始下棋了。最初我是新手、学生，所以总输，父亲赢后总是笑着告诉我哪里走错了。一来二去，我成了老手，父亲就输多赢少了，但他总是乐呵呵的。他不在乎输赢。

在生活上，他总是把好东西让给我吃。我的身体也可能是太弱了。记得有一天午后下学早，我们在回家路上赶上大雨，回到家像个落汤鸡一样。父亲见状赶忙帮我擦干，然后笑着掀开锅，端出一盘饺子来。韭菜馅，加了鸡蛋。我狼吞虎咽，都记不得是什么味道。父亲看着在一边微笑。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父亲笑看我吃的美妙景象，依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向上天发誓，那是我一生里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

爸爸的为人

我爸爸为人正直。他严以律己，从不损人利己。对于别人的行动，如果他认为有失道义，只要让他见到，他总是要发声的。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在高兴地过年，我爸爸到我堂大伯家去办什么事情。他一进堂屋，就看见堂伯的五六岁的继子自己屈身坐在灶台前啃骨头。而在屋里，堂伯、伯母（继子的亲生母亲）两个人正笑呵呵地面对着一桌子年饭，争着举筷喂他们的正在咿呀学语的婴儿。我爸爸一见此景就忽然怒气冲天，大概也忘了他来造访的本意，手指着堂伯怒吼起来，二人两不相让，险些在除夕之夜大打出手。伯母自知理亏，急忙起身拉住暴脾气的堂伯，一边还满面堆笑，向我爸爸道歉。我爸爸转身出来，拉起堂伯的继子就走。自那以后二人许久不相往来。

我爸爸办事极其认真，遵循规章有时能到古板的程度。他作为村里的财粮先生，对村里的财粮看守得很紧。交公粮支前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谁也别想在他眼皮子底下额外拿走一粒粮食。当时我们村的村长是个抗日英雄，夫人不很会过日子，有一次他家揭不开锅，向我爸爸要一袋粮食，我爸爸坚决不给，二人就争执起来，村长盛怒之下宣布把我爸爸扣押起来，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拘禁”起来。我爸爸毫不退让，即刻回家取铺盖。我当时还小，我爸爸索性连我也一起带到村公所里，路上对我说，不要害怕，村长不在理。到了村公所，我们看见我二叔和村长两人正坐在屋里有说有笑地喝茶。二叔见到我们，站起身说，“回去吧，没事了，这里有我呢。”我们于是原路打道回府。我二叔和村长是我们那片地区抗日小队的正副队长，我二叔是副队长，两个人多年一起身经枪林弹雨，在战火中结下了不折不扣的生死之交。村长因为没有文化，年纪大些，身体也欠佳，战后就回村当村长。我二叔也大字不识几个，但年轻力壮，就在区里担任武装部长。这一次村长给他报信，说我爸爸死心眼，他家都揭不开锅了，就是不给他一粒粮食。我二叔立刻回村，给村长家送去口粮（按上面规定，村长这样的人物是政府补助的对象）。之后二叔来我家批评了我爸爸，我爸爸争辩说，他不知道有这种规定。二叔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就没再说什么，逗我玩了一会，吃完饭就回区里去了。

父亲经手钱粮多年，从不贪心。他的名言是，“不是你的不要拿。”他的言教和身教深深影响了我们姐弟四个，觉得这样做人，才合乎道理，心安理得。

酷爱读书的农民

父亲平生性爱读书写字。说来也有意思，上辈为他起的名是“常墨林”，为他定的字为“常翰卿”，都和书、笔、字、墨有关系，好像有什么力量指使老辈人这么做似地。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文化基础，只在少年时期跟着他的舅父读过三个冬天的书。但他爱书。我记得在我家的里屋门上方的墙屉里有一些古书，其中有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我爸爸尤其钟爱，悉心通读过，而且说起里面的故事来如数家珍一般。据说这套书是他用家里的手推车换来的。故事是这样的：爸爸年轻时有一天推小车去镇上赶集，办完事情后就在集市上闲逛，看有什么可买的带回家。这么走着，他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摆摊卖书，其中就有这套书—《二十四史》。爸爸拿起来，看了又看，爱不忍释，向卖者问价，吓了一跳，于是把书放下，推车缓缓离开。但他心里显然无法放下此事，最后还是折回身来，用手推车换回这套书。他如获至宝，欢天喜地地回家。父亲一生结婚三次，前两位夫人因病早逝，“小车换书”一事发生在哪段婚姻期间，现已无从查考；但如果是在我娘当家的那些年内，我估计爸爸一定会曾面临了“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局面。这套书是我爸爸的至宝，在几十年中，他手不释卷，用它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塑造了他的孩子们的品格，也刻画出我们常家这一支系的生活轨迹。这些美妙的效果，他在世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些后辈也都浑浑噩噩多年，不知其所以然。这套书在文革期间不幸被造反派当作“四旧”给烧掉了。我爸爸当时七窍生烟，苦不堪言，和他们大吵一顿，但书已化作灰尘，做什么说什么也都于事无补了。对这件事他始终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谈起，可谓抱憾终生。

父亲读书纯属一种爱好。他对书籍、字纸的爱是上天赐给他的，是他从祖上“基因”里继承来的。由于他爱书，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所以天长日久，铢积寸累，在当时乡下穷人的文化荒原上，竟成为一个人们眼中的“文化人”。人们求他写个对联、书信、包括状纸什么的，他都尽力而为，不取报酬，加之为人忠厚，所以在村里落了个很不错的人缘和名声，颇受人推崇。

爸爸读书生涯中的大动作

多年前，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吧，父亲到村东头一家办事，偶然间发现那家有一本书，题目是《九数通考》。当时村里人没有人懂得这是讲什么的书，现在当然了解这是清朝时期刻印的古装数学书，从解说我国的数学基础—河图与洛书开始，讲到西方数学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等，是一部东西学术贯通之作。这部书形状窄长，共五卷，每卷约二三百页吧。我爸爸借来阅读，手不释卷，愈来愈入迷，于是就请求书的主人答应他多读些日子。书主很随和，说慢慢看吧。我爸爸非常高兴，回家连忙准备笔墨纸张，他要把这部书抄写下来！在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或扫描，如果喜欢一本书，就只能抄录了。冬闲伊始，父亲就把一切事情推在一边，即刻按照他心里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开始抄书。

抄录《九数通考》的准备工作相当复杂。笔墨还好，我父亲当然从自己的“文房四宝”里选出了最好的毛笔。至于纸张，他到镇上文具店询问，选到了质量最好的纸张。最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是决定稿纸的尺寸。我爸爸认为抄本的大小要和原书相同，每页的外观也要尽量接近原书。这就是说，要采用折叠页的形式，要保持原书的页头书名，页脊也要标出书名和页码等信息。此外，还要按照每页的字数画出小格方块图，以放在稿纸下面，保证限定每页的字数和排列的横平竖直。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研墨，保证墨水供应，同时每天早晨起来熬粥做早饭。他将集中精力用于抄写，而且边写边做书内出现的习练与验证工作，其中有些可在屋里进行，有些则要求到户外去做。在他认为一切就绪之后，就开始动笔了。

第一天天光大亮的时候，我从梦中醒来，就看见爸爸在炕桌前盘腿正襟危坐，平心静气，把墨水摆在我家又旧又破的小饭桌的右边，已经全神贯注地写上了。我一问才知道，他早已在清晨蒙蒙亮时就起床了。隆冬季节，屋里没有什么热气，我刚起来就已经感到手脚冰凉，但父亲却满面红光，好像身后有暖气烘烤着一般。那几个冬天，父亲的作息极其严格：五更起床（他说是听到第一声鸡叫），到早饭时他已经写了将近三个小时。之后便匆忙喝口稀粥，啃两口窝头，夹两筷子咸菜，也不下炕，就又开始动笔了。上午一般一坐就是三个多小时，那是绝对雷打不动的。午饭也是虚应故事，狼吞虎咽，窝头照样是囫囵吞枣，随汤水（常是溜锅水）而下，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奔回书稿去。下午一直写到傍晚，这才下炕，伸伸懒腰，活动活动腿脚，然后担水做饭。晚上父亲一般不再抄写，多是用来做些进行三角、几何试验时所需的用具，这需要找碎布，打浆糊，做成硬布片，设计图案，剪成各种图形，然后对硬布片用具进行碾压、晾干等工序。父亲对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苟且。我在旁边搭下手。他偶尔也和我说说话，练练笔法（他好写大字），下下象棋什么的。有时也讲一些故事，逗得我哈哈大笑。但这种情况不多。

爸爸做学问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的。他在抄写当中如果出现一个错字，便会立即停下，开始进行修补。这是一件颇费心事的工作。设想纸页已经写好，在核对时却发现了一处错字，在那个没有修正液的年代，也没有电脑的编辑功能的帮助，如何改错可让父亲伤透了脑筋。但是，再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爸爸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先在一张碎纸片上写出正确的字，然后认真量好错字在书稿中所占的上下左右的尺寸，再照尺寸把正确的字小心地剪下，在字的背面轻轻涂上适量的面糊，等到面糊不湿不干时，再小心翼翼地贴到错字在纸页中的位置上。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近七十年过去了，今天的读者如果只为求知而阅读，而不是非常仔细地查看，是不会看出任何修补的痕迹的。爸爸改完错后，把余下的浆糊小心地装入一个小瓶，以备再用。

爸爸抄书，实际是一个认真学习和钻究的过程。由于《九数通考》是数学书，这大大减缓了他的抄写速度。首先，他不仅在抄书，而且还边抄边研究。一个只上过三个冬学的农民，哪有什么关于河图、洛书、代数、几何的任何知识！我爸爸不认输。一段文字，他一定要琢磨透了才认真动笔抄出。他还经常根据书里的提示，自己动手制作三角、标尺等各种数学应用的工具。上面说过，这些工具多以碎布做的硬布夹做成。爸爸多在院内做数学实验，有时也到空间大的地方（如麦场等）去。有一年冬天，西北风在呼啸，爸爸心血来潮，要到麦场上做测试。这个测试需要我站在麦场的远端举着一个东西（现在忘了什么东西了），供爸爸在另外一处观测。天气昏暗，西北风吼吼地嚎叫，我和爸爸都身穿一件薄薄的棉衣裤，现在说来不怕人笑话，里面连个背心裤衩都没有，更不用说衬衣衬裤了。世上什么叫寒气砭骨，什么叫堕指裂肤，我可体验过了。正当我们和严寒较劲时，我们的救世主出现了。只见我三叔突然大声吼叫着朝我们跑来，呵斥我们胡作非为，他连拉带扯，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回稍微避点风寒的家里去。之后他忙着生火，给我们烧开水。还好，上天对我们恩惠交加。我们父子竟没有一个人病倒！

父亲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每年用冬季三四个月抄书，开春之后再张罗种地的事宜。我记得他一共抄了三个冬天（约在1950-1953期间）。在全部抄写工作完成之后，他把《九数通考》的抄写稿遵照原书的排列分成五册，依照我国的传统命名为《金》、《木》、《水》、《火》、《土》。此书的抄写从头到尾一律运用正楷小字，小字写得工整秀丽，望去那纯是一篇篇的美妙，我捧着阅读，真有强烈的爱不忍释的感觉，身心获得的是地道的美的享受。在近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作为大学的文学教授，面对这部珍贵的遗作，真是自惭形秽，由衷地佩服。我深感这是无价的传家宝，我家应当代代保存、相传下去。

回想起来，我爸爸读书、抄书、做实验，完全是出于好学的本性，用现在的话讲，完全是非功利主义的。他是个农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没有应聘、晋升、或任何与提高个人声名有关的考虑。比如他抄书的事情，他在数九寒天里坐在冷似冰窖的土屋中，这么辛苦地抄写着一本与他的职业及生活没有一角钱关系的书，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迄今也依然是无人知晓，这包括我们家族的其他支系以及我们的近邻在内！而且，就像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从未从中得到任何物质利益。但当他闲下来靠在被罗上，手里捧着自己抄写的书本认真阅读和思索，布满沟壑的脸上显现出的那份得意、那份满足，那个影像今天仍在我的眼前依稀可辨，每每忆起，我就不由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深知，我爸爸他真是打心眼里爱书、爱知识呀！他真不愧为一个地道的世外贤士。

而且，他也绝对没有奢想或料到，他的这一爱好会传及他的后人，为他的家族建构起一个不可小觑的文化传统。

我家文化传统的建构者

我们家的人都喜欢读书，据说这和我们祖上爱惜字纸有关。我大哥曾对我说，我们的爷爷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视字纸为珍宝。平日走到哪里，只要见到地上有散落的纸片，必然诚心躬身捡起，放入衣兜认真保存，回到家里，便把已经积累起的纸片放在一处，捧到土地爷庙等神圣之处烧掉。我爷爷认为，字纸是神圣的。他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和诚意，按照迷信的说法，应当是感动了上天；而按照现在科学一些的说法，应当是这种酷爱已经达到刻肌刻骨的程度，从而进入了他的身心，已经成为他的基因的构成部分。把这两种看法综合起来，大概应当说，基因这一部分的形成和下传乃是上天对他的恩赐。这一恩赐的第一个鲜明体现者就是我父亲了。

父亲不仅自己酷爱读书，他还像牧师一样宣讲他的学识和想法。他的“圣徒”就是他的三个儿子。一年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三顿饭，或在地头边，总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他就开讲，讲书，讲历史故事，朗诵诗歌，有时仿佛在自言自语，不管有没有听众，他都神采奕奕，不分场合，径自一吐为快。比如在饭桌上，他很少和家人谈过日子、做农活的事情；说实在的，对于这些他也不在行。他就是给孩子们讲他从二十四史等古书上采集来的故事。有时还诗兴大发，背诵古诗，那劲头宛似开闸放水，给人信手拈来、倒背如流的感觉。有些诗歌，我当时多次听讲，迄今记忆犹新，例如“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谢学士，笑死一群牛”，或“出门向南走，拐弯向正东，抬头望大字，便是董郎中”等，都如雕刻在头脑上一样清晰而牢靠。我们父子在田头休息时，父亲就常常给我讲故事。现在想来，他那样做，对他来说，可能是上好的休息方式，我也愿意听，一边听着还不断地提问题，有时还要求重复，因为我真感兴趣。在我们哥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很关注我们智力的发挥与发展。

父亲没有料到，他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一个家庭传统，即喜欢读书的传统。我姐姐是女孩，旧传统不鼓励女孩读书，而且我们家乡解放时她已近结婚年龄，所以她没有上学。解放后我们家在接受教育方面首先受益的是我大哥。他认真读书，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学生，是村里人人仰视的全村的骄傲。后来仅仅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才与上大学的机会擦肩而过。他成为中学语文老师，工作努力，成绩突出，文笔也很出色，曾被调到县里秘书处工作。后来他曾在所在单位下属的职业学校担任校长，为所在地区培养了一批技艺精湛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分布在我们地区城乡的多地，为国家的基建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我大哥退休后钟情于书法，成为地区里多次获奖、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继承了父亲的书法传统，又将此传给了我的侄子。现在我侄子的书法的美妙也令人刮目相看。

在我们哥仨当中，我二哥天赋最高，上高小（即五六年级）时学习成绩已很出众，受到学校的器重。但我父亲的想法是要把他留在身边，所以二哥未能继续求学。可是他受到了同样的家庭文化影响，也愿意找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地方生活。于是有一天，小小的他就鼓足勇气跟随县招工组从学校离家出走了，最后在县委机关找到一份工作。爸爸为此几天几夜如坐针毡，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不迭，后来二哥带话回来，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下。之后二哥的工作单位由乡下县城转到沧州市，他工作繁忙，但不忘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夺回失去的时间。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忙着前去参加市里为政府工作人员举办的业余进修班，直到七点下课，才马不停蹄匆忙回到单位用早餐，开始一天的紧张工作。业余时间就用来完成作业，或准备参加各种考核与考试。他这样坚持学习和工作两不误，经过几年的苦读，终于达到了大专文化水平，取得了相应的证书，后来成为市政府档案局局长。我侄子继他之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侄孙现在也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在大哥和二哥离家之后，父亲身边就只有我做伴了。我当时个子小得出奇，头发黄得出奇，还三天两头病歪歪的，不是发烧，就是拉肚。父亲除忙于地里的活计以外，还要经常带我到附近各村看大夫。他活得很苦，但有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气概，脸上总露出一种微笑，让人感到安慰。现在想来，那当然是一种出于无奈、别无选择的笑容。我虽然弱小，也还能干些农活，包括锄地、打草什么的，但个子太小，不能挑水。爸爸不让我多干活，只要不病，老实地呆在他身边，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不知道，他既能影响我的大哥和二哥，也会影响到我的。我也会飞走，攀登文化新台阶的。父亲忽略了这一点。我在此讲讲我求学的坎坷经历，以彰显父亲的影响，以及父亲对我们的挚爱。

回想起来，当年我考初中的过程是我们父子间的一场拉锯战。1952年我第一次赴考，在沧州一中落榜，在泊镇中学也只得了个“副取”，也就是“候补”（或等待录取通知）的意思，不过还好，后来的确收到了泊镇中学正式录取的通知。我当时虚岁13，身体弱小，望去和一个小孩子差不多。我爸爸说什么也不放心我离开他。我就去央求三叔替我说情。三叔一直关心我们家的生活，尤其是我们哥几个的成长。他起初也和我爸爸一样，认为我太小太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在我苦苦央求之下，他勉强答应去做一回“说客”。他当时做些文具与百货小生意，需要不时地到泊镇办货，他希冀以此为理由，说服我爸爸准许我去那里上学。此外，三叔在我们哥几个上学的过程中，不断免费供应我们所需的笔墨纸张，也不时地补贴我们上学的费用，我爸爸对这些心知肚明，也非常感谢。或许是基于这些，我三叔觉得他有可能说服我爸爸。不料我爸爸心意已定，三叔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下大天来，我爸爸依然不点头。他也无可奈何，最终我也未能如愿以偿。那时我不知道，我人那么小，气性怎么会那么大：不知怎么回事，报到日期一过，我就感到周身不适，不思饮食，夜不成寐，终于大病一场。发烧，拉肚，呕吐，不思饮食，结果是骨瘦如柴，没有了人样。我姐姐看了直哭。常给我号脉看病的医生也感到黔驴技穷，乱了方寸。我爸爸吓坏了。他后悔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于是放下身段，多次前来劝我，向我保证他去找董老师，请他次年开春准许我去学校补习，夏天再赴沧州赶考，考上一定放行。同时他带我到聂村等地寻找名医。我记得聂村二先生的一个药方让我的身体开始有了起色。在那段时间里，爸爸对我出奇的亲切，我犯了错误也不再训斥或惩罚。

转年开春，我开始补习，春夏之交和同学一起随老师再去沧州参加考试。考毕自我感觉很好，但结果却出乎意外，又是名落孙山, 我心里不服输，但也只好接受现实。爸爸可高兴了，和姐姐一起给我包饺子吃。时间一眨眼又到了来年春天，我再去找董老师，董老师很欣赏我屡战屡败却不气馁的精神，痛快地答应我回校补习再考。

那是1954年夏天。当时我虚岁15，身高1.41米。我第三次赴沧州赶考。一进沧州镇，就赶上瓢泼大雨，我们大家，包括领队的老师和所有赴考的同学，都被浇了个落汤鸡。我们大步流星，跑进新华桥下的一个大车店里。大家都没有什么替换衣服，老师也不好意思给自己买碗热汤喝，我们各自从湿淋淋的布包里取出湿淋淋的干粮啃，之后就浑身湿淋淋地躺在店里的炕席上睡去。那时大家都是孩子，一天长途跋涉50多里，个个都已精疲力竭，头一沾枕，就掉进湿淋淋的梦乡里去了。第二天早起我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但仍然精神饱满地前去应考，结果成绩不错，很快便得知自己已被录取。精神一松懈，身体就垮了。就在考完之后，我开始发高烧，口吐绿水，上吐下泻，昏迷不醒。人们马上送我到校医室，服了些药，感觉好多了。恰巧我五舅到沧州来办事，立刻把我送回家里。我爸爸见到我精瘦蜡黄的模样，和我姐姐两个人，一起上前抱着我泪流满面呜咽起来。姐姐说，“这可真是为上学连命也舍得搭上。”爸爸和姐姐开始竭力帮我恢复健康。爸爸每天都出外寻找点好东西回来给我吃，或在家里陪我说话，给我讲一些从古书（如《笑林》）里选出的故事，逗我发笑。姐姐则“巧妇难为无米炊”，想方设法运用本无什么味道的食材做出有些味道的饭菜来，吲哚着我多吃。他们帮我历劫费尽了心思。我当时年纪小，不知道害怕，在家里静养了一阵子，就觉得身上又有了些活泛劲头。

时光运转，夏去秋来，说话我要去沧州上中学了。195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爸爸忧郁目光的护送下，我和其他乘客一起，乘船离家走了。我坐在船头，朝阳正在清凉的东方冉冉升起。我小小的心里充溢着无比的兴奋。望着岸上渐渐远去的家人的身影，望着人群中爸爸那一张仍然依稀可辨的瘦削而焦虑的面庞，一种难以言表的感伤又突然涌上心头。我的两眼不由得湿润起来。这时忽听有人说，“快看老信的头发呀！”（我在家里行四，乳名叫四信，所以村里人称我为“老信”）。同船乘客看到了我头上那几根稀疏的又细又黄的头发，在旭日的映照中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他们在惊诧之余，不由得讲出了发自肺腑的感慨。我难过极了。我知道，是父亲为我灌输了精神，树立了榜样，才让我这样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

在我们哥仨之后，我的侄子、侄媳、侄女、女儿、侄外孙、侄孙都上了大学，有的读成博士和硕士。我的一个侄女在学生时代天天“泡”图书馆，她读完大学英语硕士之后，又在国外读成博士，现在国外一所大学担任教授。我家这些后人苦读的故事要由他们自己来讲了。

就这样，我父亲开启了我家生活的这个文化传统，它正在无形中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我应当是认识和揭示这一点的第一人。愿我爸爸的在天之灵也已体会到自己的功绩而感到自慰和自豪。

爸爸的一生

我爸爸的一生，可以分作前后两半。他对我讲过一个故事，点明了他一生的情况。他说，年轻时曾算命，先生曾为他写下字据，说他48岁之前命运乖舛，多有劫难，其后则一路畅通，子孝孙贤，福寿双全。纵观我爸爸的一生，他的前半生确是心力交瘁、步履维艰的。我家没有什么土地，生活拮据、捉襟见肘的情况是我家生活的常态。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之外，又有万恶的小日本的不断侵扰，加之我病痛不断，担心我不能长大成人，也让爸爸极其伤神。４８岁以前的父亲就是这样在忧患中为孩子、为吃穿而焦虑和奔波。

照父亲自己的说法，４８岁是他人生的分水岭。那应当是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之交，共产党来了，我们那里成为解放区。接下来就是土改，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和枣树，吃穿即刻有了保障。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于是成为我们村里的主管财会先生。在交公粮、支援解放战争前线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进入５０年代，姐姐已经出阁，大哥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中学生，二哥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里做事，大嫂尚未露面，家里就剩下爸爸和我两个人。我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相依为命。在这几年里，如上所说，爸爸利用冬闲的时间抄写了５册数学书《九数通考》。

５０年代末，父亲年岁大了，于是进城和大哥、二哥家人住在一起。在两个哥哥家庭的悉心照料下，晚年生活安定，不愁吃喝，儿孙绕膝，其乐融融，颐养天年，算得上福寿双全。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份恩惠。我大学毕业后，结婚成家，也尽力而为，帮助两个哥哥照料父亲。爸爸晚年继续读书写字，尤其喜好书法，对颜体情有独钟，闲暇时就以写字为乐，每天必写一定数量，方觉心旷神怡。爸爸身体健康，活到83岁高龄，临终前虽曾在短期内患过晕倒之疾，但并未因此遭受什么大的病痛。从我国当年的医疗水平和国人的平均年龄看，父亲的过世应算得上“无疾而终”类的老喜丧。但我始终不能接受父亲已经离我而去的事实。我觉得自己不仅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一个人际间难得的良师益友。

爸爸已经走了多年，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的家里有一面穿衣镜，我上班前总要查看一下自己的衣冠、边幅。有一次我在观看我的侧面相貌时，突然发现我的外形和爸爸站立时的形象具有极其相似之处。我高兴，也很激动。一方面我为自己继承了父亲身材的某些特点而感到荣幸，也为父亲依然通过我们活在我们中间而兴奋不已。我突然感到，一个人来世一遭，虽然不易，但可以活得很有意义，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也会有裨益。这是父亲不虚其一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愿爸爸永远活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中。

(作者常耀信：原南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南开外院教授、博导；美国关岛大学教授。详见常耀信的个人网页）

后排右起：常耀信的二哥常耀智、父亲常翰卿、大哥常耀先、姐姐常金凤；前排右起：堂哥常耀普、常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