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高殿森

记得是1976年的暑假，我随父亲高世良回老家枣强县张秀屯村。一天，父亲带我去村里一位叫高世苓的同族人家串门。我父亲高世良和高世苓是小学同学，又是同辈人，但早已出五服，按家谱中记载在第五世时，才是同一个爷爷，那时应该是明代。而高世苓的父亲高殿杰，与我爷爷高殿水同属第十七世。

由于高世苓是抗日烈士高殿杰的儿子，根红苗正，写一手好字，会算计，从50年代开始长期担任村的会计，掌握村里的经济命脉。

尽管那年我才14岁，但这次拜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当回想起来，画面感总是一幕一幕的清晰。

高世苓家位于张秀屯村东街东头路南的一条长长的胡同里，这是一座砖砌的四合院式宅子，由三处宅基地连结一起，属于深宅大院。朝东的大门是砖砌的门楼，门前还有一道影壁，给人一种器宇轩昂的气派。这一切，在张秀屯村格外突出。我爷爷高殿水的房子虽然也是老房子，但是土坯夹杂灰砖的，院门就是木栅栏，显然和眼前的这座“豪宅”没法比。

大院门楼虽显沧桑，但昔日山墙上面雕刻的“松”、“茂”二字及八仙过海、鸟兽等吉祥图案依稀可见。进了大门，有一空场，左侧有一棵粗大的绒花树，低沉的树枝上布满盛开的绒线状粉红色的花朵，香气袭人，绒花树是稀罕树种，象征吉祥安宁，张秀屯只有他家这一棵。在北房前边，还有一棵石榴树，此时，盛开的的花朵星星点点，缀满了整棵树，恰似红色的宝石镶满绿色的屏风。就是这两棵树，也可以显现当年主人的讲究和品味，村里大多数人家院里种的是枣树，属于经济作物。

我还记得院子里还有半圆形的拱门，上面有砖雕装饰。正宅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整个院落非常昏暗，有点像南方的院落。屋里有老式的条案，上面摆放着一副镜子和一对古老的帽筒。主人高世苓中等身材，穿着整洁，言语不多，声音低沉，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清高。

当时，高世苓落实政策，重新在村里担任领导。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在收集各地报刊登载的周恩来照片并且喜爱集邮，他给我找来了一张枣强日报及一堆旧邮票。

我父亲向我介绍，他们家还有一位大文人叫高殿森，是眼前这位高世苓的叔叔，是咱们村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教授，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我还记得，当时我听了父亲的介绍，非常震惊，想不到我们高家还有如此高人。从此，高殿森就成为了我引以为豪的祖辈。前几天，诗人阿坚还对我说，高殿森翻译拜伦，你喜欢但丁，还真是有传承呀。

说起这个院落，我父亲介绍：

1947年，我在张秀屯土改时正在原籍上小学，参加了农会斗地主富农大会等活动。高殿森家划为地主，对他家实施了平分土地、扫地出门的政策。他家老宅分给了贫穷的复员军人高观满，后来他转卖给了张金凯，上世纪60年代，被高世苓买回。烈士高殿杰和高殿森是亲兄弟，早已分家。沧桑的门楼，如同满头银发的老人向人们讲述着百年的变迁。

高殿森就诞生在北房西屋。这处宅子就是高殿森的诞生地。高殿森在此宅度过了少年时光，这宅子是高殿森的少年故居。这处老宅目前（2022年）由烈士的孙子高嗣慧居住。

一索泸河源远流长

枣强县属于河北省东南部平原，地势平坦，由古代河流冲积而成，索泸河贯穿全县，两岸有许多成片的沙丘，土地以盐碱地居多，可见其贫瘠。

“枣强”一名，来自盛产红枣。据《畿辅通志》，枣强古时盛产红枣，早在战国时期此地就以蒸煮枣油闻名于世，并且因此得名枣强城。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到西汉时，这里更是“枣木强盛”，所以命名为枣强。但正史地理志中仍皆作“枣疆”（“疆”与“强”同音同义），直到《明史·地理》始改作“强”字。

据县志记载，殷商末年，“比干制裘广郡”，广郡即今大营一带，皮毛加工业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比干被誉为裘祖，世代供奉，因此枣强号称“裘都”。

张秀屯高氏，是早年来自山西洪洞的移民。据《高氏谱书》首序同治五年（1866）记载：

高氏原郡本河南归德府考城县专古村人，大明国初年，始世祖良兴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教谕正堂，二世祖德成同弟赴任奉亲，天不假年，始祖良兴寿终于任，尔时值直隶冀州枣强县民遭瘟症，亡故殆尽，地广民稀。大明圣皇永乐二年，迁移洪洞县民以益枣强户口，二世祖德成闻枣强风俗醇厚，土产茧绵，同弟志成起父良兴自洪洞县迁至枣强县城西南距城二十五里杨庄社三甲张秀屯村，以登版籍，过有数载，二世祖志成复迁山东济南府章丘县池子头村居住去讫。

据家谱记载，高殿森之祖父为高占胜，其父亲高德伟，字艺才。高德伟育有男孩三人，长子高殿杰、次子少亡，没有留下名字，三子为高殿森。因此高殿杰的孙子高嗣慧沿袭一直管高殿森叫“三爷爷”，最近高嗣慧在回忆中介绍：

"张秀屯村，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是我们永远的牵挂和根。同样也孕育出一辈辈的优秀的子孙，为使这方热土更加美丽而前赴后继。我的曾祖父:高德伟。据我奶奶讲，其人忠厚善良，人品出众，头脑灵活，善谋营生，到成年时已积累了较丰裕家业，后迎娶曾祖母，成家立业。据我奶奶讲，曾祖母娘家是开明的大财主，视女儿掌上明珠，请家教学文化，深通笔墨和算术，加之天资聪慧，在当时已是个才女，出嫁时，娘家并陪送了丰厚的嫁妆，这样成家立业，两财合一处，外加俩人智慧聪明，善于经营，家产得以极大拓展，从我家现在老宅到东面中学一带为饲养棚、麦场、长工屋、车棚、农具棚等，再往南到西楊兴，东到屯河头为田产，约有百亩以上，大部都是良田。长年雇用长工两人，季节短工多人，已是大户人家。"

从其回忆中，可以佐证我当年到其家拜访的印象是准确的。高嗣慧还讲到，他老奶奶非常精明，一次村里集市上有人在进行土地转换交易，双方一直算不清账，正巧路过的她，一把夺过对方手里的算盘，三下五除二就给搞定了。高嗣慧还介绍其爷爷，也就是高殿森的哥哥：

高殿傑（杰），字敬之，1897--1940.10，少年英俊，气宇轩昂，品学兼优，长伴有大志向，崇尚岳武穆。成年后身为长子，主动担当起治家重任，老爷爷老奶奶甚是欣慰，为其说媒，迎娶侯保果（侯冢村）为妻，但他并不满足于現状，过这种饱食一隅的安逸生活，经常南上北下，东奔西走，开阔眼界，增长见知，拓展技能。后争得家里同意，携带大量银元去南京开办银行，前期经营利润较多，寄送回家，拓展田产。后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国土伦丧，民不聊生，经济凋零，受此影响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停业关闭。回到老家后，家人发現其早出晚归，甚致半夜三更才回家，行踪秘密，在老爷爷的逼问下，其说出了秘密:其时银行经营过程中，接交了各路朋友，同时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秘密参加了八路军，将剩余钱财全部购买枪支弹药，受党组织派遣，回家发展武装，壮大抗日隊伍。经多方联系发展，隊伍由小变大，于1938年组建成立冀南軍分区第3军分区基干营，任营长，与日寇进行多次浴血战斗，在1940年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被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冀烈4字第041986号，以资褒扬。高殿杰生男高世苓，生女高彩琴。

高殿森家上辈人在天津开买卖，赚了大钱，在原籍买地盖了大砖房，成为张秀屯属一属二的大院落。

1907年10月3日，高殿森就出生在那座院落中北房的西屋里。高嗣慧对其三爷爷高殿森印象深刻：

少年才俊，眉清目秀，天姿聪明，眉宇间透着智慧，少时就显现出爱学习天赋。少年时在枣强县城高小上学，学习期间刻苦钻研，各科成绩均居冠首，神童般的存在。

由于家境颇为富足，使高殿森能有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古籍，这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对于高殿森来说却颇具吸引力，在上私塾之前，他已能熟练地背诵多篇古文。无疑，小时候的文学熏陶极大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学习与工作，为他以后在文学翻译中取得卓越的成绩奠定了基础。

1916年8月，高殿森进入了张秀屯村里一家学堂，正式开始上学，那是一所半私塾、半洋学的混合体。那时，高殿森已经10岁，比一般的孩子上学要晚。在那里，他进一步学习了《诗经》之类的古文，成绩位于最前列。

1920年8月，高殿森考入枣强县城的高级小学，在那里，他才真正开始接触英文，也许潜意识里已经认定自己一生都离不开英文，他开始时便非常注重英语的学习。同时，高殿森开始研读《小五义》、《彭公案》、《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水浒》等文学名著，正是这些书籍深深引起了他的兴趣，同时引发了他对广义的文学的兴趣，坚定了他一生从文的志向。

可以说，高殿森的少年成长，在当时还属于贫瘠落后的枣强，应该是一个奇迹。

二外出求学

1924年，高殿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省城保定的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位于原保定行署招待处大院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同盟会河北支部主盟人陈幼云联络13名同志以讷公祠小学校址创建，使其成为河北同盟会的总机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以此为基地，吸收各界富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分子加入同盟会，积极开展反对清王朝的活动。刘少奇、李维汉、孙犁、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就读。1918年10月，毛泽东与蔡和森同志曾专程从北京赶到保定与学员进行座谈。1921年，邓中夏同志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任教，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育德中学很快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保定育德中学支部，成为保定党组织的发祥地，是当时保定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育德中学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浙江大学维基上刊载南英撰写的《高殿森》一文介绍：

"高殿森是一个要求全面进步的人，他不仅在学习上名列前茅，思想上更是不甘落后。在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高殿森接触的教员中有提倡新文学的潘梓年，创作新诗的汪静之、谢博江，有思想进步的图书馆主任安志成、训导副主任王荫圃……不仅如此，学生中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他们有的已加人中国共产党，有的加入共青团。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高殿森也积极追求进步。他先后研读了郭沫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成仿吾、王独青、茅盾等人的著作，并且被其中那充沛的感情、民族的热情及不屈的精神深深感染"。

在高殿森的档案里有他个人的思想汇报：

"在念书期间，看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思想追求进步，只是因怕死，故未加入党组织。

在学术思想上，对英国的拜伦等人崇拜到极点，但对俄国的契科夫和托尔斯泰也很赞赏。那时的主要思想是：“要变，不要乱”，倾向'不流血的革命'。"

可见那时高殿森还是属于小知识分子的身份，天真而又保守。据南英介绍，高殿森本来有机会加入共青团，却因为阶级的限制而受阻 (高殿森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这是那个时代的限制条件)。在受了这个不小的打击之后，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移到阅读英文名著上。

在那个时候，高殿森能具有这样的学习热情，尤其是学英文，是难能可贵的。他除了认真苦读课堂讲授的课本之外，还涉猎了诸类小说，如：丁he Lone Swan，LoTJe＆Duty，Abraham Lincoln，The Sorrows ofYoung Werther…，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闻周刊等。这样，在英文学习方面，他不仅在班级里独占鳌头，而且在全校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技压群雄，一举夺冠。

高殿森在上学期间，每次返乡，都会受到家乡人夸奖，尤其他的一笔好字，在乡间传送。高嗣慧回忆：

"高殿森课余时间犹尤其善长书法练习，小楷宫格公正，笔力劲道，字体清秀，深受先生和族人的表扬赞赏。"

据我父亲高世良记载：

"1924年，高殿森帮助张秀屯高氏族人修订谱书，他的毛笔字写得好，担任执笔人的任务，当年修的谱书里留有他的墨迹。经过我与高世磊研究，发现与高殿森在天津写的自传字体对比，确认张秀屯高氏谱书民国十三年修谱的序言是由高世俊撰文，高殿森手书。高殿森当年只有17岁，写的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如同印刷体。"

1928年，高殿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育德中学，随后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二年制)，从此，他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秋，由于高殿森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轻易地跳了一级，直接考入南开大学英语系，成为张秀屯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天津南开大学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成立于1919年。到1927年，卢木斋捐资10万元，开始兴建“木斋图书馆”，此时，高殿森正好赶上了新的图书馆开放，为他博览群书提供了方便条件。

当时外文系所规定的必修课，高殿森都全身心投入学习，成绩斐然，诸如英国文学史、文学批评、英国短篇和长篇小说、英国诗、英国小品文、西洋戏剧等。此外，他还选修了其它课程，如日文、法文、西洋哲学史、审美学、英汉翻译、萧伯纳研究等课程，也加入了英语演讲会 (Everlasting Club)。

南英在《高殿森》一文中讲到：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得不经历“内忧外患”的考验。一方面，南开大学必修课考试的频率加大，如果想要成绩好，不充分投入精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高殿森又不得不努力准备选修课的课程；更糟糕的是，他那时染上了肺结核，病魔肆虐，使得他整天精神萎顿，意志消沉。所幸的是他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在最后的考试中仍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1933年，高殿森以文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从而取得了千千万万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殊荣，被吸收进入了斐陶斐世界名誉学会(Phi Tau Phi Honorary Society)的中国分会，并得到了一枚象征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三曲折的婚恋

高殿森在保定读书时，随着学识的不断增长，自身的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眼界和思想也得到了拓展，更加可喜的是接收到了早期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旧世界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新世界充满了无限憧憬，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25年3月，家人给高殿森定下一门亲事，女方是恩察村的苏振英，高殿森放假后得知这一消息，表示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但是家里婚约已定，家长做主，由不得他，反抗也没用，媳妇最终还是被迎娶进家门，但高殿森誓不入洞房，以示抗争。苏振英却认准这门婚事，不离不弃，她认定自己活着是高家人，死后是高家鬼。一直在高家生活。直至文革追查新民党，怀疑她是其成员，被逼跳井自杀。

据高嗣慧讲，多年前曾听奶奶回忆：

"高殿森接收先进思想影响，清除封建残余，讲究新文化风尚，推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他放假回家来，让他嫂子和过门的媳妇剪发攥，放小脚，解邦褪，学文化，他在家里办识字班，脱产上课学习。高殿森嫂子和媳妇她们俩人没有文化基础，面对高殿森所讲的新知识，她们从来没听说过，也听不懂，一头雾水，也回答不出问题，教她们认字写字，她们也记不住，记了后面，忘了前面。气的高殿森三爷爷拍桌子，吓的三奶奶手一抖，把他的眼镜给碰到了地上，吓的她一遛烟跑没影了，说吓死了，以后打死也不上课了。"

高殿森在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班求学期间，认识了同在文学院上学的女同学王光眠（1916年生），俩个人既是同学又是老乡。王光眠老家是枣强县西果村，村有一座很大的寺庙，每年都有很大的庙会。王家是那一带最大的财主，王光眠是家里的独生女，被视为掌上明珠。

高殿森与王光眠在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学习过程中产生了情感，顺利的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合法夫妻。自此，他们在一起生活，高殿森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的原配妻子苏振英一直和他的父母一起生活。

高嗣慧谈到家里院落的结局时讲到：

"土改时期，我们家首当其冲。由于老爷爷、老奶奶已去世，我爷爷牺牲的早，三爷爷高殿森在天津教学，我父亲高世苓还在年幼，家业只有奶奶和三奶奶(高殿森在家乡的原配)带着父亲和姑姑守护，家境已大不如从前。由于爷爷是烈士原因，土改时我们现居住的老宅四合院得以留存，一直由奶奶、父亲、姑姑居住。三奶奶(前)只留下跨院三间南房居住，其它房屋、田产及生产资料全部充公。"

高殿森家被划为地主成份，正在村里上小学的高殿森儿子高世京曾在全村农会大会上发言，争辩他家不应划为地主成分。高世京随后离开家乡奔赴天津其父处，继续求学。

但在四清期间，厄运再次降临。对他家施行了“平分土地，掘地三尺，扫地出门”的政策。苏振英受其家庭影响，被定性为国民党残存分子，备受折磨，以致胡言其侄子高世苓也被其发展，因此高世苓被扫地出门，关进村里小学校的黑屋，民兵将宅子场院挖了几个大坑，探明是否藏有宝物、变天账。苏振英受到极大刺激，精神错乱，最终跳井自杀，结束了凄惨的一生。

高殿森的夫人王光珉早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后来在天津人民银行工作。他们共四个子女：长子高世京，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交部，曾任驻卡麦隆参赞及驻联合国外交官，著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四十年》。次子高世圣。长女高世瑜，1944年9月7日在重庆出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英语专业，后随夫调入郑州大学外语学院任教授。曾于1986-1987留学美国。归国后一直在郑大任教，退休后返津居住。次女高世真。

四迁徙的生涯

1933年8月，高殿森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任英文教员。天津市南开中学是1904年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是南开大学的前身。

1935年8月，高殿森来到上海，在大公中学任英语教员。

1936年8月，高殿森来到南京，在警察厅德国编译室任翻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时局动荡，高殿森也被裹挟其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为了衣食，他只好在后方四处寻找工作。

1937年11月，高殿森逃离到河南，在新野县中学任教。

1938年7月，高殿森来到抗日期间的陪都重庆，在转移到此的南开中学任教员。

1940年8月，高殿森来到贵州遵义，任浙江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与校长、著名学者竺可桢共事。

1942年8月，高殿森回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英语讲师。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成立于南京，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厉麟似、徐志摩、张大千等名家大师均曾在该校任教。1937年，中央大学由于抗日战争内迁至重庆、成都等地办学，史称“重庆中央大学”。

高殿森在重庆期间，接触到叶君健、柳亚子、周培智等文化名人，他们在一起交流中西文学及翻译，使高殿森在学界地位获得提升。1944年，高殿森成为副教授。

1944年8月，高殿森在重庆第一中学任教。

1945年，高殿森开始在重庆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殿森回到阔别已久的天津。1946年8月，他开始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在 1948年时兼任天津津沽大学英语教师，1949年时兼任天津河北医学院英文教师。

高殿森对老乡找他帮忙的事还是热心相助。张秀屯高殿礼约在40年代农闲时，到天津想干点小买卖，以贴补家用。他买了一台手摇织袜子机，想在南开大学门口附近找间小门脸。经高殿森热情联络，他在南开大学门前与别人合伙租了一间小门市，开办生意。顾客可以自己带线加工，也可购买现货，经济实惠，受到百姓的欢迎。织袜子机一转动起来，便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有些南开大学的学生也去观看，很是热闹。有人反应到学校，领导找到高殿森，他说：“这是学校管教不严，不能赖人家织袜子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高殿森面对新生活，他感到几许陌生，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教学中，对社会变革并不是能够很快适应。在其个人档案中，他如此写道：

"开头，我的思想是这样的，天津解放的很快，我没有受到人、财物上的损失，所以并没有不满意的。国民党统治者结束了，我感到了一阵兴奋，积极要求学习，要求了解共产党，比如《天津日报》每天一出版，我每天连广告都细读一遍，想从中来探讨共产党的作风，对土改、城市政策等问题，积极从书本中获得。当然，我对自己的父亲被土改斗争，有过反抗情绪。"

1950年，高殿森被南开大学评为教授。

1951年12月，高殿森经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可以说，高殿森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小心翼翼地生存，躲进书本里做学问，不显山露水，甚至割断和家乡的一切联系。所以，他毕竟没有被历年政治运动所打倒，度过平安一生。

高殿森身体不太好，患有耳聋、肺气肿、神经衰弱、右手抖颤等多种疾病，因而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工资不高，家庭人口较多，生活较困难。但他克服这些困难，努力开展翻译工作。

五翻译硕果累累

高殿森的译者生涯是从30年代大学读书时代开始的。当时，他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自信与热情，完成了许多散文和小说的翻译。译作发表在《南开周刊》、《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益世报》、《人生与文学》、《时事类编》等著名刊物上，他的笔名有泼光、典深。

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后期相比虽不甚成熟，但从中不难发现译者在翻译方面的才能与潜力。这些翻译实践练习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学期间，高殿森是在完成授课任务的业余时间做翻译工作的。南英在《高殿森》一文中对高殿森的翻译生涯按时间划分，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到了40年代，高殿森的翻译技巧开始逐步走向成熟，于是他开始着手翻译长篇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泼姑娘》(1943年，晨光书局出版)、《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1944年，正风出版社出版)、《拜伦传》(1948年，独立出版社出版)。这些译作语言流畅优美，忠实于原作又灵活自如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人们在这名年轻翻译工作者的身上发现了一名优秀译员必有的素质。

进入50年代，基于已有的经验，高殿森的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下，他以惊人的速度出色完成了三本著作的翻译：司各特的《皇家猎宫》(Scott：Woodstock，195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狄更斯的《着魔的人》(Dickens：T船 Haunted Man，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海姆的《高尔兹镇》(Stifan Heym：Goldsborough，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本书共一百万字，而且原文难度很大，涉及到许多详细的背景知识需要查证，而高殿森以每日翻译两三千字的速度在一年半内完成了工作。高速度并未影响译作的质量，他的译文准确精炼，既“保持了原有的风味”又未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尤其是《皇家猎宫》的译文为后人研究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的使用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60年代中，由于“文革”的干扰，高殿森只完成了一部译作：萨克雷的《势利小人))(Thackeray：The Book of Snobs，1964年，世界文学杂志)；但与此同时，他潜心钻研翻译理论，总结三十年来的翻译经验，并将心得写成一篇论英汉翻译的文章。文中很多观点为后来的年轻翻译工作者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70年代标志着高殿森在翻译方面的最高成就。他与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合译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演化》(即严复的《天演论》)，又校改了别人译的《戴高乐传》(部分校改，1978年，商务印书馆)、《罗伊回忆录》(部分校改，1978年，商务印书馆)、《多米尼加共和国史》(197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大量的《联合国文件》(校改约一百万字，商务印书馆)等。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这些作品在“译事三难：信、达、雅”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此时，高殿森早已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闻名于翻译界，他在汉译英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普遍称赞。

其实，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高殿森还作了许多汉译英的工作。主要有：《天津工人运动史料》(合译，1950年，天津总工会)、《中国民歌选译》(合译，1960 年，商务印书馆)、《沙石峪》(合译，1975年，外文出版社)、《白求恩画报》(合译，1974年，外文出版社)、《天津》(画刊，1952年，天津出版社)、《青春之歌》(合译，1959年，外文出版社)。据不完全统计，高殿森共发表译作18本，其中英译汉7本，汉译英5本，合译2本，校译4本。这些译作生动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帮助世界了解了中国，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六暮年的杏坛-“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人人自危。此时，高殿森已到了退休年龄，告别了工作岗位，正好躲过一劫。

1976年，文革结束，春风化雨，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得以再版重印，其中也包括高殿森早年的一些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

走入80年代，年近八旬的高殿森对翻译事业的热情却一如既往。他与别人合作翻译了《Charles Dickens的Barnaby Rudge》。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对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实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但高老常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来鼓励自己，他曾写到：“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勤勉从事，为我国的翻译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高殿森教授是一名优秀译员，也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好教师。在繁忙的翻译工作之余，他常常与学生们促膝谈心，帮助年轻人解决工作上和学习上的困难。他鼓励年轻译员同时提高中文与外文两种语言的水平，而且要多多实践练习。他常说：“举凡从事翻译的人，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对英汉两种文字得有个较高的造诣，可是只具备了这个条件而没有大量的有意识的实践也产生不了好译品。”对于学生们的习作，他总会抽时间认真批改，提出建议并且指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高殿森在翻译界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依然保持着谦虚严谨的作风。他常用自居易的“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来形容自己，也以此教育后人。他告诫年轻人切勿骄傲自大，只有艰苦不懈的努力，虚怀若谷的态度和勇于改正自己缺点、肯于学习他人长处的魄力，才是做好翻译的根本。

在南开大学外文系英专1965届及各届校友纪念网站上，有崔永禄写的《师忆 ——高殿森先生》一文：

"也许大学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高殿森先生了。高先生教我们高年级翻译课。还未上课就听到高年级同学对高先生的称赞。高先生因听力已失，同学有问题就写条子递上去，他按条子回答问题。他批改作业相当认真一丝不苟，连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看着他用已经颤抖的手写出的一笔一划的批改，同学们都感动至深。他讲课也极为详细，举一反三，对一个个翻译难点，往往是提供几种不同的译法，并详加比较分析，以他深湛的知识指导我们的学业。以后我的翻译，深感受他教导的影响。他还经常邀同学到他家里个别辅导。他对每个同学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针对问题一一分析，并指明方向，还教给治学方法。对照翻译学习外语的方法就是他教给我们的。他的每一次辅导都使同学们念念不忘。毕业后许多同学去看他，业务上遇到问题也常去登门请教，他一如既往，循循善诱。

1985年我从联合国回来探亲，前去看望他。那时他由于健康原因已经很少出门。房门旁的按纽连着写字台上的一盏灯。看到灯亮，知道有客人来了。他开门见是我，非常高兴。我带去一些礼物。他说，“见到你们，看到你们出了成绩，就比什么都好。”他拉住我的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欣慰，这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的酬答。高殿森在教学岗位上毕生辛勤耕耘，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默默无闻，甘作人梯，别无所求，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教的学生能有所作为。

1997年，高殿森在天津病逝，享年90岁。一代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悄然陨落，告别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