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联盟期间叱吒风云的人物，作为一个许多新华社国际部记者入社时的大神级的人物，义高潮於上周五，2021年5月28日，走了！他走得太过安静了。我想把我记得的那些片断写下来，也是一种感恩和悼念吧。

老义走的这些天，原来在坦桑的那些久失联系的朋友们突然复联了。

他们和和老义交往不深，确是因为老义的病故，唤起了那一段时光的记忆，辗转联系上了彼此，我们在回国后第一次建了群，将近二十年前的回忆瞬间灌满了这个群。

我和义高潮夫妻二人差不多是前后脚到任的，那一周的交接期，分社非常热闹，因为前任首席，前任记者，前任经理和现任首席，现任记者都在。交接期到了之后，偌大的一个院子，两幢别墅，三台车，四个冰箱，七八间房，就剩下老义夫妻和我了。

前任首席（我居然想不起准确的名字了）走之前拖着我跑了三趟警察局，在关着小偷的房间外面等了很久，堵到了警察局长，他们俩拥抱起来，先是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然后一把把我推上去拍了一张合影，拿到了盖了章的一张纸。

他说，去门口买个驾驶证的壳把这张纸放车里，合影塑封一下就放在挡风玻璃上，你就畅行无阻啦！他说，老义业务能力很强，不，是超强，没有你，他一个人就可以把坦桑业务撑起来，所以你必须要独立，要独立首先要自己能开车出门买菜和采访，要开车出门要先有驾照，有驾照就得找局长，不然两个月你也拿不到。

新华社的人只要提到老义，第一句话一定是，他业务能力太强了。驻外之前在北京轮转了半年，也有很多不是传说的传说，比如说他入社以后先是在体育部，每一届奥运会他都参加报道，他一个人可以发六百篇稿子（或是三千篇？总之是大得吓人），要抵十几个记者的稿量，还有他一个人可以先发英文后发中文后发图片再发内参再发特写……每当有不同的人向我提到老义超群的业务能力的时候，我想我越来越能领会大家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意思，坦桑这个小分社真的委屈义高潮了，就这点报道量还需要再配个记者吗？

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也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成为分社不多余的一份子。在我看来，这里风平浪静，天很蓝，海也很蓝，街道很安静，唯一的声音是入夜以后改装跑车的发动机巨响还有清早穆斯林做礼拜的歌声，没有政变，没有动乱，没有游行，我发现不了什么可以做的工作，想不到什么可以进行的报道。

在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线上我对驻外记者有很多畅想，甚至在飞机上和转机的机场快把自己名片都发光了，但凡和我说过几句话的，我都发了名片，导致的结果是我刚到分社的第三天，就有一个当地黑人敲大铁门找我。

前任记者石鹏还没有走，他一边炒菜一边狠狠的批评了我，问我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有我的地址和电话，我如实交待了我在迪拜转机时分发过名片的事实，我说这个人说他在当地有office。

“Office! 他们在渔市有一米的摊位就叫office! ”他生气的说。我一边吃着石鹏做的东北菜一边流泪，知道了我这些都是不安全的行径，同时还知道了东北人每道菜都要勾芡的事实。

为作身经百战的驻外记者，老义大概也能猜到我的一筹莫展。他先订了五份英文报纸，然后出去了一趟，回来就在院子拉了一张球网：早上六点起来先教我打羽毛球，七点钟报纸到了我就花一个小时把报纸看完，找到写稿的线索，上午10点前我需要把写好的英文消息打印出来给他，大约半小时内他就给我密密麻麻的批改好了，我也总算有了能发到编辑部的英文稿。10点以后是一天休闲的开始，有时我们要去三个菜场买菜，买海鲜，买肉，有时去海边吃个冰淇淋，有时去采访，还有的时候去办电费水费暂住证等等琐事，每天排得满满的。

老义有一次看到我开了十多个QQ窗口跟朋友聊天，从国内到东非因为时差关系总有人跟我从早聊到晚，他说不要让网络浪费了你的生命，建议我每天只能确定一个固定时间用QQ。

他又翻看了我写的中文稿，我记得好象是青蒿素的稿件，当时中国的青蒿素发现人还没有拿诺贝尔化学奖，但是非洲已经受益于青蒿素的发现，因为以前的药物已经有抗药性，青蒿素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自己得了疟疾，也都是开车到中国医生开的诊所，吊上青蒿素的点滴就好了。

所以中国企业种植生产青蒿素对于疟疾象感冒一样常见的当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中非合作意义不小，那稿子写了挺长时间，一直没有完成。他看了看稿子说我写稿子的耐力不行，我说什么耐力，他说写稿子是很苦的事情，不会轻松，要学会吃苦，就是不能弄一下子就跑掉不弄了，要强迫自己把稿子写完，写好，写完美。从非洲回国以后，忙忙碌碌，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起来过，今天回想起来，竟然这么清晰。

过了一段时间，非洲总分社编辑部的程志良为了稿子里一个事实打电话给我，不记得我们聊到了什么，可能是我想暗示程志良不需费事对我的稿子过多修改吧，总之我告诉他，我的每篇英文稿都是老义亲自修改的。

他说，不可能吧？老义每天都给你改稿子？每篇稿子都改？

我说是啊，他也不署名，还要给我讲为什么，为什么这里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为什么昨天用这个词但是今天不能用，为什么明天情况变了又要用这个词，我抱怨说我脑细胞都快死光了。

他在电话那头惊呼到，你运气也太好了吧，老义给你改英文稿啊！你一个国内分社来打酱油的，你以后又不靠英文稿吃饭，你是要回浙江分社的，为什么老义要亲自教你这个，也太奢侈了吧，你你你你这样，你把他给你改的稿子全部收好，下次来总分社出差时带给我，给我看看，我要学，我也要学。

我遵命把那些到处乱丢的，画成大花脸的稿子都收得好好的，归置在一个专门的抽屉里，在去总分社的时候作为珍贵的礼物恭敬的孝敬了好学的总社编辑。

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轰炸的时候，义高潮是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派驻南联盟的记者。大使馆被炸的那一年，我们正值大四，在国内，大学生们在雨中上街游行的时候，义高潮从真正的枪林弹雨中发回报道，烈士邵云环、许杏虎的新闻，应是义高潮和其它的记者发回的。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大约一个月前陆续听说，老义2月份的时候觉得不舒服，4月份查出来全身多发性肿瘤，医生很快表示无能为力，从病发到身故，大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原发灶，体内象是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突然全身性的肿瘤，我比较相信南联盟贫铀弹辐射的原因。他不是当时的烈士，不论是不是贫铀弹，我想他一样把自己的毕生都给了新华社和国家。

在总社为驻外做准备实习的时候，国际部的老师喜欢跟我谈义高潮。他身上有故事。

坦桑的那些困难，在战地记者看来都是小菜一碟。当地的自来水不干净，我们用水箱和净水器双重过滤再煮开才敢喝。老义请了黑人来清洗楼顶的水箱，只见黑人三两下把混身衣服脱光，爬上巨大的水箱，扑通跳了进去，裸泳式清洗出几桶泥巴。

我惊呆了。

老义笑笑说不用担心，他买了一堆过滤芯，更换了厨房的滤水器，过滤完的水相当于自来水，他说。他又在我的别墅（真的是我的别墅，上下两层，只我一人）转了一圈，前后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

过了几天，老义去使馆，抱回来一只刚出生的德国黑贝，他说，你的楼离大门近，不安全，你得养条狗。我是多么怕狗啊，但是在非洲安全基本靠狗啊。超市里最便宜的牛杂排，煮起来香很很，骨头少肉多，我说人也没吃这么好啊，我自己吃了吧，老义说，这是给狗吃的，别加盐！

我不敢抱，也不敢碰，把纱门拉开一条缝，把煮好的牛排往阳台一推，就把纱门紧紧关上，隔着纱门看狗狗把牛肉啃完。但是狗狗似乎也知道和我之间没有情感交流，把我这里当成了食堂，每天除了三餐饭来找我，其它时间都呆在老义那里，一分钟也不愿意和我呆在一起。

雨季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醒来，卧室的门边卧着一条细细长长的小东西，还会缓缓游动，是蛇。那时卧室里还没有安装分机，手机和固定电话都在隔壁。我在床上和蛇对视良久，别无选择，床边有一瓶不知道谁留下的必扑，我站在床头，远远的朝蛇一通猛喷，在蛇懵圈的瞬间拉开门跑了出来，狂拍老义的门。老义找了条棍子，看到了那条小蛇，就笑了，说进了屋子的蛇是福气啊，他把蛇挑了起来，那小蛇看样子已经被必扑药晕了。

隔避中资机构的人也过来看了，厨师也来了，七嘴八舌，有的说打死它，有的说炖蛇汤吃，老义不想弄死蛇，走到院子墙根下把棍子一挑，挑到隔壁印度人的院子里了，他说印度人喜欢蛇，给他们养吧。老义把屋子周围看了一圈，觉得蛇是从厨房的门溜进来的，他找来了一些石灰，把屋子四周都堆上了石灰，吩咐我要随时把门关紧。

从那以后我们请过一阵女佣，打扫卫生兼修剪院子里的杂草，雨季的时候只要一周不修剪，草能长到膝盖那么高，成为蛇的藏身之地。那个年轻的姑娘应该找不到工作，临时来打杂的，从头上的缠头布到几乎拖地的鱼尾裙，她每天打扮得象时装秀般来上班，来了以后先花十分钟换装，换上工作服，然后唱着歌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顺便收拾一下卫生。

她把我的每一个防晒霜和护肤品都打开试用，把她的粉底给了我，我涂上去脸是棕色的，她用了我的，涂上去脸象粉刷过。老义对她很不满意，认为她工作不用心，不愿意做除草这种苦活，可能还偷走了一把挺贵的花园剪，后来我从内罗毕出差回来这个姑娘再也不来了，老义将她辞退了。我们开始自己割草，老天爷，那真是一个辛苦活啊，工作不认真的人老义是看不上眼的，想到这里，我在烈日下卖力的割起了草。

菜场里有人卖木瓜苗，老义买了七棵回来，种在院子里，日晒雨淋，我们就再也没有管过。当地人说七个月后可以吃到木瓜，果然七个月一到，木瓜熟了，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数着一个又一个木瓜流着口水，老义指着一个由绿转黄的木瓜说，明天早上这颗可以摘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兴奋的起来，早就被鸟儿吃空了。老义说不能让木瓜在树上熟了，还是要摘下来，找来一张床单，我们在下面支起床单，几个力气大的摇晃木瓜树，迎来了收获的一季。

老义还能治病。分社后来新增了两口人，也是一对夫妻。那个女孩大概因为长途飞行，第二天腿和脸都浮肿了，一按一个坑。老义说这是水土不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喝一点当地的红茶就好。他让那个女生喝下一大杯加了糖的红茶，过了一会连上几次厕所，果然消肿了。我们时常以海鲜代替主食，吃两只大螃蟹作为一顿饭，肠胃会不舒服，老义就让我们吃下烤焦的面包，也是非常灵验。

虽然拿到了驾照，但是老义认为我还不能单独上路，因为左右舵和国内不一样。于是我又去报了一回当地的驾校，从新学习了一遍，等我驾校毕业后，老义坐副驾驶带我上了几次路，接下来就安排他妻子坐我的副驾驶，他说新手上路会慌乱，有一人坐阵比较好，这样一来，我们每次出门，都是老义开着丰田霸道，我开吉普带着他妻子，两辆车三个人。

老义是少年白，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满面红光，他的妻子则看起来很年轻，有时买完菜从超市停车场出来，我的车开在后面，黑人保安知道我们两辆中国人的车是一起来的，会主动打招呼说，YOUR DAD先开走了，我们俩在车里笑成一团

有一次我们在去北方城市阿鲁沙的路上，丰田车的后视镜被一个当地人抢了。那是类似于高速公路的双车道，车速很快，然而当地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迎面而过的时候手指一动就把后视镜抠走了。我们的车象独眼龙一般开了几百公里，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去小偷市场把后视镜买回来，还是去正规门店再配一个。老义给丰田的4S店打了电话，回复我们说后视镜需要从日本订货，时间上肯定很久。

丰田车在东非很流行，小偷们或偷或抢，把零部件拿到市场上，车主们再去买回来，就形成了买卖的市场。有时在车里睡一觉，醒来四个轮胎都被拆了，有时把车停在停车场，回来开上车走着走着感觉到迎面的呼呼的热风吹拂在脸上，原来前挡风玻璃被拿走了，这些都是其它人转述的真事。少了一面后视镜很不安全，当地的中国朋友来围观了我们的丰田车，都建议马上去小偷市场买回来，因为小偷猖獗，丰田的4S店提供一种服务，在每一个能拆的零部件上都会打上车牌号防盗，我们的后视镜上就有我们的车牌号，这样的零部件别人一般不要，所以小偷正在市场等着我们去买呢。

老义是不妥协的性格。他说不能助长小偷的行为，没有买卖就没有小偷市场，他去丰田在当地的总店交涉了很久，要求他们尽快让零部件到货。在此之前，老义就一直开着少了一面后视镜的丰田车。

后视镜配上后不久，有一次我开着这辆车，停在市区的红灯前，一个黑人倚靠在我的后视镜上，以手抚镜，手背托腮，朝我说些什么，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朝他摊摊手，这时绿灯亮了，我下意识的启动了车，就靠这一下启动的力，后视镜又毫不费力的抠掉了，那个黑人拿着后视镜嘴里呼喊着斯瓦希里语，欢快的跑了。我只记得我们再去丰田总店的时候，当时那位经理很无奈地摆手告诉我们：这个车型的后视镜全坦桑尼亚只有两面，一面左镜，一面右镜，上一面左镜前段时间已经卖给你们了。

我一直很想去小偷市场看看，但是两次丢了零部件，也没有去成，老义是一个是非很分明的人，我只觉得去小偷市场买东西很好玩，他认为那是决不能越过的底线，我想如果官方配件永远不来，他会永远开着少了一面后视镜的车上街的。

分社有一根象牙的原牙，那是象牙贸易还没有禁止以前，当地人赠送的。我们常常围着那根牙，猜测价值几何，开玩笑说如何带回国去。此时老义严肃地用象牙贸易的危害教育大家，同时再次发愁如何处理这根本来合法现在不再合法的原牙。

我们的工作里还包括给当地接收新华社稿件的媒体装卫星接收设备。记得老义和小谭从网上下载了长长的说明书，研究安装还有如何维修。我们去安装的时候，因为不好停车，他们在屋顶调试，我被分配在车里看车，即使有几次让我在边上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明白。这些东西老义都很擅长，他教我们使用海事卫星电话，直到学会为止。

我非常不解为什么要使用海事卫星电话，哪有机会用？后来我们在塞伦盖蒂似乎还真的用上了一次。驻外的首席记者动手能力都很强，听说埃塞分社的首席记者想看国内的电视，就自己去当地市场买了一口锅，从网上下载了卫星信号的装置说明，动动手就在埃塞看上国内的电视节目。

我们的两幢房子和一个中资公司的房子共享一个院子，他们的狗也帮我们院子看家护院，我们常常一起做饭，一起出去玩，中资公司驻地有卡拉OK，还有台球桌，炎热的天气不出门，我们经常在那幢房子玩耍。我常去他们厨房拿冰淇淋吃，负责人的门如果半掩着，就高兴的把门一把推开，然后拿了就走。

几个月之后我在任期内调动到了总分社，虽然内罗毕到达累斯并不远，两个国家相邻，东非大草原在坦桑北部叫作塞伦盖蒂，在肯尼亚的部分就叫作了马塞马拉，角马总是在两个国家自由来去，各住半年，但是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坦桑尼亚。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丝毫不留恋坦桑尼亚，因为肯尼亚不一样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感，从豪宅独居进入了一种集体生活，我向他们吹嘘我一个人开两台车，用两个冰箱，厨房从天到地堆满芒果吃不完的寂寞，吹嘘坦桑海边的月亮比肯尼亚的圆，桑给巴尔岛的海豚比蒙巴萨多，石斑鱼太廉价了只能做鱼丸。那以后，和老义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过交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听说他去了高加索，又听说他退休了。

收到老义去世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塞伦盖蒂草原的一路奔袭。老义铺开一张地图，带着我们一路北上，中午开长途吃饱了容易犯困，他绝不吃东西，只由他的妻子在副驾驶喂几粒花生，喝几口水。路过满城蓝花楹盛开的摩西小城，我们在一个叫熊猫的中餐馆吃了饭，看到了月光下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又到了北方大城市阿鲁沙，那里在召开一个关于卢旺达大屠杀后续审判的国际会议，那是此行的报道目的。

阿鲁沙已经在塞伦盖蒂草原边上了，接着我们路过了著名的angroangro火山口，马赛人依然和狮子生活在火山口的谷底，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即使在塞伦盖蒂好象只过了一夜，老义说，我们是来工作的。跑了那么远没有好好看动物，我有些失落，回来的时候老义让我开车，他说这条路开过一次就能自己走了，等家属探亲的时候，你们可以申请休假，自己开车来玩。

在浙江分社实习的时候，经济室主任刘公武老师很是有趣，有一次中饭后他要给我们几个年轻人测字。我们每个人写一个字封起来交给他，刘老师闭上眼睛想半天，然后提笔给每个人写上一张纸条，那里面就是他算的命。

他给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写了一句好话，我记得给我写了“处处遇贵人”，后来我每次看到他就追着问他，谁是贵人，哪个是贵人，贵人在哪里？他笑而不答。现在想来，这样的测字我也会呀，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贵人，不是达官显贵，而是人格和品行之贵，放到任何人身上都解释得通。

对于义高潮，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也是一个内心高贵的人，不能接受一点瑕疵，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会有人觉得他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他的后半段职业生涯中，他独来独往，沉默少语，而我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与他在一个屋檐下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近距离的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灵魂。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人记得了，那才是真正的消失，作为南联盟期间叱吒风云的人物，作为一个许多国际部记者入社时的大神级的人物，他走得太过安静了。我想把我记得的那些片断写下来，也是一种感恩和悼念吧。

林楠社长从杭州来东非公干的时候，最后一晚住在我那里。我们把天都聊亮了。老义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但并不完美，对于身边的人，有时也会有所困扰。林老师我和睡一张床，和我谈了很多对人生的看法。月光照进来，那个晚上每句话我都记得，让我开阔了许多。他们都是刘公武老师说的“贵人”。

新华社有很多这样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也总会有不怎么高贵的人来衬托。从这段话看，我受老义的影响也不浅。

关于2003年到2004年前后在坦桑尼亚，我能记得的关于义高潮的言与行，大约就是这么多了。

达累斯萨拉姆的气候，每天总是大部分时间万里无云，烈日灸烤，强光耀目让人睁不开眼，然而分分钟天色转黑，暴雨如注，此时如果开着车，大家都在车里一动不动，等待几分钟后雨嘎然而止，车流才动。

突然想到，这样的天气也是象极了老义非黑即白，至情至性的性情。

（原作發表於2021年6月3日）

視頻鏈接20210603唐师曾：《义高潮永垂不朽！》：!

https://youtu.be/F174geNe1qo?si=3991_5OrnVG_89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