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就认为应做一个于世有益的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人生意义。这自然只不过是一种简单朴素的想法，相信也是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们心中秉持的为人准则，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与经历，生活中有过一些磨难，但都不是过不去的劫难。荣仙为了和我在一起，所受的磨难比我尤甚。我猜想，她多半不曾和你们几位她所敬重的同窗良友说起她的遭遇。

为了改变她與我戀愛的想法，她家里来人说她母亲病重，要她回去。她心急如焚，立即启程。回家近两个月，再回学校，精神、形貌大不如前。原来她母亲没病，是假托母病讓她回家，借機勸說她與我斷絕戀愛關係。她說这近两个月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

返校了，为了她的前途，为了她的幸福乃至为了她将来子女的前途，认识她的许多好心人都劝说她这个“反动官僚的孝子贤孙、漏网大右派”有什么好，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人连結在一起…...

有一次，她被接走到几个年轻女助教的宿舍，两个晚上，劝说了两个晚上與我大斷絕來往，不得安眠。我问她她们说什么，她只淡然一笑说，还不是那些话。

對從她家里来的人，一直到后来，我从未说一句为自己辩白的话。我说什么好呢呢？说“我不是漏网右派”？在人们眼里，分明是"好花插在牛粪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能说什么？说“我不是不是牛粪，不是癞蛤蟆”？我只能什么都不说。一切由她判断，由她决定。我只有尊重她的决定，不追求，亦不推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她的检验。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面临的将必然是坎坷的人生路，贫穷和世人的白眼会是日常的生活。如果现在存有幻想，必将给未来的生活带来隐患。因此，这一切，在她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都需要她自己想明白。荣仙和我之间，没有山盟海誓，甚至也没有保证。最终，在得到她母亲默许后，我们结婚了。

荣仙的哥哥許榮昌得知她竟然迷途忘还，甚而一意孤行，悍然同荣仙断绝兄妹关系。荣仙出生時父親許明月已經抗日陣亡。荣仙只有此胞兄一人， 別無其他兄弟姐妹。她哥哥为了让她上大学，自己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去中学任教，以维持家庭生活。而为这桩婚事断绝关系达八年之久。

1973年，得知母亲病重，荣仙携次子潘逸省亲接她母亲来津就医。她都没敢回家，而去她舅舅家，让人捎话给她母亲来舅舅家见面。（这是荣仙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的）。这期间荣仙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心灵伤痛，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荣仙的母亲蘇鸞，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非常勤快、慈祥，同时又隐然有刚毅与坚韧性格。我随孩子叫她“姥姥”。之前她来帮照看孩子，大约是1970-1971年间，这次来，老人身体已很瘦弱，面色蜡黄，一只手臂不能伸直，并有地方腫脹。荣仙增订两瓶牛奶让她喝，多晒太阳，如此将息营养三个月，老人家居然大有起色，面颊显得有些红润，精神也好多了。于是去总医院检查求诊。经切片化验，确定是癌症，且已扩散。自然只能按医生要求进行化疗治疗。事后荣仙和我都深感我们举措失当。从结果上看，治疗不如不治，化疗后食欲大减，痛苦不堪，实际上使患者加速死亡以及增加死亡前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治疗，也就是不化疗，在家休息、营养，服用中药，或许存活时间更长，也没有那么痛苦。

但是真行得通吗？“不给老人治病，”这话一传开，没有人能够接受，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就那样，荣仙也无法承受乡亲们不理解的诸多议论与责难。我们只有尽量想办法增加营养，请求医生给注射杜冷丁，减轻老人家的痛苦。但已绝无可能改变肺癌患者的最终结局。最后那几天是恐怖的。荣仙的哥哥来了，服侍弥留的母亲走完一生最后路程。

姥姥临终时對榮仙的哥哥说：“老荣啊，你要是对子立和小仙不好，我就死了也不饶你。”

经过两次两年左右晨夕相处，尤其养病治病期间的亲知亲见，姥姥对我的为人，我的方方面面自有判断，从根本上化解了荣仙兄妹之间长达八年的的失和。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我对荣仙的哥哥之前的态度、看法以及极端做法，在心里不存任何怨恨。

在那年代，如果不是经由直接接触的感受而作出明智的判断，谁会相信一个这种出身且受过处分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多少满怀正义怒火的年轻人恨不得抓住这种人狠揍一顿再踏上四只脚。在全国被蛊惑得癫狂、疯狂的日子里，一位乡村教师不受影响，怎么可能呢？这是时代使然，非底层人之过，是领导者之过，执政党之过。我不怪罪他，正如不怪罪当年激烈批判我力主给我处分的左派同学一樣。

后来，荣仙的哥哥肝硬化转为肝癌，不幸去世。在他生前几年，因为他孩子多，三女一男，经济负担重，乡村小学不理想，希望荣仙能设法让一个孩子在天大附小读书。荣仙遂把最小的那个女孩許文娟接来住在我家，并在天大附小上学。小学毕业后，因为不是本地户口，无法在天大附中读书，只好回去。荣仙的哥哥病逝后又過了幾年，文娟再次來天津找我們，要在天津謀出路，就一直住在我們把家。我们稱呼她小三，因她在四姐弟中排行第三。 她和榮仙情同母女，榮仙患病，她護理照顧，也很盡心。小三在外面做些小生意，后来认识一出租车司机，文娟就與這位司機结婚了，她也有了天津户口，现在她的孩子都快上高中了。

我一直没去过荣仙的老家，在她母亲和爷爷健在的时候没去过，后来也没去过。按照中国，尤其北方的习俗，姑爷没去拜仿岳父母家，是很不应该的。荣仙从未说起此事，我也从未提起。也许荣仙早先担心我若去村里会对我不利吧。

1970年（？时间記不准确了），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整团，合格者恢复团籍并进行宣誓。全系只有一人未能如期恢复团籍。这个惟一的不合格者不是别人，就是许荣仙。我倒是合格者。真是笑话！

会后，我责问党支部书记：“许荣仙犯了什么错误不能恢复团籍？是不是因为她和我结婚是个严重错误？如果这样，要她如何改正错误？是不是要她和我离婚才行？这是党的政策吗？你们对我有看法，针对我好了，为什么我没事，她遭殃？”支书许久说不出话，末了说道，这是工宣队决定的。

1983年春，我被诬告为文革中的打人凶手。校党委把我叫到党委组织部接受审查。那就审查吧。审查了一年多，没有结论。这一年我经历的相互矛盾的事不止一件：我晋升为副教授，之后突然成为“打人凶手”嫌疑人被审查，不久又宣布我作为外语系学术带头人、学科组成员，审查仍在进行，我每月至少一次到组织部面谈。

一次，又到了该去组织部的日子，我问荣仙，为什么准备那么多菜，谁要来吗？她笑着答道：哪有谁要来，你不是要去挨整吗？这是为你回来犒劳你。我说，组织部的人现在和气多了，他们大概知道上当了，想法子脱扣呢。

我谈完话还继续做翻译，没事儿。到秋天宣布任命我担任日德俄教研室主任，不提审查的事。审查没有结论，我拒绝这一任命。我們這個小语种教研室半年多只有副主任。一天，王老头来看我，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生，英语系的，和北大也算是有渊源的，老党员了。他说，审查的事这样就算是个结果了。不会在什么会上在宣布什么了。你想，多少开国将军，甚至元帅。被整死了，开会念一篇悼文，也就完了。现在有这任命，说明你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堂堂正正去当这个主任，那些诬告者也就只能认栽。不要再跟党委要审查结论了。不会有的。老王的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就照此办理。

2007年11月一天深夜，荣仙身体很不好，非常难受，他不让我打电话叫120，越来越不好受，说她快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打起精神说：“我现在不能死，深更半夜，我死了，你孤零零一个人守着个死人，该怎么办?我现在不能死。”就这样，忍受着痛苦，她还替我担心那么多。这天夜晚的情景一直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都到那个时候了，她心里还牵挂着别人

荣仙去世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不再知道怎么笑，没笑过。

高東山和荣仙的其他同学們在東山辦的网站上设灵堂追悼她，令人感动。那时我心里十分难过，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跟了我，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反倒是跟着受了不少苦。我心里难受，无心作文，只写了四句话：“斯人远逝 音容宛在 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我感到对不起她，42年了，没有为她写过一首诗。她在不同场景的不同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脑海，清晰如昨。太熟悉的人，反而难以写什么。

【編後寫給子力】：老潘，我流着眼泪读完了你对爱妻荣仙的回忆。你对荣仙的挚爱，荣仙对你的倾心痴情无微不至，姥姥的善良正直，这一切都是人间的榜样！这是崇高的人性之光！孩子们应该知道这些，对他们成长有好处，这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老潘，感谢你告诉你的家事。既感到震撼又感到顺理成章。许荣仙是革命烈士子弟，是我们班出身最红最好的！但她从不张扬，在任何场合都非常低调，而且与所有女同学关系都非常好，包括與我们班家庭成份較高的女同學關係都很好。她与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天津著名醫生的女兒、我們同班同學朱柏桐是终身挚友，她与柏桐的合影在我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十几张。可以說我們六五屆英專全班同学都喜欢她。因此我感到榮仙不顾极左环境的压迫，坚信自己的选择，决定与你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

榮仙母亲赞成她的选择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革命者、有正义感的人，追求的是真理和正义，看人不以自己不能选择的家庭出身为标准，荣仙认为你人好，她母親就支持女儿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高层领导人不少都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军阀出身，至少也是所謂“當地富庶大戶”或“書香門第”。如果没有这样的富裕家庭背景，這些早期革命領導人如何知道“十月革命”，怎能出國到日本美国法國德国留学！？因此他们在处理身边的具体问题时从不以家庭出身衡量一个人或作为人事管理的标准。如贺龙元帅力排众议把大官僚“賣國賊”家庭出身的曹其玮（南開外文係曹其缜老师的妹妹）留在国家排球队！

據我所知，很多人对“家庭出身”、“阶级成份”这些提法始终耿耿于怀。如上所述，中共高层领导人地主官僚资本家等出身的不在少數。我这次回国旅游再次去了韶山。毛主席家雇佣短工，父亲还贩卖粮食，有余粮救济同村穷人，若評成份可能是富農。我也参观了刘少奇主席旧居，其规模和内部装饰比韶山要大得多！如果评成分可能是地主。我也想過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后才划分阶级和重视家庭出身，而在解放前在與敵人浴血奋戰时从没有因为家庭出身而排斥某人？我猜想原因，第一是受蘇聯影響，蘇聯就特別重視重用“工人階級”出身的幹部，如赫魯曉夫之類。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的選拔在共產國際的幹預下也照此辦理。1928年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上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其結果是，他1931年6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立即叛變，兩天後就被槍決了。第二個原因，我猜想这是為了巩固和牢牢掌握刚刚取得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但其策弊病叢生，尤其在一些極左思想影響較深的地方和單位，后患无穷，损失惨重！ 改革開發後，徹底扭轉了這種政策，開創了人人平等，每個人都能心情舒暢地學習和工作的新局面。

老潘，还是那句话，愿意与你聊天，至于对错不太关心。

期待你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