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识渊博的老教授

北大校友潘子立 2023年3月7日

离开北大六十多年了，始终忘不了几位老先生的音容笑貌。这里记叙的只是他们多彩人生的一鳞片爪，然由此亦可窥见老先生们渊博学识之一斑，感受到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田德望先生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1955.9-1960.9），田德望先生是西语系德语专业教研室主任。田先生常着西服，衣饰洁净，神态温文尔雅，讲课语气平和。他给我们上翻译课，没有发教材，也不讲什么翻译理论。他从文学名著原文摘选出适于做教材的句子，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即时试译，待三四位同学说出自己的译句，田先生便加以点评，然后说出他的译法。对生僻词语与复杂长句的精辟解析每每使同学们获益良多，留下深刻印象。两学期每周两课时，总共该讲了多少句子啊，可惜统统忘记了，只有下面这个句子几十年来仍不时浮现在脑海：

Er ruft durch die hohlen Hände in die Ferne. durch die hohlen Hände，按字面的解释是“通过空的手/空手”，什么意思？怎么翻译？没有一个同学能说得明白。于是，田先生双手围成喇叭形放在嘴唇边，说道：“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这么呼喊。应该如何翻译呢？”大家又热烈讨论起来
。最后田先生说出令人信服的译法。

田先生的翻译课使我明白了：文学翻译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方法是直译。直译不是逐字逐句的对应翻译，而是在读懂原文，真正弄明白原文讲的是什么的基础上，用合乎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表述出来。如果原文的意思都没看明白，那就什么都谈不上，遑论准确、传神的翻译。由此可知，重要的是德语和中文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这是根本的着力点。这个句子译成汉语，从字面上看
，似乎与原文不合，但仍然是直译，不属于意译。

田先生的翻译课不讲翻译理论，我以为无可厚非。也曾看到有的评析译作的文章，引述某些欧美时新翻译理论作为参照，来臧否评论对象。我以为这种做法很不好，应予否定、摒弃。试问：那几位欧美翻译理论家懂汉语吗？他们是否翻译过中国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立论往往只适用于由一种欧洲语言译成另一种欧洲语言，而不能用来指导汉语与欧洲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理论之可贵，在于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了解和研究外国的翻译理论是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但若一味推崇不可能指导国人翻译实践的欧美翻译理论，就不可取了。

1958年前后，田先生翻译的瑞士著名德语作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中篇小说选《乡村中的柔密欧与朱丽叶》和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先后问世，据说冯至先生说起田先生的译著，称之为难得的佳译，盛赞不已。田德望先生留学德国期间与季羡林先生同在一个城市，且两人住处相距不远，时相过从（见季羡林著《阅世心语》）。忘了是哪一年，我国一高级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意大利，田先生担任特邀翻译。我们这才知道原来田先生还精通意大利语，并且达到罕有人及的高度。

我读过《乡村中的柔密欧与朱丽叶》这个译本，也对照原文阅读了几页。后来这本书找不到了，感到很惋惜，因为由此便失去了从田先生的译文吸取教益的机会。对我来说，对照原文阅读名家译著，是学习翻译的一个重要途径。我阅读前辈翻译家（郭沫若、冯至、田德望、钱春绮等）和同辈名家（张玉书
、胡其鼎、杨武能等）的译作，并从中选取若干片段与原文对照，获益匪浅。

2005年同班同学相聚北京，纪念北大入学50周年。有同学说起田先生近年倾力从意大利原文翻译但丁的《神曲》。这是一部比歌德的《浮士德》还深奥难懂的巨著。田先生晚年不辞辛劳把它翻译出来，实在是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大事、好事。

田先生晚年生活拮据，同学聚会，有人提议为田先生募捐，后无果。

杨业治先生

杨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德国，27岁上便被聘任为教授，曾在清华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我们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杨先生一直是我们班德语精读课的主要老师。二年级和三年级那两年给我们上精读课的还有一位来自民主德国（东德）的老师——与其应邀在北大历史系讲学的夫君一起来华的Frau Loch。Frau Loch来华前是东德的中学老师，她的课时少些。

我们三年级以后的德语教材，都是杨先生选自文学名著的油印讲义，分量很大，每周都是密密麻麻的30页上下。那时，在我们学生眼里，杨先生真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冬天，他走进教室，脱下毛皮短大衣，身上是一件颇有点厚度的丝绵袄，里面还穿着毛衣。杨先生说话声音不大，似乎“中气不足
”，活脱是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当时杨先生恐怕也就刚过不惑之年不久吧，上下楼梯，便往往有女同学搀扶，以防跌倒。课堂上讲课，杨先生说德语，语速较慢，用词讲究，简洁，发音清晰。

杨先生吸烟，课间休息时，总要抽上一支。如果我恰好在他近旁，他就说道：Herr Pan, möchten Sie auch eine Zigarrete rauchen? Ja, gerne.（潘先生，你也想要抽一支吗？是的，很乐意，）我答道，他便抽出一支中华烟递给我。他是依循德国大学的风习，与学生彼此互称“先生”。

一次， 有个句子我不太明白，课间休息时就教于杨先生：Herr Yang，Können Sie mir dies und das näher erklären? Vielleicht kann ich. 杨先生话说的比平常更慢。我从拖长的语调感觉先生似乎有点不悦。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向人请教，说“Können Sie mir……？”（“您能不能……”）颇有不尊重对方的嫌疑，因为“Können Sie ……näher erklären?”有“Sind Sie im
stande/fähig, ...zu...”（有无能力……）的意思。可是那时候，我，一个三年级学生，并不晓得有此含义。也许杨先生以为我知道，实在是误会。及至我明白当时杨先生何以不悦，已经事过多年，无从解释了。

我一直是我们班的班长，时常登门拜访授课的几位先生，反映同学们学习上的问题、意见和和要求。杨先生总是在客厅接待我，让我抽烟、喝茶。“长者赐，不敢辞”， 我都一一领受，杨先生亦不见怪。杨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陈设十分简朴，茶几、沙发、餐桌，全都很有些年头了。客厅里没有书架，但有
一架钢琴。杨先生终生好学不倦，读书和欣赏欧洲古典音乐成为他的两大爱好。读书对于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乐趣。杨先生在给我们授课的那几年，没听说过他发表了什么新著作或论文（也许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孔夫子“述而不著”，杨先生好读书却似乎不甚看重著述。据闻杨先生翻译、出版了陶
渊明的诗（译成德语），那是何等功力啊，惜无缘拜读。

杨先生有时也来听Frau Loch 或Herr Zeissberger（中文名：蔡思克）给我们讲课。Herr Zeissberger是奥地利人，他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家里一整个大书架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他给我们讲过古日耳曼史。德语是Frau Loch 的母语，也是Herr Zeissberger的母语。杨先生来听课，总是坐在后排，有时坐在同学旁边，不时在纸上写点什么。原来他是在摘记这两位老师讲课
中精彩的或他觉得值得记忆的语句。同学们见杨先生如此谦虚好学，对他愈加敬仰。

1983年，我申报晋升副教授。领导派冯郁华同志（系办公室工作人员）携拙译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赴京请杨业治先生做专家鉴定。后来冯郁华说起这次出差，一叠连声地说道：杨教授人真好，待人非常亲切，听我说学校急等着这份鉴定意见，杨教授说他会连夜赶写出来，让我第二天上午去取。

教过我们的几位教授的近况是保持联系的北大同窗之间交流的话题之一，因此，我对杨先生晚年情况略知一二：老先生后来常打兵乓球，作为健身活动；学校有意让杨先生带（德语/德语文学）博士生，老先生表示：如果要他带博士生，他想收专攻希腊语的博士生。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杨先生还精通希腊语。

杨先生为人谦和，与世无争，好读书而不存功利之心，辞世时享年九十二岁。对杨先生这一代人而言，是并不多见的高寿。杨先生的心性、为人，似乎颇合白居易“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这两句诗的意蕴。

冯至先生

当年北大的系主任大多是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如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西语系系主任冯至、东语系系主任季羡林、俄语系系主任曹靖华等。他们无一不是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大师级的权威。鲁迅先生曾称许冯至先生为优秀诗人，他在德国文学领域，无论对经典作家如诗人歌德、海涅研究还是经典名著翻译，均有超一流成就，他是国内德语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与旗帜，中国日耳曼学者中的不少佼佼者出自他的门下。得知冯先生将亲自为我们讲授德国文学史，同学们都很兴奋，翘首期盼。

冯先生一走进教室，所有人便都安静下来，不约而同地向他投去敬仰的目光。冯先生面容平静，神态从容而不失威严。他讲课的时候，课堂气氛不像杨先生上课时那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课间休息时没有人在教室里抽烟。冯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课从古日耳曼民族流传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开讲，大体按时间顺序往下走，一周两节课。也要求我们阅读若干配合讲授内容的相关作品。每次上课，冯先生总是首先就前一周讲授的内容指名提问两个同学，被提问者起立回答。如果迟迟不能回答，或答得不对，冯先生的目光便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注视着他，问道：“Haben Sie nicht wiederholt?”（您没有复习吗？）

后来知道，冯先生那几年正在主编《德国文学史》，他这门课的内容主要就取材于这部行将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听知名教授讲课和自己阅读，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收获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就冯先生这门课而言，我感到其差异至少有以下两点：

— —冯先生讲课言简意赅，往往三言两语便点破一个作家的主要倾向、特色，一部作品之所以流传百年的基本要素或一首诗的亮点、美点，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诗人评论另一作家、诗人的作品，自有其独特的眼光、视角与深度，不是没有创作实践的一般评论者所能比拟的。若自己凭藉阅读、思考，要领会这一类要义、奥秘，并不容易，至少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与精力。这一点，在冯先生评论中世纪骑士情诗，评说Eichendorff的小说Aus dem Leben einesTaugenichts（德国著名诗人艾兴多夫的名著，小说《一个无用人的一生》，又译《废物小传》，拙译80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发行的《外国文学季刊》）时，我的感受尤其深切；

——名家讲课，有时即兴发挥，或于不经意间“泄漏”出某些看法，这一类只言片语，在研讨会或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却很有可能是说话人的真知灼见，由衷之言。冯先生课堂上的若干“即兴”片言只语，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例如：

*学习德语，如果不读歌德，学习德国文学，如果不读《浮士德》，犹如入宝山而空返，太可惜了。

*林琴南翻译欧美小说，名噪一时，他自己不懂外语，靠别人转述，删节很多，翻译不应该是这样的。

*郭沫若把《浮士德》译成那个样子！

像这样不留情面地评论郭译《浮士德》，在当年是绝对不能公诸于众的。（前年我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说多年前有人给郭老写信，指出郭译《浮士德》有若干误译，郭老表示，如果不是恶意攻击，他会认真考虑的（大意如此）。显然，对郭译发表负面评论，弄得不好，是有可能被视为“恶意攻击”的。）

【说到这里，顺便多说几句关于郭沫若的翻译。郭老翻译德语文学名著，引发的评议，毁誉参半，并且都不乏极端见解。平心而论，郭老译诗，有出色的妙译，也有误译或其他不足。总体而言，尤其
如果考虑到他的译著大多是在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年代完成的，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像他这样“开先河”的前辈，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和景仰的其实很多，很多。下面试就郭译之佳译与误译各举一例：

郭译例诗一

郭译例诗二《归乡集》第十四首Aus Heimkehr von Heinrich Heine

郭译例诗一信实（忠实于原文）没有问题，赵鑫珊激赏Sterben, ach sterben/Soll ich allein. 句译为：“死时候，啊，死时候/ 我只合独葬荒丘！”称为再创造，比原诗更美。可为译诗范例。

郭译例诗二译文很美，确实是美的诗，但存在误译，也有语病。德语hinund wieder是“有时，偶尔”的意思，译为“来而往”是不对的，是“望文生义”造成的。“而我跪在膝之上”汉语就不通。如果“跪在膝之上”不算错，“坐着”也可以说成“坐在屁股上”了。郭老这样的大才子、文豪也写出这样的句子，令人大感意外。

虽有这两处误译与语病，这首诗译的确实很美，我所指的误译、语病，不过瑕疵而已。啰嗦得够多了，打住。】

冯先生这门课没讲完就停了，不知是何缘故，实在可惜。

1978年初秋的一天，北大同窗王熙敬、女同学黄文华和我相约一起去看望冯至先生。冯先生文革中受冲击，挨批斗。解放了，最近回来，赋闲在家。晚上7点左右，我们敲开冯先生家的门（那个年代无法预约）。冯先生面露喜色，把我们让进客厅，看样子老人家心情不错，他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老先生的记忆力真好。王熙敬毕业后和另一同学（潘海峰）一起分配到外交部，很快又回到北大，进入外交部委托北大办的“高级翻译班”，继续深造三年。（顺便说两句题外话：王熙敬和潘海峰是我们班上在北大学习时间最长的两位同学。之后，他们毕生从事德语国家的外交工作。王熙敬退休前的职位是驻德国、奥地利使馆首席政治参赞，实为中国驻德奥使馆第二把手；潘海峰退休前的职位是驻汉堡总领事馆总领事。）

多年没见到冯先生，我们三人各自简略说一下自己这些年的情况，便一起随意交谈起来。那天晚上，只觉得冯先生有长者之风，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往日课堂上感到的威严。没有预先设定什么话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真是毫不拘谨。我说起上高中时读冯先生的散文《旅欧游记》的印象，又随口接着说：

“读冯先生的文章，当时想象诗人冯至的形象，应该是身材颀长，高高的，瘦瘦的样子。到了北大，才知道想错了。”大家都笑了。

“怎么会有这想法呢？”冯先生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想”。是啊，也许只有天真烂漫的学童才会有这么幼稚的想法，而我居然还当着冯先生的面讲出来，过后想想，实在可笑。

我们都知道冯先生文革中多次遭受屈辱的，甚至残酷的批斗，但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这次倒是个机会，便向冯先生提出来，请他为我们解开心中的疑团。冯先生淡然说道：“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再就是关于杜甫的那个发言。”

当年在教育界，但凡大小是个领导，不管职位高低，都难逃“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这个罪名。至于“关于杜甫的那个发言”，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杜甫为世界文化名人之后，我国在人大会堂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盛大集会，由冯至先生作大会主题报告这件事。谁能料到，没过多久，此事竟然成为报告人的一大罪状。

在轻松惬意的叙谈中，时间过得很快，直至冯先生的女儿从另一房间出来和冯先生低声说几句话，我们这才知道冯先生的女儿在南方工作，翌日一大早就将启程返回工作岗位。冯先生父女阔别多年，好不容易合家团聚又将离别的前夜，我们搅扰了他将近三个小时，实在很不应该，心中暗暗自责。冯先生一整个晚上陪我们说话，始终神情安详，亲切和蔼，这份涵养，既令人感动，又令人钦佩。

冯先生是西方文学专家，尤其是德国文学专家，又是公认的“杜甫专家”， 他对《儒林外史》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与精辟分析（参阅冯至著《诗与遗产》作家出版社 1963年 第18-30页），确是一位无可置疑的 “学贯中西，著作等身” 的超一流学者。

冯先生对《浮士德》推崇备至，却始终未曾着手翻译《浮士德》；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Novalis（诺瓦利斯）是冯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博士论文的论述对象，但冯先生后来在讲课和著述中似乎有意不提Novalis，这两点都令人不解。之所以然，会不会有牵扯到某些利害得失的考量？

另外，冯先生对艾青及其诗作的评论，言辞犀利尖刻，有失厚道，在事过二十多年之后重读冯文，此种感觉尤其强烈，与季羡林先生对某些文化人、作家（比如胡适）的回忆与评论之公允、厚道，相去甚远。五十年代中期，冯先生积极要求进步，渴望进入先锋队行列。成为党内专家之前与之后，或许也曾
有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奉命作文”的时候。果真如此，后来者也便无从分辨哪些是作者的真实看法，哪些是违心之言。或许这是当年某些社会名流情非得已的境遇吧？

潘子立
2023/3/4-7初稿
2023/3/7-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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