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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二章--

(二) 开放自由的燕园

——我的大学生活片段

作者 北大校友潘子立 2023年3月19日

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设英法德三个专业,55级新生90名,每个专业30名。系里召开新生大会,布置分专业工作,要求新生填报专业志愿,然后系领导根据填报情况做必要调整。

当天晚上,系学生会举办晚会,由英法德专业高年级同学扼要介绍本专业情况,之后演出文娱节目——演唱外语歌曲、朗诵外语诗歌之类,让新同学对各专业增加感性认识,晚会也是扩大专业影响力争取新生的有利时机。

我报考北大西语系,就为了学法语,研究法国文学。但是,晚会上的节目动摇了我的决心。男女声合唱《罗累莱》和诗朗诵——海涅的《我是剑,我是火焰》,这两个德语节目深深打动了我,当时的感受真是难以形容。《罗累莱》诗美,曲美,演唱者歌喉美,形象也美。在集美时,我读过一本薄薄的海涅译诗选,都是些缠绵的抒情短诗。听了朗诵者以高亢而清亮的音调朗诵充满战斗激情的《我是剑,我是火焰》,十分震撼。

而法语节目给我的印象就没这么美好。一位其貌不扬的女生朗诵雨果的诗,令人感觉平淡,并且,朗诵者好像感冒了,鼻子有点堵塞似的(后来知道以优美动听闻名的法语语音就是这样的,因为鼻音多),她的嗓音完全不能用“悦耳动听”来形容。和想象中的差太远了。

选哪个专业好呢?坚持原议,不改初衷,还是重新考虑?英语不是选项。在集美上英语课,老师从进教室到出教室,满口英语,讲语法也用英语讲。班上有些侨生(指海外华侨,主要是南洋华侨在国内求学的子女)英语很好,能和老师对答如流,有的还阅读英文本莎士比亚戏剧。我的英语在班上属于差劲的,无论如何努力,顶多也只能勉强达到中不溜丢的水平。新生选英语的,大多有深厚的英语语言文学根底,我若选英语,不明摆着去给人家垫底吗?

学一种外语,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我相信自己未必起步不如人,学业不如人。因此,或选法语,或选德语,二者必居其一。那天夜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最后决定选择德语专业。

一些非本质因素影响对重要问题的决定,似乎难以想象,然而生活里这样的事情却会真实地发生,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生活中。谁想得到一个学生晚会的节目,居然会对一个人的专业选择发生决定性影响,由于选择不同的专业,不言而喻也顺带影响了其人生轨迹的走向。但我不后悔。德语陪伴我在崎岖的人生旅途度过漫长的岁月。我喜爱德语。

德语文学的丰富与深刻,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深邃哲理,高尚优美的人性光辉,打开了我的眼界,提升了审美力意识的尺度,也滋润了我的心灵,令我获益良多。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天津大学教德语,教学之余,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工作,至今整整60年(自1963年发表译文《欧洲歌剧发展史》和出版威尔第歌剧脚本《阿依达》算起)。在教学与文学翻译这两个领域,我都竭尽所能,力
求做到最好。学生喜欢听我讲课,我的译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教学和翻译,我的生活充实。作为一个卑微地生存在动荡的盛世的小百姓,我能有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我感到满足,也符合我心目中人生意义的定义。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有德语课和公共基础课。当然,主要是德语课。55级德语专业学生31人,分成两个小班,分别由Frau Zhao (赵林克娣教授)和 FrauTan(谭玛丽)任教,开头几周有中国老师协助沟通。赵林克娣教授精通6种语言,对德语文学、音乐、哲学都有相当深造诣。她在天津,在清华、北大执教数十年,受过她教诲和帮助的几代中国人,对她的学识、智慧与爱心铭记于心
,在她去世后合作出版《赵林克娣教授纪念集》,满怀深情与崇敬地称她为“平凡而伟大的老师”。读了这本《纪念集》,我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德国,Frau Zhao因为营救反法西斯战士,不幸遭纳粹逮捕,被投入集中营,被营救出来后,旋即同丈夫(赵教授)一起到中国来。关于Frau Zhao,《纪念集》介绍甚详,这里就不多说了。

德语课语音阶段6周,每周16学时。学习发元音,必须先深呼吸,然后发声。每个音,口型,开口度,舌位,都要求准确,到位,不厌其烦地纠正,非常严格。这6星期语音学习阶段,又累又枯燥。老师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这是基础,非常重要的基础。小树苗长歪了,要板正过来很费事。”

1956年夏天放暑假前,Frau Zhao发给同学们暑期阅读资料,人手一份油印的Immensee von Theodor Storm。(施托姆的著名小说《茵梦湖》)才学一年德语,语法还没有学完,就要读不加删节的原文小说,并且没有注释,是够难的。查生词,看语法书,思索书中长句语法关系,理顺脉络,很辛苦。那个暑假我读完了Immensee。这是我独立阅读的第一本德语原著,深切感受到读原著的益处与乐趣。秋季学期开学,上二年级,我就读歌德的Werther(《少年维特》),也尝试翻译歌德和海涅的诗,向深度,向广度进军。

严要求,高标准。跟不上的,受不了的,就留级,退学。淘汰很残酷。我们55级德语班最初31人,两学年后剩下20人。毕业时全班只有16人。

北大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一二年级公共基础课是一起上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在可容纳200人左右的哲学楼阶梯教室讲授语言学引论。教材就是高先生的著作《语言学引论》。高先生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中文译者,据说日寇侵华时期,大江南北交口传誦的名言“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出自高先生的手笔。高先生说,他在家里和夫人只讲法语。高先生的授课方式颇独特。一次,高先生朗声读出书中一处长句,指出通过这句话要表达的一共有几层意思,其中就有我读这几行文字时未曾理会到的。这使我倏然省悟:

读名家的著作,尤其是读像高先生这样独步海内的名家的学术著作,切忌浮光掠影,自以为懂了就放过,而要多思,深思,力求读懂、领悟字里行间蕴含的深层意义、用心与意味。高名凯先生西装革履,衣饰光鲜,风度翩翩。仰慕名流的女生总是提前来阶梯教室,抢占前几排座位,以便就近观赏高先生的名士风采。男同学就没那么勤快,随便找个靠边的座位,有的还特意坐在最后、也
是最高一排,高高在上,俯瞰众生。

中国文学史在俄文楼二楼一间大教室上课,西语系、俄语系两系的55级学生130多人齐聚一堂听课。教室很大,这么多人,并不显拥挤。座位不分系、专业,互不相识的两人相邻落座,或相视一笑,默然无语,或互通姓名、专业,攀谈起来。老师一登上讲台,便都安静下来。

中国文学史课很受欢迎,课堂气氛轻松活跃,这和课程内容,也和老师的讲课方式密切相关。
这门课以作品为主,对作者、作品仅限于扼要介绍与点评,从诗经讲起到元曲,重要的、有名的作品都在必讲之列。讲一首诗,读一遍,寥寥数语,说明白其中典故、生僻词语,再稍加点评,便接着读下一首。两学期,一周两节课,读的诗词很不少,所选都是佳品、精品,讲得又生动风趣,这门课很受同学欢迎。课堂上讲过的诗,有的后来一直没忘,如诗经里一首诗末尾的诗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路迟迟,/载渴载饥;/我
心伤悲,/莫知我哀。

【读这几行诗,我忽有所感,当即在课堂上随手把它译出来:
那一天我离开了家乡,
杨柳的柔枝在春风里飘荡,
今日啊,我返回故里。
迎我的,只有雨雪,凄凉。
路滑难行,举步维艰,
一路上又渴又饿苦难言。
啊,谁都无法想象
我心里多么哀伤。】

又如:
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辉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苹洲。

再如:
元曲 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老师说这首小令“言有尽而意无穷。”言简意赅,实属难得佳评。老师遵循的是“精讲多读”,就是课堂上讲解、评介力求简短,把时间用来多读作品。发的讲义很多,同学们课下绝大部分都读了,可惜后来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讲课的两位老师,一位年约三十出头,介绍诗人时常说其人“风流倜傥,恃才傲物”,另一位年纪稍大一点,评介作者,常说此人“怀才不遇,牢骚满腹”。有的同学便给两位老师起绰号,称前一位为“风流倜傥”,后一位为“怀才不遇”。前一位一表人才,举止言谈,风度儒雅,当得起“风流倜傥”这四字,这同学给起的绰号可谓不谬。两位都是讲师。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少不更事”,心想 “只是”讲师,以为不过尔尔。殊不知在北京,大学讲师已经算得上是个人物了,何况还是北大的讲师。当年鲁迅在北大教书,也“只是”讲师而已。

那个年代,北大学生课余生活所具有的多样性选择,以及总体上所体现的丰富多彩,是像我这样从外省来的学生难以想象的。社团有诗社,文学社,钢琴社,舞蹈队,曲艺社,民乐队,(学生)管弦乐队等,新生根据自己的爱好、能力,可以报名参加。当然,有些社团不是谁都能加入的,比如钢琴社、诗社,需要具备一定水平才行。

周末,即星期六晚上(那时学校、机关都只休星期天),有舞会,电影,有的社团也在这个时间开展活动。记得有一次周末,曲艺社在哲学楼阶梯教室举办相声专场,邀请侯宝林等著名相声演员来校演出;文学社邀请何其芳(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在俄文楼谈创作。这两项活动,都很有吸引力,选择哪个好呢,着实为难。正是Wahl macht Qual.(德语谚语,意思是“有选择会感到
痛苦”)

公共课程不同系科学生一起上大课,以及丰富多样的课余活动,客观上提供了跨专业、跨年级以及男女同学之间接触、结识的大量机会。校方对学生生活实行宽松管理。没有班主任,不设辅导员。学生自己管自己。晚上十点半熄灯,早上六点半起床。女生宿舍楼大门不设看守,男同学进入女生宿舍无需登记,晚间同样如此,但须在晚十点前离开,以免影响女同学休息。在这样宽松的生活环境里,班里和外系外专业的男同学或女同学有联系常见面的,相当普遍,只和本班同学打交道的,反而不是多数。

上大学那几年,班上数赵鑫珊和我最穷,偏偏我们两人后来在著作上、翻译上成就最大。我穷,但我不自卑。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为什么穷就要自卑?很多人愿意和我交朋友,因为我功课好,不说假话,也讨厌别人说假话。

穷最难受的,是每学期申请助学金,要在班会上讲家里为何不能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这时,同学有权提出批评:既然你家里经济困难,需要申请助学金,就要生活朴素,节俭,可是你还下馆子,喝啤酒。不错,我是常去海淀小酒馆喝啤酒,不是因为我有钱,我常和张裕禾、胡其鼎,我们三人一起去,谁有钱就谁付钱。有时也和赵鑫珊一起,几乎每星期六都去海淀小酒馆喝啤酒,要不就去跳舞,或者大家聊天。喝啤酒时更少不了聊天。聊的不是什么无聊的东西,而是:最近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东西,交了什么朋友,等等。我的朋友很多,有哲学系的,数学系的,俄语系的,历史系的。本系的,张裕禾是法语的,胡其鼎是德语的,比我低一年级。我朋友很多。跟他们聊天,哪怕就很简短的一两条,聊一两个小时,比读半个月书收益还多,尽管他们还不是高年级,可是,那是他们专业基本的核心的东西呀。这些聊天的好处,给予人的启发,不仅是在具体知识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在开拓眼界上,在扩展心胸上,尤其是对正处于青春期,向上发展时期的年轻人,影响是很大的,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除此之外,还交上了几个志趣相投,不唯功利是图的朋友,这才是千金难求的,其中有几位成为我终生的挚友。

回想当年的几位同窗,入学之初,在平凡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已经显露出预示未来的非凡素质,眼光,决心和毅力。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王志佑、韩万蘅、赵鑫珊三人。

王志佑

北大图书馆和文史楼阅览室是专供师生读书、写作的地方。早上7点开门,晚上十点闭馆,全天开放。王志佑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早晨,他匆匆离开宿舍,晚上经常很晚,甚至快熄灯了才回来。几乎天天如此。他和我不是同一个小班,一天两次照面,没说上几句话。我想,除了上课,他的时间应该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王志佑大我4岁,小时候家境不好,上学晚,似乎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特别珍惜在北大读书的机会,是以惜时如金,几乎舍弃一切娱乐活动。上课、读书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功,更可贵的
,是他长期坚持刻苦学习的毅力。很令人钦佩。多才多艺,小心谨慎,又如此
刻苦勤奋,也许这就是他日后在多个领域均能有所建树,获得丰硕成果的缘由
吧。
关于王志佑,暂且写这些,后文还会说到他。

韩万蘅

14岁参军当了四年水兵后复员,起初向往的职业是当一个火车司机,为此报考某技校,不幸名落孙山。然不气馁,加紧备战,报考北大,录取了!西语系55级新生有十几位复员军人,多数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有的甚至根本没学过英语。为了“掺沙子”(最高指示) ,国家照顾他们,免考英语,是否降低录取分数线,就不知道了。韩万蘅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来到最高学府,很快便发现自己对近现代欧洲文学史几乎一无所知,在文学修养、文化知识方面与别人存在不小差距,必须急起直追。于是,韩万蘅边努力学好当前功课,边暗中加紧补习基础文学知识,阅读经典名著,很快便缩短了同其他同学的差距。在我的不很清晰的记忆中,在德语学习方面,课内和实用是韩万蘅一二年级时着力的重点。他的做法,成效显著。一年之后,他的德语成绩在班里已经名列前茅。

韩万蘅在校学生会担任体育部长。他喜欢骑摩托车。车是学校的,列入军体用品清单,韩万蘅当然可以使用。他喜欢摆个姿势让人给他和摩托车照相。随着时光的流逝,韩万蘅日益显露出青年学者的素质,这一类比较初级的喜好便日渐淡去了。

我和韩万蘅同住一个房间,宿舍也是一起复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和见闻的场所,日常生活中相处的时间自然不少,不过不曾和他一起下小酒馆喝啤酒或单独和他一起散步。

韩万蘅在德语语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他所达到的高度,是国内一流的,在他生前无人可与之比肩。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花了不少时间钻研德语语法,关于德语介词及其他语法问题,写了六篇文章(1977年在大港)。后来看到韩万蘅讲介词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别的德语研究著作,我只有甘拜下风,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得比他好,就不再在这上头多花时间。这件事韩万蘅不知道,如果此次我不说,也没有人会想到,会知道。韩万蘅后来翻译Kabale undLiebe(席勒的著名戏剧《阴谋与爱情》),诗人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作品出版业务)口头答应给出版,韩让我为他校阅译文并润色,那年夏天(1978年),我用两个多月时间做完这项工作,后来这本书没能出版,成为一憾事。

【插叙——难忘的共同经历

初冬一日午后,韩和我一起从民主楼出来(民主楼是西语系的教学楼、办公楼,临近未名湖),走到未名湖畔,薄薄的冰层还没覆盖整个湖面,薄冰映着阳光闪闪发亮。

“下去游会儿,怎么样?”韩万蘅说。

“好啊!”

于是两人脱掉棉衣棉裤,跳进冰水里游起来。随着划水前进,耳畔响起薄冰层被手划破的清脆响声。名符其实的破冰前进。游了一百米左右,上岸,迅速穿上棉袄棉裤,冷得浑身颤抖,随即往西校门(正校门)对面的小店跑去,买杯白酒一咕噜喝下去,身上不那么冷得难受了,才走回宿舍。

还有一次和韩万蘅一起的冒险经历。

时间大概是1956年夏末,同窗七人,五男二女,结伴游西山。游西山必游碧云寺。在碧云寺内转了一圈,夏天下午五点多,谁也没想到再过两小时就天黑了。觉得时候还早,有人提议去寺庙后面山上看看。去后山,要走寺庙后门,和尚说,后山夜晚常有虎狼出没,天黑以后呆在那里很危险,一定要在晚七点关庙门前回来。我们自然答应照办。出了庙门,径直往高处走,想看看从山顶俯望下界是什么光景,但是走了好一阵子,总到不了山顶。天快擦黑了,只好返回。路过一座亭子,进去里面稍事休息。这里离碧云寺已经不远。大家玩了一天,都感到累了,但想到和尚的嘱咐,担心遇到虎狼,便又打起精神,赶回寺庙。到了那里,勤快的和尚已经关了寺门。说什么也不能在寺庙外面过夜。此时要想进入寺庙,只能翻墙,没有别的办法。想来想去,寺庙围墙很高,但难不倒我们。我们五男二女,其中两个是前军人,这个障碍不难克服。女同学在男同学帮助下,安全踏上寺庙围墙内的土地。大家来到大雄宝殿前的宽阔露天平台,决定就在那里过夜。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留出空地,当然都是和衣而卧,男同学轮流站岗,以策安全。

这次游西山七人中除了韩和我,有赵鑫珊、丁有为、女同学方宛华及另外一男一女,都是同班同学。】

赵鑫珊

在他的自传性著作《我是北大留级生》中,称自己刚进入北大时,是一个“懵懂少年”,说他在和同班同学的接触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决心努力赶上。离开北大二十多年后,读了赵著此书,感触良多,自愧不如。青年时代过从甚密的友人,张裕禾、胡其鼎、赵鑫珊三位,都已成为作家,赵鑫珊更是沪上名噪一时的当红作家。这些年,自己是落伍了。

“特立独行,博览群书。”不夸张地说,这就是赵鑫珊在北大求学时期的真实写照。赵鑫珊各门功课都不错,德语更没说的。他兴趣广泛,其课余阅读书目,涵盖众多学科领域,从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高等数学教科书,从阅读爱因斯坦、普朗克的传记到读物理书,他读中国古文、《唐诗三百首》与其他古代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读《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读黑格尔哲学、柏拉图与笛卡尔著作。他读圣经,不是宗教徒,却在睡觉前坐床上,口中念念有词,状若祈祷,对十字架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结;对电影制作、当红明星(如饰演《红与黑》中于连的法国名演员)很感兴趣,推崇瑞士电影《海蒂》、印度电影《流浪者》,对其女性主人公赞不绝口,常在美国教授温德(Winter)家听欧洲古典音乐……

有时候连续几天,赵鑫珊神情落寞,懒得开口说话,不修边幅,一副邋遢的样子,问他什么,或要邀他出去散步聊聊,他都是一副带搭不理的模样,好像你在他身边就是他心烦的根源。过些日子,他心情好了,理完发,洗个澡,西装革履,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似的。这时候的赵鑫珊,是名副其实的帅哥。女同学方宛华说,她发现年轻的专家夫人Frau Loch有时会痴痴地看着赵鑫珊,像看一幅好看的画。

倘若赵鑫珊来了兴致,要你跟他一起出去喝啤酒或散步聊天,无论如何,你都推辞不掉。这时候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谈他读哪本书的感想,听了什么令人陶醉的乐曲。一次,赵鑫珊说起他的一位中文系的朋友林**,也是一个不多见的性情中人。林**喜爱音乐,旧文学根基深厚,为自己写的诗词谱曲。赵鑫珊给我看过林**写的诗词和曲子,词曲都哀惋伤感。赵鑫珊说林**练习弹琴,练到昏倒在钢琴上……。林同学住院期间阅读鲁迅的小说,用半个月时间写了两篇评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发表在“青年共产主义者文丛”。林生的才华令人艳羡、佩服,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城郊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赵鑫珊没再说起他这个朋友的情况。

1984年,赵鑫珊的第一本著作问世。他是厚积晚发(非厚积薄发也),一发便欲罢不能。1984年至2005年,二十年间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而且约半数是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他通常早晨五点左右开始工作,不用电脑,全靠手写,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到中午十二点,写出5000多字。如此快手,实属罕见。正应了古人的话: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

知人不易,知己尤难。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与局限,知道自己真正
要的是什么,并非易事。

韩赵二位看到自己有所不足,于是急起恶补,极其难能可贵。后发而先至,乃至遥遥领先,尤其令人敬佩。他们是真正聪明的人。

令人惋惜的是韩万蘅未能尽展所能,未及六旬,便过早离世了。两年前从友人处获悉,赵鑫珊病重住院,失去表达与感知能力,恐怕也已不在人世。

英才未能享高寿,令人扼腕浩叹!

(未完待续)

(2023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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