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忆旧二章--

開放自由的燕园【续】

—邂逅伊人

作者 潘子立北大校友 2023年4月17日

一个晴朗的秋日，北大校园的小百货店里，只有一个售货员、一个女同学和我。女同学微笑着问我：“你是哪个系的，你叫什么名字？是新入校的吧？”

自此，她那莞尔而笑，光彩照人的倩影，便长久留在我心里。

次日，作《邂逅》。

林玉卿是历史系学生，德国史专业，德语是必修课。她聪慧勤学，上到三年级，已能顺利阅读德国史德文参考资料，很了不起。她做学年论文，导师指定的德语参考资料较多，她让我帮她翻译些。我欣然从命。能帮她做点事，何乐不为？那两三个月，我和林玉卿常在文史楼见面，谈的都是德语、德国史和翻译资料的事，不谈别的。从来没有和她一起并肩进出文史馆，也没有和她一起散步过。

林玉卿在北大校园里颇受人瞩目，她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清丽少女，活跃的女生，有很多朋友。她爱跳交谊舞，舞姿优美，一出现在周末舞会上，便俨如舞会小公主一般，身边围着一圈人，不断有人邀她共舞一曲。跳舞非我所长，我没好意思邀请她做舞伴，通常就只在边上听《彩云追月》《步步高》和华尔兹圆舞曲，看她同别人翩翩起舞。有时一曲终了，她来找我，要我邀请她一起跳舞
。我说我跳不好，她说，没关系，我带你。这样也挺好。

1956年元旦前夕的迎新年舞会上，林玉卿多次和我一起跳舞，最后一次共舞的舞曲终了，她说，我们去那边看看，便拉着我的手，向大饭厅走去，那里在放映电影。她一直握着我的手。

从认识林玉卿那一天起，除了和她一起跳舞，没有摸过她的手。后来也没有过。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是我过新年最快乐的一次。大半个晚上她都和我在一起。

我没有告诉林玉卿我写诗。她不会想到，我为她写诗。

反右斗争开始后，林玉卿见了我，她那清秀的面庞，不再露出美丽动人的微笑，神情远非之前的热情与亲切，目光漠然，又有几分陌生感，显然有意疏远。

这是为什么？她听到什么了？还是……

有一个时期，偶尔还能在校园里瞥见她的曼妙身影。后来，后来就杳无踪迹了……

然而，我依然怀念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情不由己地，“不思量，自难忘”。她那莞尔而笑，光彩照人的倩影，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又是一个晴朗的秋日。阳光明丽，天高气爽，西望远山，神驰天外。积习又抬起头来，于是便有了下面这首短诗。

—《送别》赠王志佑

2018年年底，王志佑来信，说他的几位好友、前学生建议他写回忆录或传记，学校领导也很支持。但他很犹豫，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否可行。王志佑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6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大西语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执教近40年，在德国文学、翻译、旅游等多个领域均有精湛造诣，卓异成果，对德国经济很有研究，他是德国弗莱堡大学客座教授，翻译和撰写专著16部/本，发表论
文30多篇。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译成德语，并在德国出版。他拟议中的传记对后来者必将极具启发性与鞭策力，对他出传记性作品，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志佑回信说，如果此事能办成，他希望在此集子里面也出现我的名字，想把他出国前我写给他的那首诗登出来，最好再写一篇短文，谈点同窗一年的往事。

我想，既然我说了要支持他，就要做点事情，而不只是口头支持，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篇短文《王志佑印象记》。此文连同文中提及的那首《送别》，一起收入《挚友与先生——王志佑教授8周岁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旅游教育 出版社 2019年9月）。

王志佑印象记

2005年10月。我们班同学在北京聚会，纪念北大入学五十周年。王志佑说，他一直还保存着去德国前我赠送他的一首诗。这事我还有点印象。他的话也引起我对最初大学生活的一些回忆。我们德语专业（19）55级新生最初有31人，分成两个小班，我和王志佑不在同一个小班，但同住一室。他身材高大，总是斜挎一个常见中学生斜背着的有点旧了的小书包去上课或去图书馆。这在当年的燕园显得有点特别。他不抽烟，从未见过他的身影出现在周末舞场或海淀的小酒馆。在那个年代，北大学生吸烟、跳舞、喝啤酒，是相当普遍的，志佑是少数的“三不”者。和你交谈时，他脸上常露出友善谦和的微笑。他曾指挥全班同学合唱，中文根基很好，是我们班上惟一的北大诗社成员（说来惭愧，我一直还没拜读过他的诗作）。有才，朴实，稳重，或许有点儿少年老成。这就是同窗一年志佑给我留下的印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大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每年在新生入学一年后，从中遴选两名优秀者送往前民主德国（东德）学习。当年心向往之者，自然不止一人。最后是王志佑、郭官义二位入选。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写了一首诗为他送行，记得其中有大意如此的话：“若问我是谁/ 我会骄傲地朗声答道：/我是现代的中国人！”当年的北大学子胸怀民族主义激情是很普通的，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王说，五十年来他东奔西跑，一直珍藏着这首诗，他要打印出来寄给我。我当然只有感谢他这份情意。

回天津后，一天，志佑来电话，说打印出来，看到的只是文句，他想拿原稿去复印，让我能看到当年的诗的原貌；但原诗是写在薄薄的质量甚差的毛边纸上的，是否能复印，实无把握，他要请复印室的员工尽力帮忙。真是让他费心了。过几天，我收到了志佑的邮件，果真是那首诗几页A4纸的复印件。是我当年的手书字迹。但没有“若问我是谁……”那些话，原来是我记错了，也许那几句是写在别处的。我看完了，觉得太柔弱，缺乏刚健之气。但这毕竟是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东西。我感谢他让我有机会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笔体，尤其感谢他精心保存几张纸达五十年之久，这是深情厚谊的见证啊。

这事确实让我十分感动。王志佑是个有多方面成就的名人，因而也是个忙人。他是联邦德国的名誉市民、获德国日耳曼学学位、被德国高层视为了解德国经济运行的经济学家（八十年代中期一西德高级经济访问团来华，德方向我副总理提出要求“特邀王教授担任会谈翻译”）、北京市政协委员，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多年，九十年代任北二外旅游系系主任期间赴台湾参加旅游会议，发表论文，佳评如潮。他把薛暮桥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他曾为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会谈翻译，应用德语得心应手（一次，韩万衡说王用德语写东西比用汉语方便），在我们班同学中相信无人能超过他。这么一个忙人，能如此完好地保存这三张薄纸达半世纪之久，实在很不容易。我自问：换了你，你能吗？我不能确有把握地说：我能！

那首诗是在一个晚上一口气写出来的，第二天就给王志佑。看来人年纪大了，学问经验也许比年轻时候多一些，但已没有多少灵气、才气。现在已少有一两个小时写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东西的时候了。老者自称“老朽”，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7年6月底，我写了一篇题为《一首诗见证五十年友情》的短文记述这一往事，文中有“他是德国文学博士、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语。多年以后，说起这篇短文，他在给我的信里纠正我不尽准确的记述，郑重其事地说明：“1.我在德毕业时获得的是: Diplom-Germanist，而不是博士。遇到填表格时我就直接写德文；2.参加台北研讨会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受邀参加的；3.我不是政协常委
，而是政协内部’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工作面广，涉及问题多，所以活动就比一般委员多得多”。
有人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我以为有些小事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
。

我所亲历的这两件小事令我深感志佑有谦谦君子之风。

子立
2019年2月5日

【附原詩】

——三好生和优秀生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一年的春天。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被评为西语系1956年三好生，我功课好，北大5年，所有课程考试，全都满分；另一件事是，西语系每年遴选3名德语专业优秀生，由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官员颁发奖品。在表彰会上宣布获奖者名单时，我才知道自己获德语专业优秀生奖。

同时获奖的有张玉书和另一人（对不起，忘了是谁，失敬了）。随后两年，韩万蘅和潘海峰也都获优秀生奖。这个奖项后来就没再听说起了。

身无分文，不去游长城

自1956年秋季学期，随夫君来华的Frau Loch任我们班的精读课老师。春光明媚的五月，正是春游的佳日良辰。她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同她一起游览长城。由于Frau Loch的身份，此次我们班的春日游长城于是成了一项外事活动，来回都由学校派大巴车接送，非常方便。早上出行，下午返回。每个同学交5角钱，其他费用，包括午饭，都不要同学另外负担。班里的同学谁都没有去过
长城，这次机会这么好，大家都很雀跃，早就纷纷交钱，兴奋地期待着。

我没有交钱。我没有5毛钱。那天早晨，我站在宿舍窗前，看同学们登上学校派来的大巴车。不一会儿，女同学方宛华上楼来找我。

“大家一起去游长城多好，你怎么不去呀？”她问。

“想看的书还没看完，要抓紧时间看，就不去了。”

她不信，猜想我是没钱交，才不去的，便接着说：

“这次学校派车送我们去，机会难得。到北京来了，不去长城，总是个遗憾，还是去吧。如果你是为交钱的事为难，这好办，这里有一块钱，你拿去交费吧。”

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我不能接受她的馈赠。我想起“嗟来之食”这几个字。人穷，要有志气，能安贫。拿女同学的钱去玩，去游长城，算怎么回事？断断不可。

方宛华看我没有接受的意思，继续劝我道：“不是借给你的，不用还我。”

末了，还补上一句：“去吧，你去，我会很高兴的。”

Frau Loch 和同学们在楼下学校大巴车上焦急等候着，方宛华知道我主意已
定，再劝说也是白费口舌，只好离去。

看着大巴车开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拿起书来读，惆怅的心情才慢慢平
息下来。

方宛华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家里给她的生活费一个月20元。我在北京那几年
（1955-1960），北大学生伙食费一个月12.5元，同期南开大学学生伙食费每月
10元，河北工学院学生8元。她一个月20元生活费，足以过相当“阔绰”的生活
了。

方宛华身材高挑，苗条，有点像印度人那样的深肤色。夏天，她身穿花色鲜艳的上衣、很短的短裤，骑一辆暗红色女跑车，摆动两条瘦瘦的长腿，穿行在校园里，活脱是个“印度小美人”，是一道近似异域情调，引入瞩目的亮丽风景线。在一些人眼里，她是一个小姐。“小姐”后来成了贬义词，和当年所认知的含义大相径庭。

方宛华说，她喜欢和男孩子交往，不喜欢扎在女同学堆里唧唧喳喳。事实上，和她交往的同学，男孩子比女孩子多得多。我们班里韩万蘅、鲍超佚、丁有为、王熙敬都常常和她一起闲聊，和一起玩最多的是赵鑫珊和我。中文系和她交往较深的男同学不止一人。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她的丈夫。这是后话。

当时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在北大学习，主要来自苏联、东德、越南、印度等国。德语专业的学生自然乐于结识德国（前民主德国）学生，他们也有同样想法。举行过德国留学生和中国德语专业学生联欢会。德国留学生Thomas，历史系的，有一段时间，常和我们——赵鑫珊、方宛华和我——一起聊天或去哪儿玩，记得有一次去看圆明园故址。渐渐地，Thomas和方若华单独活动的时候越
来越多，两人一起进城，一起去周口店……赵鑫珊和我都看出来他们两人更乐于单独在一起。这是方宛华的初恋。后来她说，那些日子，她快乐，平日常在一起的同学看着她的异样的，甚至鄙夷的目光又使她心里难受。

有一次她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是下意识的反应，没办法的事情。

几乎每年都有德语专业女生和德国留学生谈恋爱。胡其鼎班上有个女生跟
一个匈牙利人走了。后来又回来上课。身份变了，国籍变了。胡其鼎说，男同
学谁都不理她。

我们班的同学宽容些，没有那么极端。男同学谁都没有提起方和托马斯的事。毕竟这是她的生活，“干卿何事？”至于心里怎么想，只有自己知道。

方宛华聪明，开朗，对文学、音乐有较好的感知力，有同情心，也愿意帮助人。读书不刻苦，有虚荣心，会吹牛，嫉妒，则是她性格上的弱点。

我被发配来天津，天津和天津大学相对于北京和北京大学的闭塞与保守，使我颇感困扰。方宛华毕业后分配到（白堆子）北京外国语学校当老师。这所学校有外教，她从德国老师那里，知道（当时）哪几位作家哪几部文学作品最受德国读者青睐，向我详谈外教如何向他们力荐Galileo Galile（《伽利略传》）和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人类群星闪耀时》），并从外教那里借书寄给我读。也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到Heinrich Böhl（海因里希伯尔）的名字。后来我翻译、出版《伽利略传》《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和伯尔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都得益于方宛华在60-63年间的帮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天津，要找一本当代德语文学名著原文，其艰难不亚于处千里荒漠欲寻甘泉、绿洲。我时常感念她那些年对我的好。

上世纪80年代，方宛华在北大同窗鲍超佚帮助下获洪堡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在德研修两年，后来成为鲁迅文艺大学教授。据她说，莫言、余华等著名作家都曾经是她教过的学生。

方宛华的先生是北大55级中文系学生，研究李商隐的专家。

方宛华没有生育。她告诉我，王先生（她的丈夫）经检查得知自己没有生殖能力后，痛哭流涕。他是独生子。我没想到她会把这家事告诉我，无言以对。

王先生坐轮椅七八年了。如今，方宛华的时间几乎都用在照顾王先生的饮食起居上。

——发奋读书，摒弃娱乐三个月

郭沫若的小说《司马迁发奋》描写司马迁受腐刑，悲愤填膺，于是发奋忍辱，继续撰写《史记》，终于完成这一千古传颂的史学巨著，司马迁也因此成为彪炳史册的伟大史学家。“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驞脚，而论兵法。”说的都是蒙冤遭遇人生惨剧之后，发奋自强，终于成就一番不世功业。

我非常钦佩司马迁的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于是暗下决心，发奋读书，自即日起，三个月内，摒绝娱乐，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去海淀酒馆喝啤酒，星期六晚上也用来读书。

说做就做。这个只存在于自己心里的打算，就从同学们游长城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开始实行。正如谚语所说，万事开头难。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去看电影或参加其他活动，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要走的陆续走了，宿舍终于安静下来，心中的骚动也渐渐平息下来，于是开始读书。

摈弃周末娱乐，不仅是为了多读书，更重要的，是以此锻炼意志，磨砺心性。要能耐得了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要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控制自己内心的躁动，静下心来，集中精神读书。若能做到这一步，即便身在闹市，也不会让周遭的喧嚣嘈杂扰乱自己的心境，也能专心想事，专心任事。那段时间我写了一首诗，后来看到查抄出班上同学贾兴展的日记，成为定为右派分子的重要依据
，遂将自初中二年级以来的日记、诗歌习作全部付诸一炬，这首诗现在只记得其中几句，不过由此也可看出那时的心情。

后来我深切感到，发奋读书的这三个月，因精神上受到磨砺而获得的滋养，是极其可贵的，难以形容与估量的。无此，或恐无力抗御日后厄运带来的折辱与忧患，于漫长岁月中历经挫折而长葆锐气与豪情。

——厄运降临

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班抓出3个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丁有为。丁有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鲁迅，古文、古代诗词根基深厚，为我所不及，常有不同流俗的见解，言辞犀利，偏激。他被定为右派，我和他平日接触较多，却没能揭发出他更多“右派言论”，于是被指为“同情右派”，受到处分。赵鑫珊、方若华也受到严厉处置。很短的时间内，往日交往频密，相谈甚欢，自己心目中的良朋好友相继离我而去。

集美中学同班女同学柯茉莉也考入北大学俄语。她是归国侨生，在集美和北大，先后赠送我三张她的单人“玉照”。1956年元旦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她和法语专业比我大五六岁的的“老大姐”贺琳邀约我去茉莉的宿舍，到了那里，才知道二女准备了苹果蛋糕为我庆生。这次见面，茉莉只说了句：“子立，
你变了。”二话不说，掉头便走。她的话说全了，大慨是“子立，你变坏了”吧，我想。我变坏了吗？我真的变坏了吗？贺琳现在见了我也不打招呼，形同陌路。原先只知道她是“从延安打出来的老高干”的子女，二十年后，才知道她是当年中办曾主任之女，前曾副主席Zeng Qinghong的妹子。以她的家世，“嫉恶如仇”，自属必然，不足为奇。

林玉卿的疏远显然也是因此。她多半从她的朋友，我们班的女同学李**那里知道了我已被勒令检查，等候处分。哲学系的陈**来找我，说中文系的王**是右派，以后就不要和他联系了。又说，你的情况我知道，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问题，吸取教训啊。我知道他是党员，要了解我的情况很容易。说以后我们还是朋友，无非是场面话，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他不会再来找我了。和“有问题”的人来
往是危险的。我不怪他们离我而去。他们之中，有的或许认为/以为我堕落了（贺琳必定就是这么想的），有的或许为避免被牵连，无论如何，人皆有择友的自由。要走的留不住。今后自己的人生路，注定崎岖难行，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与你为友？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李白）满目悲凉伤怀抱，厄运降临，至交有几人？幸而，不是所有人都离我而去。我依然有几个挚友，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终生知己。

——北大学生机会多

不是所有大学的学生都有如同北大学生那样的机会，我想。

1956年暑假，有多个軍体训练项目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我参加海军舢板队。鲍超佚（原复员军人）参加跳伞队。

1957年夏天，团中央在景山公园举办勤工俭学展览会，系里派我和另一个同学去参加展会布置工作，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参加展会筹备工作的有北外、北京语言学院、民族学院、美术学院等院校同学。

1958年冬，德国（前民主德国，东德）柏林警察乐团（das Berliner
Polizeiensemble der DDR） 来访，系里派我去担任翻译，在前门饭店住了一个多
月。

鲍超佚、潘海峰也都曾被派去担任外事翻译。

1958年，系里派鲍潘二人景山小学去担任德语教师，这是落实毛主席教育改革要从小学抓起的指示的一部分。同一时期，方宛华在建工部夜校教德语，作为实习。

女同学张晓辉被派去一出版社实习。编辑让她翻译3首德国民歌，她做不了，带回来，请大家帮忙。这3首民歌，后来由鲍超佚翻译1首，我译出2首：Annchen von Tharau（《塔劳的安馨》）和die Moorsoldaten（《沼泽地上的士兵》）。这两首民歌之前我在《德国民歌集》（Deutsche Volkslieder）读过，能唱后一首歌，至今还记得歌词片段：
Wir sind die Moorsoldaten
Und ziehen mit den Spaten ins Moor.
（我们是沼泽地带士兵 扛着铁锹进沼泽。）

另一首《塔劳的安馨》是16世纪就流行很广的民歌。不久，这3首译诗发表在外国文学期刊《世界文学》上。译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55级学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翻译的诗歌用铅字印出来发表，激动、喜悦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以班集体的名义发表而不署参与学生的名字是那个年代的通行做法，虽然如此，《世界文学》在当年，名气太大了，系里还是有不少老师、同学知道是谁翻译的。

——大跃进的年代

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活动频繁之年。4月下旬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6月中旬去郊区帮助农民割麦子，7月去通县解放军部队参加军训一个月。8月在学校小操场造小高炉，轰轰烈烈大炼钢铁。没有原材料，就到海淀街上寻觅，看见什么铁家伙就拿回来，连人家门上的铁门扣也拿来回炉烧炼，结果没炼成钢，只烧出一堆废铁渣。9月，全系同学奔赴大兴县榆岱公社搞深耕改土，10月下旬去密云帮助收玉米棒子、红枣、花生等，忙得不亦乐乎。

“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何等振奋人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1958年，豪言壮语满天飞，豪情壮志冲霄汉。

毛泽东领导我们

移山倒海，势不可挡，
要创造人类的奇迹，
要实现千年的梦想，
谁能够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荣光！

充满激情音调高昂的旋律使这支气势磅礴的歌曲广受欢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我耳畔还时常响起这支歌豪迈雄壮的歌声。真了不起，这位曲作者！可是，这首歌的曲作者罗宗贤哪里去了？后来再也看不到他的新作问世，再没看到他的名字，他到哪里去了？系里组建音乐创作组，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毛主席诗词谱曲，解放思想，打破“只有专家才能创作大合唱”的“迷信观念”，创作毛主席诗词大合唱。西语系音乐创作组成员4人：张裕禾、王式仁、胡其鼎和我。胡其鼎任组长，并负责对上、对外联系。胡其鼎，上海人，德语专业56级学生，开朗，健谈，广交朋友，kontaktfreudig。他近视度数较深，是校女子排球队教练。他和张裕禾和我之前就很熟，王式仁也是55级学生，英语专业的。此前我和他没什么联系。经领导批准，确定为《沁园春 长沙》等13首毛主席诗词谱曲。随着工作的进展，彼此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张裕禾和王式仁懂一点和声。我喜欢音乐，但不懂音乐，不识五线谱。派我参加创作组，纯粹是“打鸭子上架”。但，既然来了，怎能知难而退？于是买了一本《歌曲作曲入门》来读，边学边干，“干中学”。那个时期，这本《歌曲作曲入门》和一本德文贝多芬长篇传记小说Appassionata（《热情奏鸣曲》）以及一本Ausgewaehlte Gedichte von Heinrich Heine（德文版《海涅诗选》）是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几本书。经过几个月苦战，完成几首诗的曲谱，由系里组织合唱队排练，参加全校汇演。评价不错。我们这个西语系音乐创作组遂升格为“北京大学学生音乐创作组”，由校团委和系党总支双重领导。原西语系合唱队扩充为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由音乐创作组领导，北大管弦乐队伴奏。张裕禾担任大合唱指挥。管弦乐队队长是一位数学系三年级学生，他觉得需要突出哪里，总喜欢在那里重重的“哐！”一下(敲一下锣),因此，我们都叫他“框框”，他的真名反倒对不起，忘了。

这个节目升格为学校的节目，创作组归团委领导，我们得到的最大益处是经由团委介绍，有时团委直接出面，使我们得以向多位作曲家请教。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李焕之、瞿希贤、严良坤、朱传鼎、王莘、徐欣、高伟、时乐濛等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特别是李焕之，从大合唱的结构、布局到每首歌曲的具体修改，他的指导给予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著名指挥家严良坤还来北大，亲自指挥大合唱排练，虽然只有一次，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经过一年多甘苦备尝，终于完成预定谱曲篇目。大合唱的13首中我最喜欢《沁园春 长沙》《忆秦娥 娄山关》《七律 长征》和《沁园春 雪》这几首。

若问期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确实是艰辛备尝，一首诗词，数易曲谱，乃是常事。那段时间里，经常构思、讨论、修改乐曲直至夜深。但这毕竟是青年时代一段难忘的不寻常经历，只有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有的经历。胡其鼎、张裕禾和我三人，在此之前就过从甚密，经过这一年多共同参与音乐创作活动，更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互信，成为终生挚友。

《毛主席诗词大合唱》于1960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李焕之作序。《诗词大合唱》作曲者署名：北京大学学生音乐创作组。

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段经历，1961年秋胡其鼎毕业即被分配到音乐出版社。1963年，张裕禾的译作音乐评论集《克罗士先生》、胡其鼎译的瓦格纳歌剧脚本《漂泊的荷兰人》、我翻译的《阿依达》几乎同时出版。文革后胡其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裕禾和我也就有机会在人文社出书。

子立
2023年3月30日
2023年4月17日修改
（未完，待续）尾声——那几位同窗好友后来怎么样了？

为了祖国文明建设开创新局面，我们呼吁央视和国营媒体禁刊酒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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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lcohol Affects Your Body 酒精如何伤害你的身体 （英/中）

喝酒致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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