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鲁郑《多维新闻网》 05/8/2014

旅法政论家 宋鲁郑

全球化在极大地推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各国面对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趋近，信息全球化则使各国的大小事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虽然仍有不少隐情）。因此，全球化历史性地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的平台，而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正是检验制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东亚各国治理能力差距渐渐拉开

2014年虽然尚未过半，但一起接一起的悲剧和闹剧却一再令世界震撼和啼笑皆非。3月8号，发生人类史上最奇异的马航失联事件。一架号称最先进、最安全、载有数百名乘客的民航飞机在无所不在的高科技监控下人间蒸发。比飞机失联更不可思议的则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危机应对：信息发布迟缓、混乱，相互矛盾，甚至否定之否定再否定最后再肯定。结果不仅浪费了参与救援国家大量的资源，更浪费了宝贵的救援时间，也令马来西亚成为千夫所指。

随后令世界倍感荒唐的则是越南：其总理以无力承办为由郑重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的主办权。众所周知，举办大型体育运动会往往是一个国家名利双收的时机。既能展现自己国家的良好形象，也能推动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赢得不菲的旅游、广告、门票等收入。所以主办权的竞争十分激烈。越南在没有遇到特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放弃，世所罕见。

亚洲主导的儒家文化一向注重面子，特别是受中国影响极深的周边国家尤其突出。当年满清取代明朝，越南和朝鲜都曾以“小中华自居”。所以越南丧失国家信誉之举（也自然被指责无视国际责任）背后体现的则是其失败的经济和空前的困难。国家经济沦落到这个程度，政府显然难辞其咎。更为重要的是，越南政府此前显然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和真正实力，以至于付出巨大成本赢得举办权，最终却又不得不放弃，名声扫地。只是信誉不存的越南，今后将不知付出多大代价才能重获国际社会信任：任何想和越南签订双边条约的国家都需要三思了。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其根源恐怕都在政府失能：申办时打肿脸充胖子，充不下去即毫不负责地弃之而去。

越南近几年颇为某些中国学者看好，他们频频发文称，中国应该以越南为榜样进行政改。可这一次却集体失语。当然也有人赞扬越南政府尊重民意：87%的民众反对承办，可是老牌“民主”国家英国在北京奥运会后也面临主流民意反对，不也是最终成功地改变民意顺利举办吗？2013年6月，酷爱足球的巴西，上百万民众走向街头抗议政府斥巨资举办世界杯，巴西政府不也是坚持到底吗？这些学者是否建议英国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也要向越南学习？

如果说越南只是闹剧，韩国上演的则是又一场惨烈的悲剧。一艘载有4百多人——度假的高中生为主——的游轮，在近海发生事故后两小时沉没，仅一百余人获救，其死亡率竟然和一百多年前在远洋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不相上下！

灾难发生后，船长和船员——许多是临时工——不顾乘客死活，集体逃生。而在之前，却下令所有乘客待在船舱内，甚至在客轮开始急剧倾斜30分钟后，船长及其船员依然无法决定是否该组织乘客撤离，结果错失宝贵的自救时间。赶往现场的船只和飞机也非专业救援，只能眼睁睁看着船沉没。根据目前的报道，公司为谋利很可能让船严重超载（韩国反对派议员Kim Young-rok公布的文件显示，“岁月号”在沉没时的载货量是建议载货极限的3倍多，即载货极限987吨，实载3608吨，目前此事仍在调查中），而且还有非法更改船舱结构的嫌疑。不仅如此，这艘客轮之所以还能航行，是因为法律做出修改，将船只的服役寿命从20年延长到30年。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沉船遇难家属因不满救援无力而前往总统府抗议也被警察强行阻止。

如果说一向以安全著称的马航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离奇的失联事件缺乏经验，那么一向号称第三世界中少有的成功晋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却一再发生类似惨剧，就更令人深思。

就在沉船事故一个多月前，即2月17日，庆州海洋度假村体育馆倒塌，造成100多人死伤——主体又是学生。2012年9月，一座在建跨江大桥垮塌，2人死亡。发生在1994年韩国汉城圣水大桥垮塌事件更造成32人死亡的悲剧。而最严重的一起悲剧发生在1995年：汉城一家建造成本低廉的百货商场倒塌，导致500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就在本文还没完稿时，5月2日，汉城又发生200余人受伤的地铁相撞事故，事故原因是后车没有与前车维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

对于韩国民众的伤亡，笔者也感到惋惜、难过。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多是责任事故，多有“制度因素”。

世界各国各地区固然不可避免地有制度漏洞和由此导致的责任事故，中国也不例外。笔者不愿意“比烂”，但怎奈某些中国学者、异见人士“珠玉在前”。

还记得不少学生死于汶川九级地震，不少人对背后所谓的“制度人祸”穷追不舍。可是韩国太平情况下就出现如此惨烈的学生死难事故，其背后难道不更应该是“制度人祸”吗？

在韩国船难发生之前，本人曾将分析中国制度优势的《中国能赢》赠送巴黎的一位资深台侨领袖。他并不很认同我的分析，过去一向以台湾为例反驳我的观点。这一次，面对台湾的乱局，他只好说台湾我们不讲了，但可以看看韩国，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结果不久之后，韩国船难发生，一下就把它打回原形。韩国有十万平方公里，五千万人口，大约和中国的安徽省类似，但安徽省何曾像今天的韩国一样频发重大责任事故，频现“制度人祸”？

中国治理能力的历史性回归

当然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还是应该放到更长的历史时间尺度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日两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经济都遇到瓶颈和巨大的困难。结果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跨过一道道难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反观日本，则长期陷入停滞之中，一直无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胆而又冒险的经济刺激政策，号称日本的“量化宽松”。结果到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尽管日元针对美元贬值20%，日本却迎来了历史是前所未有的、高达11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如果我们再以一百年作为标尺，那么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到现在又是何种光景？奥匈帝国早已经土崩瓦解成为历史。英帝国也在二战终结，到今天更面临几个月后（9月份）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虽然未必进一步解体，但其窘迫也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英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经常账号赤字称号。法国和意大利则仍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这两国的第一大财政支出不是教育，不是福利，也不是军事而是债务利息！法国更在2012年12月被《经济学人》指为欧洲心脏随时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经济上只有德国一枝独秀，除了勇于改革之外，也与中国的拉动密切相关(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占欧盟对中国出口的一半)。但由于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已经丧失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国家地位。昔日纵横世界的英法德三强，到今天全部加起来都赶不上中国的经济总量。

俄罗斯帝国在一战后即崩溃，后来苏联一度强大，但随后再遭解体命运，目前已成为只是依赖能源（或者军工）出口的二流国家。至于美国，虽然还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头衔，但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以及汽车第一大消费国都已经被中国取代，二战后外汇第一储备大国的地位也迅速丧失，现在执牛耳的还是中国。

虽然美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金融实力、话语实力，在资源、科技、创新和人力方面的优势明显，但从其国家运作的本质来看，这种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债务总量已经超过GDP，就如同欧洲借债搞福利的模式不可持续是同样的命运。多极化格局渐渐展开，美国的那些优势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地“施展”，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借贷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至于开放的移民社会，究竟是利还是弊，现在还很难下结论。自2012年起，创造这个国家的传统白人的出生率第一次低于其他族裔。很快拉美裔、非洲裔和穆斯林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绝对多数，到那时，这个国家赖以兴起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都会大为扭曲。

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展现了强大的治理能力。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就以高质量的治理能力著称于世。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史上唯一一个五千年间不中断而且能够再度复兴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本质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现世、世俗性的文明。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挑战。

反观西方，大量的资源被耗费到难以证实或证伪的宗教事务中。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牛顿，其一生却写作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宗教学著述，他亦尝试去寻找《圣经》中隐藏的消息——当然不会成功。牛顿还试图从《圣经》中提取出科学的信息，并估计，世界将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他还坚持认为，由于不稳定性的累积和缓慢增长，必须有神的不断干预来改良宇宙这个系统。这和万有引力的伟大发明相对比是多么大的讽刺。

正是宗教的影响，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至于从未间断过的宗教战争，更给西方带来严重的灾难。十六世纪法国发生八次宗教战争，血流成河。有人估算，十七世纪上半叶波及全欧洲的三十年宗教战争， 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西里西亚被消灭了25%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将近一半死亡，十分惨烈。

其次便是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一是政治上的“民为邦本”、“君以民贵”和天命观，“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29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重史，更有《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诞生。二是中国逐步废除了贵族世袭，倡导“选贤任能”，通过科举制实行人才的上下自由流动。从而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也就是说一国最优秀的人才都进入政府之中。这自然保证政府的运作质量。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贵族世袭，在堵塞平民上升的空间之外，也迫使他们进入艺术、发明、商业等领域，为日后西方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三是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有教无类”，从而为大规模培育人才提供社会条件。

最后一个因素则是人口庞大的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有三重积极影响。

一是对治理能力的要求是几何级上升的。在这种压力下，只有创造更优质的治理形态、达到更高的治理能力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发展和运转。

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的比率都是相近的，人口规模越大，精英的绝对数越大。而精英的发明则有巨大的溢出效应。比如对劳动工具的改进可以迅速推广，政治制度的改进可以令历代受益。在前现代社会，一个拥有更多精英的社会，自然其创造性和发展能力都会明显优于其他社会。

三是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对瑕疵的修补以及改革创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被2013年11月2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所证明：法国生物学家梅西·戴瑞克斯等人发现，小组群不能保持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或在一项简单任务上提高其表现能力，大组群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完成这两类任务的同时还能提高表现能力。

近代之前，在世界各文明眼中，中国的制度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结”。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原因固然很多，但和西方近代产生的“票决民主”制度相比，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无法从全国选拔最高领导人；二是即使领导人不胜任，也无法定期进行更换。

随后无论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是1949年的共产革命，都未能找到解决之道。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历经一百多年。而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也再度重新起飞，这绝对不是巧合。虽然中国某些群体对今天中国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变革是多么的珍贵和不易。

我们不妨看看台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才通过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但是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台湾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算成功。除了经济表现不佳，“民主”也无法融合社会分歧，相反社会矛盾更加对立。2014年屡屡发生的体制外对抗（占据“立法院”、冲击“行政院”和“经济部”、违反《集会游行法》以“路过”名义包围台北中正警察一分局、交通高峰时段非法堵路）、甚至社会危机表明，台湾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形存实亡。

今天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一姓，而是长期历练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同时加以任期的限制。从实践来看，确实优于西方这种定期选举、空降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中国体制目前的优势在于：第一领导人产生的社会成本低，不需要进行全国性动员，也避免了领导人产生过程中对民粹的迎合。美国2012年大选开支近60亿美元，正在举行的印度大选花费高达50亿美元，而印度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尽管如此，印度却历年都是全球武器进口第一大国。

另外由于是一党执政，不会像西方一样因党派因素排斥人才的使用，避免人才浪费。

第二可以避免选出平庸的领导人。中国的逻辑是做得好，才会被进一步选拔，而西方则是不管做得好不好，先选上来再说，干得不好，再选下去而已。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在付出重大成本之后，未必能选出优秀的领导人。而由于任期的限制，必须等四年或八年才能更替。这四年或八年往好的说是浪费时间，往坏的看，则是劣政当道。小布什八年就把处于颠峰状态的美国拉到低谷就是一例。陈水扁甚至都拉底了台湾社会的道德底线，取而代之的马英九又以无能著称。至于正在进行大选的印度，不仅是平庸的问题，因为近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正受到犯罪起诉，很多是谋杀和强奸重罪。为解决此问题，印度“民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纪录：2013年印度内阁通过一项《违法议员保护令》，提出被判罪的议员仍然保留议员资格！

第三则是继续保持了传统上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面对资本和大众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仍然能够有效的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是在西方，往往要么改不了，要么改了领导人也会下台。2013年的三中全会，令西方社会心羡不已，以致某些媒体也期待本国能有自己的“三中全会”：不受政党利益和资本控制，能够做出有效的重大决策。

最后一点，则是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持续三十多年，并不因领导人的定期更替而“人变政息”。反观西方，政党或者领导人的更替，往往导致国内、国外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调整。几十年过去之后，就会发现国家原来仍然在原地踏步。比如法国右派政党萨科奇执政时，为应对危机，延长退休年龄、加班收入不征税。结果左派的奥朗德上台之后，又局部将退休年龄改回，同时加班的收入也再度征税。改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应该承认，历史的惯性是十分强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西方依然占有话语权，也依然试图用它的话语权来定义、解读甚至否定中国。但事实是更有说服力的，当中国的表现一而再地优于西方时，量变达成质变，话语主导权终将易手。以现在的大势来看，这一天或许并不遥远。

（作者宋鲁郑是旅法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