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正受到威胁。逾80%的亚洲人所居住的国家，不平等正在加剧。过去30年里推动该地区快速增长的力量——全球化、新技术和市场改革——现在正在拉大贫富差距。

尽管亚洲中产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但依然有逾16亿亚洲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极其脆弱。亚洲国家政府现在应当扫除增长的障碍；努力创造这样一个未来：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参与现代经济所需的基本服务，并从亚洲的巨大增长潜力中受益。

在实现这一愿景方面，财政政策可发挥重要作用。下面三项行动可助各国政府带领本国走上增长和普及福利之路。

首先，政府应在促进教育与医疗的普及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这两者都能改善福利。而且，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健康的人有更大的概率找到工作和保住工作，以及赚取更高的收入。但在许多亚洲国家，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仍极不平等。这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发达经济体，公共教育支出平均占经济产出的5.3%；在拉美，这个数字为5.5%；但在亚洲，这个数字仅为2.9%。说到公共医疗支出，差距就更为明显。将公共教育支出占经济产出的比例永久性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标）在10年内降低1.1个百分点；将公共医疗支出的占比永久性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基尼系数降低0.3个百分点。

其次，政府应该调整税收政策，以增加财政收入并为扩大公共支出筹措所需资金。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亚洲的财政收入基础仍较小。过去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平均为18%，远低于全球平均值29%。在接下来的10年中，许多国家将面临伴随社会老龄化及环境压力加大而出现的成本上升问题。

有一大批财政收入来源需要探索。一个选择是提高个人所得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个税收入较低，在2010年仅为GDP的1.7%，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则为7.6%。另一个选择是增值税。矫正税(corrective tax)——比如对香烟、酒和污染征收的税——也是一个选择。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是天然的累进税，对富人财富和收入的征税比例要高于对穷人的。这些也应该探索。

菲律宾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改革的效果会有多么巨大。2013年，菲律宾提高了对香烟和酒的税率，财政收入因此增加了约14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新增财政收入的85%被用于医疗基建和服务，医疗保险得以覆盖更多的人群，又有950万个较贫穷家庭享受到了医保。

政府还应改革巨额的能源补贴。能源补贴在亚洲很常见，最高可达GDP的8%。这种耗资巨大的项目对缩小收入差距毫无助益：消耗能源最多的往往是富人。有针对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增进公平要有用得多。

第三，政策制定者在规划预算时应设立平等目标。解决不平等需要时间；如果进展是可衡量的，解决的概率就更大。政府的眼光应该跳出年度预算周期，平衡相互竞争的公共资源需求。将清晰的平等目标纳入财政政策，比如设立教育和医疗普及率目标，这样的预算框架将成为一种有力的承诺机制。政治人士应该制定详尽的计划，提高可惠及目标家庭的公共支出所占的比例。不可牺牲整体的财政可持续性。

财政政策在促进亚洲包容性增长方面应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是一个长期挑战。政策制定者必须现在就开始规划和行动，带给亚洲一个应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