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September 30, 2016

贝一明，美国人，现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曾任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东亚语言学科讲师，韩国高丽大学东亚研究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研究员，美国伊利诺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科助教授，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获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文学系文学学士、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大学院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室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学位，精通中文、日文和韩文，著有《跨海求真：哈佛博士论中美未来》等著作。

导语

“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本文的英文作者是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美国人，现居韩国任亚洲研究所主管。他以一位对中国文化极其了解的西方人视角，讲述了“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梦”。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当前以‘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这，是他的中国梦。

中国能否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从往昔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农业与经济之中寻找灵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另类发展模式呢？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作为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诠释这样的一个“中国梦”，可以通过构建“新丝绸之路”来将世界引至正确的方向上。作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能否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手中的宝藏呢？

当今中国

近期我前往南京开会，抵达后嘱咐学生安排我去南京老城参观著名的夫子庙。这是我第一次到访南京，我期待着能探索这座古城的街道小巷，或驻足停留在某个古朴的茶馆里。

我早已认识南京，以及它明代以前的名字“金陵”，尽管此前我从未访问过。当我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时，曾大量阅读过以南京为背景的诗词。对我而言，秦淮河的风貌早已在十七世纪的文学杂记中被描绘和勾勒出来，而小说《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十八世纪南京的华丽府邸则更令人倾心向往。

然而，我对南京的寻觅扑了空，在当代南京纷乱的马路中，古时的金陵街巷毫无踪影。夫子庙周边的传统中国建筑已被蹂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呆板的混凝土楼房，充斥着各种快餐店以及贩卖T恤的小商店。虽然能找到出售好茶的商铺，但这里的绝大部分食物和配置都与曼谷的相差无几，或某种程度上跟洛杉矶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够代表南京。这座城市的艺术气息和匠心氛围都已经消失，诗人和小说家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夫子庙里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真实。墙体是混凝土灌注的，而非由石头或灰泥构成。木质结构加工粗糙，墙角边缘处理欠妥。劣质的家具摆放其间，平庸的书法作品被挂在墙上。

在南京的这个下午，我没有找到历史的深厚印记。这里完全不同于巴黎的圣母院或是奈良的东大寺那样，蕴含着动人过去的遗迹。我有印象曾读过这样的介绍，说南京的过去是中国人必须了解的一段历史，可是，那段逝去的文明与如今的一切关联甚少。

多亏我的学生做向导，我找到了一间传统茶馆，但起身离开时却心怀悲哀，我悲哀于这么多传统中国印记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因为文革，而应归咎于残酷无情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普及。我的这种哀伤的情绪当然也绝非因感情用事。

因为，真正的悲剧是，中国曾经给世界带来了最为庞杂的、支撑其复杂官僚系统与众多人口的体制，而这一体制的基础则完全有赖于可持续的有机农业。当美国农学家F. H. King在1911年写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时，他提出美国应该尽早效仿东亚地区真正可持续农业的模式。可悲的是，中国却从美国最终引入了致命的复合肥和杀虫剂，可持续不复存在。在中国，年轻人已不再传承中国农业智慧，而这正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的。

与此同时，在如今全球消费主义所主导的无情社会，中国传统所倡导的朴素、勤俭、敬老和谦逊的品质因具有替代作用而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可是，当你来到中国想要再探寻这些传统的品质时，将会大失所望。

中国的西方梦

如今，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我当年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学，也因类似的动机：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在蚕食着美国赖以存在的制度。儒学、佛教和道教让美国人意识到社会还可以有另一面，而非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生活。

还是学生时，我就受到了启发，它源自中国所提倡的勤俭以及道德上倡导的知行合一。古代的许多儒学名家在生活中实践着箪食瓢饮与淡泊名利的准则。即便是富贵人家也会避免奢靡浪费和虚荣浮夸，他们将文化与修养视作最为崇高的目标。中国过去所展现出的文明形态主要在于维持农村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形态保证了文明得以延续千年。

然而当我今天造访中国时，却目睹了同样在美国存在且令人唏嘘的对物欲生活的盲目崇拜。我惊讶于中国人用餐时的挥霍浪费，对非生活必需品的热衷与无节制的消费。在一百年前，这样的行为想必会招致中国人的鄙夷——而即使在今天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样的消费举动也是可耻的。如今，中国的年轻人会随手丢弃瓶子和塑料袋，就像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一样，从不会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最悲哀的莫过于中国官员同样将扭曲的经济理论和拜物主义作为了衡量政绩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执行已经在西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国人已习惯于充斥着可随意掷弃用品的大商场，他们将高性能的战机视为国力的象征。我对此很敏感，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目睹过自己的国家因此而偏离正轨，在消费幻象丛生的社会里，它的国民正为了躲避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寻找庇护。

美国为世界树立的是道德的反面教材。这不仅仅由于我的国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卷入了一系列的非法战争，而更因为美国的眼光仅盯在关注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上，它从未尝试建立更高的标准来向世界做出有意义的改善，或为世界做楷模。美国在环境政策或关注贫穷问题上的不关心以及无作为都可证明这一点。

相反，当今的中国正在引领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前进步伐。非洲和亚洲诸国把中国作为成功发展的模范，它们从北京获得的援助款数目也节节攀升。世界上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中国的文化正直接影响着非洲和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竞相向中国学习。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然而，针对以消费作为根基的美国发展模式，中国在目前还没有对此提出一个根本的替代性发展路径。

中国梦

许多中国人都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将鸦片战争（1839 – 1842，1856 - 1860年）后遭受的屈辱永远地留在身后。中国增强国力以抵抗外国势力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为体现大国实力，其方式往往在模仿美国所钟爱的国家权力的外衣，比如建造航母和坦克，而不是处理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真正的安全威胁。

中国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进一步接受新自由主义，或者恢复毛时代的传统。回归更传统的经济、生态和治理手段并没有被视作第三种途径。习近平主席在两种途径的争论之间提出了“中国梦”的中国全球化愿景。

“中国梦”所描绘的“中国复兴”是“实现整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中国梦是寄希望于每个中国人努力合作去实现一个更好的国家和更好的世界而提出的。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期待着一个充斥着豪车、到处是高速公路、高耸的摩天大厦和消费品爆满的商店的富裕中国。他们梦想着能够在昂贵的餐厅消费，点上吃不完的堆在一旁的食物。大多数的中国人将这种“西方的美好生活”视为进步，然而作为西方人自己，我们已经能从身边处处觉察到这种生活必将走向崩溃毁灭的征兆。

我们不应该美化传统中国，儒家的严苛要求和对妇女的限制并不值得推崇。与此同时，中国人应该看到他们不应将“过去”仅仅视为克服的对象，而可以将它作为未来的灵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学生应从小培养阅读诗歌，学习伦理和哲学，而不是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和治理国家保有责任心和承诺，而政府官员则是视人性至上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需要的，是更接近E. F. 舒马赫在《小的是美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Small is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书中提出的发展道路：一条介于“鲁莽的实利主义”和“守旧的传统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没有像欧洲人和美国人曾做过和仍在做的那样，掠夺世界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未来，中国并不加入“全球掠夺者俱乐部”，而是回归原来她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经济，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重新诠释“中国梦”。

中国人必须要将对长期的经济、环境正义的关注融入到这个“中国梦”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应该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当前世界观。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就已具备设计并完成能跨越几个世纪的农业和灌溉设施的能力了。

也许对中国传统可持续农业概念的重新发掘，可以作为必要的起点来激励创造一个“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综合体，对经济与环境两个领域都起到导向作用”，就像约翰·费弗在他的文章《新马克思》中所提到的那样。问题是，中国人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宝藏？

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都已没有关系，因为它早已被推到了舞台中心。不管美国媒体会怎么说，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文化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知识分子显著的不负责任，已将美国卷入到了一系列国际与国内难题，阻碍着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中心角色。

拥有雄厚财政实力、科学专业性以及体制和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扮演这种全球角色的国家。此外，因为中国在亚洲是（文化）霸主，可它形成霸主不像过去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那样通过殖民，中国有希望促进构建世界各地公平环境。但是，这最后一点也还远没得到保证，因为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和道德权威，使其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并能批判性地评估其传统文化所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替代性发展路径的价值。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中国承担责任去提倡世界新秩序，引领世界走向和平与可持续的未来的时候了，而不再是她的选择。有的国家会选择另类发展途径，有的国家则应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中国处在后者的位置，世界也正在等待着中国的决定。

“一带一路”的未来

正好在这一刻，当中国被呼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时，她已经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邀请世界各国来参与这个项目，推动欧亚大陆诸国的一体化与合作。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这些项目对于发展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有时会有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项目重点至今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流向中国，以带动进一步的增长和投资。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丝绸之路基金(NSRF)、上海合作组织(SCO)、丝绸之路黄金基金和矿业发展基金，这些机构都与保护环境几乎没什么关系。以驱动消费来表征国家实力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中国对食物和能源的消费对整个世界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正如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所说的那样。

不过，“一带一路”项目才刚刚开始，中国还是有可能用它来建立新的机构、政策和惯例，将世界最终引至正确的方向上。

“一带一路”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原因有两个。首先，它提供机会，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该宪章目前不幸地被欧美完全遗忘。其次，它给我们提供了在人口密集的地球上构建合适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可能性，一个不像世界银行那样由私人股权基金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全球合作，而非由中国一言堂。这将提供难能可贵的机会来创建以共识为基础的、非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体制。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需要各国都能认真看待“一带一路”，不仅仅只是把它当做挣钱的机会，而是把它作为造福人类的一项创举。

中国也应该更深远地思考与“一带一路”项目息息相关的常用词——“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让人想到的是唐朝通过如撒尔马罕和安集延等陆上贸易中心，以及连接中国、印度、波斯和非洲的海上通道所建立起的中国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通道。然而，丝绸之路不仅仅只是金钱与贸易，它还包括了中国、中亚、印度和波斯之间的深厚的文化交流，带来了佛家哲学思想的兴盛，以及一幅幅敦煌洞穴的精美壁画、一件件长安的精致的瓷器和雕塑、一首首李白和杜甫的优美诗篇。

这条“新丝绸之路”能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发展的破碎之路、而将视野投向实现人类最高的文化价值之上吗？能将重心少放在新建大量机场，而多放些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有机农业上吗？能多开展些生产可持续替代能源的合作项目，而少一些采掘石油燃料和金属的项目吗？

尽管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会有这样的转变，但过去的中国曾向世人证明过，这些根本性的转变——或蜕变——是可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未意识到，解决全球难题的方案和智慧就在曾经的中国。而这，或许是扭转我们世界文明崩溃之局的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