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解说词第十二集  南京屠城 

《台湾卓越文化影像戰史工作室》 02/19/2013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它夸张，因为它离谱得超过了你所能想象的范围，但事实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去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
    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屠杀的中国人应为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十五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十九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十二处，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汉中门、上新河以及雨花台。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挹江门外的码头人数最多，但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15万人了。燕子矶在南京城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一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闻人陶行知还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五万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1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尽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万7千多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草鞋峡也是难胞生还人数最少的一个遇难地点。
    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涌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间长江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万一千余具。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面都难幸免，这个安全区面积约为3?68平方公里，以金陵大学校区为主，当时负责金陵女大校务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她是少数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金陵女大原准备收容3千6百个难民，但最后暴增到1万4千多。魏特琳冒险保护难民的勇气和基督教博爱精神比起波兰的辛德勒一点也不逊色，但今天知道魏特琳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南京老市民还记得六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叫她“活菩萨”。

    “国际安全区”是由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和十六位外籍人士在11月间发起筹组的，并由德商西门子公司的拉贝担任主席。拉贝是德国汉堡人，于1908年来到中国经商，常住中国达30年之久，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安全区收容难民近25万人，连他的家都挤进了600多人。拉贝每天除了对付日本人、照顾难民而外，还将其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记录下来，于1942年在柏林装订成册，但这份手稿竟然尘封了近60年之久，直到1995年才出版面世。
    《拉贝日记》中文版全书七百余页，记载1937年9月开始到1938年3月拉贝离华为止，正是南京最黑暗悲惨的时期，国际安全区里的真实状况令人不忍卒睹，这份重要的近代史料在同一时空之下呈现了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在今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南京人的苦难却才开始，刘秀英回忆当时“难民所”的情形说：“金陵大学他办了一个收容所，那又叫'难民所’，那很多人都跑过去了，那我们也过去的时候也没地方啊，那就在那个楼梯啊，像个小阁楼一样的，在那个里面躲着。”
    永富博道：“我和南京的特务官员一起去金陵大学，那里是中国人的难民区，里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军队，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在里头会造成困扰，这些国民党的军人无法从蒋介石那里领到钱、补给，在前线也很辛苦，因此日本士官说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领到薪水，我们会付给你们，今后工作也由日本军来照顾，请你们到这边来，结果从排队人群的另一边就有人走出来，从那里出来了20个人左右，就让出来的这20个人坐上卡车……”
    曾根一夫：“从卡车上下来让他们在广场上排成一列，对着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因为是广场没有可以躲的地方，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所以2、3分钟全部一百多人都死掉了，每天大概有20次吧，那时杀了好多人。”
    （南京城隍庙  庙祀）融通：“实际上他是诱骗去的，懂吗，他领良民证，就等于身份证一样的。现在打扫战场，仗打完了，死的人要埋了，这个嘛……4毛钱一天，那倒不错啊，这个人家都愿意啊是吧，我没有事我要去，就用这种诱骗的方法，那个地方停5辆卡车，一直就通到现在的虎踞路，下来就打，你站队才站好，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就打死了。”
    （台籍日本兵）林岁德：“人的尸体堆得像山一样，不止这样而已，看那个死的烧也烧不完，都丢到扬子江，我们去扬子江岸看尸体很多，尸体象竹排一样整滩这样流啊。”
    在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余万无辜无助的受难者他们临刑之前的恐惧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但仍有极为少数的人在日军的枪口和刀口之下奇迹地存活了下来，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潘开明被集体枪杀昏倒在死人堆中捡回一命。潘开明（当时年龄：20岁，受害地点：下关煤炭港，时间：1937?12?14）：“架着机枪在这个地方，架着机枪把两边都围起来了，人围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围在中间这个地方，听见响一声那高头的机枪卡卡卡扫下来了，扫下来的当时我不晓得，我就头趴下去了，这一下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死活，昏过去了，人就昏倒了，昏倒不晓得了，不晓得之后呢，大概日本人啊，这个太君，太君就是当官的，手上拎着长刀看看这个戳戳那个，戳戳死没死，动的就补一枪，不动的就等于死掉的，他戳我一刀戳到这块（小臂），我不晓得我昏过去了，4、5天没吃饭，这一吓吓昏过去了，我要动一下子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讲话了。”
    李高山，被机枪扫射，由于个子矮小逃过一劫。李高山（当时年龄：13岁，36师娃娃兵，受害地点：中山北路海军司令部对面空木屋，时间：1937?12?13）：“全部人都塞进去以后，就开始拿机关枪扫了，都从头部打，打了以后，我刚刚好还是比较矮的一个，在这个脊梁后面，弹一打的时候人就全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我压到底下去了，压得我气喘不过来了，我就动动摇摇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绑也松了，也不知怎么松的，也没人替我解就松了，松了以后就游游游就游出来了，从死人堆里硬爬出来的。”
    唐顺山，被抓去砍头，身中五刀，死里逃生。唐顺山（当时年龄：25岁。受害地点：小门口外三牌楼旁山坡上，受害时间：1937?12?13）：“他第二趟杀的时候从东往西杀，他就不要头了，杀死一个算一个，有的砍得半死半活的，正好我站在第三趟，他们杀第二趟，杀第二趟的前面就有一个人，他一杀那死尸倒在我身上，倒到我身上我就摔下去了，摔倒坑里去了，当时我想睡在坑里人家都没有头，我有头怎么办，我就用那死尸的衣服把头盖起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杀我们这一趟的人，他来补刀，补刀补在我身上，我身上日本刺刀有五刀。”
    刘永兴，被拖去枪杀，被后面的人推入江中，泅水逃命。刘永兴（当时年龄：24岁，受害地点：下关三号码头，江边，受害时间：1937?12?16）：“他20个人一捆，背着膀捆，走我们后头又拖到我们前头来，前边那个江边有个口子，就站口子那块，那机关枪就哒哒哒，我就拖着我弟弟的膀子朝江里跑，他一枪把他打倒了，然后就摔在那里，摔了我们就往江里跳，4点钟（下午）下去到3点钟（夜里）才上来，你说在这个江里泡几个小时，那是冬天啊，下雪天啊，唉呀，上来真是够惨的，那个上面一部分人没逃掉的，都用汽油把人烧得???把人烧得象个烂小猫一样。”
    至于零散屠杀部分，分布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其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南京市民）伍正禧：“当时我们在难民区里头，那个难民区外头的烟火啊巴难民区这边带有一种热度，大家心里面就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难民去外面不知道烧了多少人家了。”
    （军统局职员）高锦海：“那个时期谁还有去想到其它的问题呢，只有是跑啊、躲啊，一个刺刀一个，一个刺刀一个。”
    （南京市民）彭玉珍：“那武定门是平房住宅，沿着那个平房住宅见一个杀一个，杀到我们门口，几家人家一家总要贴个1个到2个.”
（文学家）苏雪林：“那个杀人的方法多得很，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的叫他自己挖洞自己埋到底下去。”
    （南京市民）郭荣华：“我小妈看见我父亲这样子，就跑到跟猪???冬天嘛，都穿黑衣服嘛，猪是黑色，我们大陆都是黑猪不是白猪啊，就拱在猪夹裆里，就没被杀死嘛，就躲了一关，躲了一关她又逃，逃出去3天就吓死了。”
    （报人）胡秋原：“强奸妇女，有的3、4岁、7岁的女孩子他们都强奸到6、70岁的老太婆强奸，大家强奸，强奸死了还用刺刀再刺她……”
    （《还俗记》作者）钮先铭：“当着她的……祖母啊奸淫她的孙女……”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当时他们以书面向日军提出报告，所以每一事件都有编号。编号115号是记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6个半身孕的19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19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该女子现在被安置在大学医院。”也许后人很难相信此一事实，但更难相信的是这名女子竟然还活了下来，她正确的名字叫李秀英，1995年我们在南京访问到了她。
李秀英：“他一来解我的扣子，我就把他的刺刀拔出来了，拔出来了随身扭我就反身站起来了，我能躺在这个地方吗？我把他拔出刺刀来，他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子敢这么大胆子把他的刺刀拔出来，吓得两个手就把我这个手抱住，我这手就把他领子就拽上，拽上我就赶紧啃他，他也不敢松手，他一松手刀又在我手上，他就哇啦一叫，一叫呢，那两个鬼子就把那两个妇女甩掉了，咚咚咚跑了来，两个人就把我刺刀拔出来了，3个人，一边一个……我这个腿上很多疤，这里全是的，就是戳，这样戳的，后来他一看不行，他就朝脸上戳，那时候我不管，他戳到我脸上就像戳到木头人一样，不晓得疼，这个脑筋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对付这个日本人。你看这个刀疤多长，不要命了，我玩命了力气就大，我肚里还有小孩哩。”
    伍正禧，他的家连被抄了两次，抓走5个，目睹老祖父被刺。
    伍正禧（当时年龄：14岁，受害地点：临海路华新巷6号，时间：1937?12?14、17）：“12月的14日中午，我家来了3个日本兵，两个扛着枪，一个挂着刀，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个膀子上有个白布，白布上面有个中岛，中岛部队。当时进来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所有人一起臠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在桌子上啊，在桌子上弄个笔，弄个手啊点点水卸了个字'支那军’，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哥哥跟3个老表、1个表叔，全部一起……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更凄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9口被杀死了7口，连自己也身中三刀，1937年那个冬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是她终身的梦魇。
    夏淑琴（当时年龄：8岁，受害地点：中华东门门东新路口5号，受害时间：1937?12?13）：“一开门一轰进来一大堆子哦，不是一个日本兵，一大堆了，差不多有20个日本兵，结果后来我父亲就吓得朝后头退，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退多远，还没走几步，当时日本兵，很多日本兵举起枪来这样对着你，当时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姐妹几个都喊叫，我也喊叫，我那个妹妹呢，还有个4岁的妹妹呢就拱在被子里头了，当时我也喊，姐姐也喊，但是在喊叫当中呢，后来就把我戳了3刀，我后来血流满身，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后来她要妈妈，但是我也是要妈妈，后来我们这个房间里头6个人当中就死掉4个了，后来摇他也不动，摇她也不动，我公公、婆婆（外公外婆）睡在地上也不动，后来我们就从他身上爬过去，慢慢地走，我身上还疼得很呢，这个血流得满身都是，所以非常疼，我妹妹又哭，后来我就慢慢爬慢慢走，走到外头去，看到我妈妈就睡在那个地方，衣服全部都解开了，扣子都已经扒开了，我一个妹妹就摔在院子里头，结果我找妈妈也找不着，我摇这个也不活，摇那个也不活，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这里头我一家子是9口人死了7口，我自己身上被戳了3刀，邻居家4口人全部死光了，就是共有13个人，只剩下我们两个。”
    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这一段过程中，日本国内媒体同时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都超过100。今天，在军史馆里还保存了一把名匠关孙六铸造的日本军刀，上面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几个字，显然这不是最后数字，但又如何呢？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描述面对着把军刀的内心感受，这是人间吗？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2月，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人，并于又一年，1947年的2月公开提审谷寿夫，为时三天之久，呈堂文件以及审理过程纪录今天仍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南京二档馆。

回想当初日军残杀中国同胞一刀一条命，一梭子弹一排活人，从未经过大脑思考过，而今我们仍然赋予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依法审理。什么叫野蛮？什么叫文明？两者之间的区辨往往不是表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时间又过了一年，1948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成千上万的南京人的簇拥之下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于向井和野田，也活生生地尝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于同年1月28日伏法于南门外的雨花台刑场。
    今天，中共当局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往者已矣！这大概是后人唯一能做的事吧。在淅沥沥的寒雨之下，在湿漉漉的石雕之前，我们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冷冰冰的。
    南京，1937虽然远去了，但面对那已成定局的历史却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吧!
    开馆以来，这里来过不少日本游客，他们对于这段陌生的故事多深表惊讶……
    （采访日本参观者）：“您作为一个妇女，您看到这个事实，请您现在谈谈您的想法。”
    翻译：“她已经心情非常不好，都不想看了。”
    孩子们也为他们先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本来嘛，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勇而无耻，必将陷人类于无尽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诉他们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
    1938民国27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的情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民国28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甩日方透过陶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
    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川樾茂下旗回国，而蒋委员长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炽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