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美国著名记者路易斯•斯特朗

1958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时，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说到自己：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还开玩笑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你将会遇到马克思，也许我会先你而去，那时，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所谓有同志有顾虑，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道：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末了，特别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坦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把毛泽东谈论自己死亡的内容，也公开发表了。到1970年他重来中国的时候，斯诺说：“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那些话，特别是关于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泽东早死的人。”

　　传这个话的人，不知是被授意的，还是自作主张。如果说毛泽东在1965年就觉得有人希望他早死，由此说自己就要去上帝来迷惑，那也太玄乎了，也把毛泽东看得太世故春秋了。

　　不错，“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伟大英明”的一生，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

　　于是，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是那样直率地感叹：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这两个问号，传达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词和讲话后，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酒。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

　　这年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说了几句话，毛泽东便说：“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须知，九年前的这天，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烈火正式点燃。那时，毛泽东豪迈挥就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面对美人迟暮的袭击，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说古论今，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种“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那个夏天，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王粲这篇赋写于他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当时在荆州避难，一无建树。本想登楼望景以解忧愁，勾起的却是长年流离，归乡无路，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全文风格，沉郁悲凉。毛泽东听后评价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如此千载幽幽的情思，在毛泽东凯歌行进的时候，是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却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论己了。因为王粲写《登楼赋》时，才30岁左右，自然说不上“到老年更容易回忆……”

　　这年，他又让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开始，他静静地听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猛然间，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忧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无奈之情。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鸟赋》，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贾谊失意时，被贬为长沙王傅。有一天，有一只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鸟像鸦，属不祥之鸟。加之长沙潮湿，贾谊体弱多病，于是觉得自己活不长了，便忧伤地提起笔，写了这篇《鸟赋》。文中例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其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的通达乐观。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无常呵!随它去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是呵，他太疲倦了。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已然是力不从心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转自《毛泽东之魂》 陈晋 东方出版社)

毛主席与蒙哥马利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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