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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遗孀访谈: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

《文学城网》 10/31/2015

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遗孀、毛远新母亲朱旦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和男性魅力的一位伟人,文韬武略,高大俊朗,同时他也是一位对婚姻家庭比较严肃的丈夫。”毛泽东“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本文原载2012年第5期《党的文献》,作者马社香,原题为《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

原编者按:朱旦华(1911-2010),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夫人。1932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赴延安,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陕北公学首批赴新疆学员。在新疆先后任迪化女中教导主任、省政府委员等,其间与毛泽民相识并结婚。1942年9月被盛世才软禁,次年初入狱,经受住了残酷考验,1946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2002年7月30日、31日,2006年 11月、12月,朱旦华曾多次接受马社香采访。现将相关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马社香:朱老,毛泽东的家庭婚姻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关于他的三次婚姻,社会上存在一些议论。作为他的亲属,您了解的应该比普通人要多,请谈谈您的看法。

朱旦华:公允地讲,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和男性魅力的一位伟人,文韬武略,高大俊朗,同时他也是一位对婚姻家庭比较严肃的丈夫。

我1937年8月认识江青,当年11月见到毛主席,1938年10月认识毛泽民,1949年认识贺子珍,我和他们都有直接接触和多次比较深入的交谈。应该比那些道听途说写毛主席生活故事的人,多一点发言权。

我没有见过杨开慧。她牺牲时,我还在上海读书,但毛泽民熟悉杨开慧。毛泽民1939年、1940年多次和我谈过:“兄嫂1920年冬结的婚,1921年冬天,我听从哥哥安排舍家参加革命,来到长沙,党支部就建在哥哥家。哥哥是个刚性子,嫂嫂柔性子,两人诗歌唱和,很有意思。伢子好乖。”“我失骄杨君失柳”,主席对杨开慧的情感浓烈得穿越了时空。如果杨开慧没有牺牲,我想,他们这对夫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才华昭世幸福美满的伉俪,他们有情有义有子还有“诗”。

马社香:我到杨开慧故居板仓专门考察过,她12岁就能写古体诗,如《和女友李一纯》。

朱旦华:杨开慧五言诗写得不错。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两地信息中断,杨开慧思念主席,不眠之夜,曾写下一篇篇诗文,例如,“平阴起逆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见不得,惆怅无已时”,她对主席的深厚爱意跃然纸上。我认为,主席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多位亲人,还牺牲了他的亲密诗友和旷世爱情。

马社香:“旷世爱情”,为什么这么说?

朱旦华: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爱情,难道不是超越了时空和一切俗念吗?说旷世爱情,也很贴切。我听说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杨”二字有不同版本,刘松林、邵华姊妹曾经向主席要过这首词,主席写的就是“我失杨花君失柳”,两姊妹问为什么,主席回答:“称‘杨花’也很贴切”。杨开慧在主席的灵魂深处,永远是那么年轻、娇美、灿烂,几十年过去了,仍鲜艳欲滴,永远绽放,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永不凋谢的“两情相悦”、“生命相许”,灵魂深处的魂牵梦萦。难道这不是旷世爱情吗?严格意义上说,是富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旷世爱情,是革命第一,灵魂永相厮守的旷世爱情。主席深爱杨开慧,这种爱是和青春、赤诚以及对革命的执著追求深刻联系在一起的。

马社香:这种爱是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最高层次,那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爱呢?

朱旦华:你的问题近乎“刁钻”或带点愚蠢。爱情是不应横向比较的,或者说,爱情的横向比较有其不科学性。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主席对杨开慧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对贺子珍的爱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那是背景、条件都不相同的革命者的爱,他们之间更多的体现在生活中的关心体贴,工作中的相互支持。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

贺子珍终生沉浸在同主席的爱情中,不能自拔。解放后贺子珍多年在江西休养,一次我陪她看工业展览,展馆前方有座毛主席雕像,贺子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喃喃自语,也可能在和主席说话。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句话,道出了贺子珍的心结,给我印象很深。我多次琢磨体会,从中确也参悟了一些真实情况。

第一,贺子珍和主席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第二,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他们十年夫妻感情不错,贺子珍才有一种潜意识,只要她活着,主席就会等她。第三,江青一定是贺子珍离开后,才到达延安和主席认识的。一个能为丈夫和女记者多说几句话,喝几杯酒就大闹的人,如果发现其他女人有靠近她丈夫的可能,怎么会一走了之?红军时期,毛泽民和贺子珍也很熟。他从苏联回来,可能在共产国际党校里见过贺子珍。毛泽民对我讲过,第二个嫂子是个刚性子,兄嫂有时拌嘴,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哥哥总是谦让嫂嫂,也可能正是这种谦让,使贺子珍敢于干涉主席和其他女性交谈,还偏偏不愿作检讨,希望能像过去一样,最后主席再次谦让。第四,可能正因为有这种感情基础,贺子珍才会与主席分手十几年后,1949年从苏联回到东北后准备进京续缘。“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可能就是贺子珍进京的心结。只有主席能解开贺子珍的心结。1959年7月,他在庐山提出和贺子珍见一面,为此还请我和井冈山老战士曾志等一起吃了一次饭,商量接贺子珍上山之事。主席在餐桌上坦然地表示,“很想和子珍见一面”。曾志是井冈山时期贺子珍的好朋友。主席很可能是想当面解释这一切,希望贺子珍能静心安度晚年。十年夫妻,几十年的战友,主席对贺子珍的爱意也令人心暖。

马社香:贺子珍与江青是否在延安见过面?江青到底是什么时候到的延安?

朱旦华:江青在“文革”中确实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我1937年“八一三”上海开仗后,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找过江青,联系一起去延安。当时江青得肺病正在医治,准备缓一个时候动身。这样就到1937年8月下旬以后了。当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延安。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中央妇委几个大姐,都说江青到延安时,贺子珍早已离开。

马社香:我也曾到延安、西安、兰州和新疆等地做过一些调查。贺子珍到达西安的时间是1937年7月。最初准备去上海治病,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才决定去苏联。毛主席曾派人前来劝说。此时,江青还在上海,尚未动身。贺子珍离开延安,与江青完全无涉。1937年11月贺子珍已到兰州。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接到毛主席电报,请劝贺子珍返回。谢觉哉和妻子王定国多次做工作,但无论怎么劝,贺子珍执意要等飞机飞苏联,最后终于等到一架货运飞机,12月25日上午她乘机去迪化。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疆档案馆核实,贺子珍于12月25日中午到达迪化,飞机仅在新疆机场加油,下午即飞向苏联。

朱旦华: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核实这件事,很认真。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也对我说过,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主席带口信和打电报;二是走到兰州,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到苏联后,主席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贺子珍还说过,这封信是主席写在手帕上的,是主席自己用过的手帕。主席是个情感细腻念旧情的人,他一直想挽回贺子珍。

马社香:也就是说,毛主席是在收到贺子珍这封回信后,才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那么如何评价毛主席与江青的婚姻?

朱旦华:1938年秋,主席和江青结婚,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那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正式结婚证,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段婚姻,都是合法,也是合情的。主席对江青和对贺子珍一样,也是比较谦让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感情也不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江青后一段政治问题,就在这段婚姻上不客观。我说几件事。

江青自生下女儿李讷之后,患上严重的妇科病,曾多次到苏联治病包括妇科化疗。1951年10月我去主席家,江青已是第二次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来又去了两次,反复医治,效果都不大。那时候化疗没有现在先进,患者很痛苦,后遗症也大。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

其实,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上世纪50年代亲自请石少华做江青的摄影老师,主席特地邀请石少华到家里做客,郑重拜托。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就喜欢摄影,但摄影艺术的提高都是解放后的事了。

江青的摄影艺术,我不太懂,不妄加评论。我想说一说 1961年她在庐山拍摄仙人洞照片的事。那年夏天,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江青随主席上了山。江西省委在中央会议前夕在庐山上开了一个会(指江西省委 1961年7月18日-29日召开的全省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会议--编者注),散会后我没有下山,住在山上。江青曾去看过我。客观地说,那时的江青比较谦虚诚恳,没有什么架子。两人谈家常话,江青告诉我她正在拍摄庐山的云,我一听笑了起来。云,飘忽不定。自古以来写或画庐山云的,都比较多,但真正好的作品,传下来的太少了。江青说,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主席和她都非常喜欢庐山的云。1961年夏主席经常去含鄱口,看山看云,并再次抄写李白的《庐山谣》,分别赠送刘松林和庐山党委。1961年夏天,江青在庐山拍摄了很多庐山云的照片,取景角度各有特色,还给我看过。她将较好的几张放大了,放在180 别墅(即庐山美庐别墅,1959年夏和1961年夏主席、江青曾下榻该处--编者注)二楼客厅桌上,其中有一张就是“庐山仙人洞”那张照片。主席有一天在书房工作后休息,走到客厅,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就拿起来细看,主席非常欣赏这张照片的灵感。江青曾对我说过,主席多次凝看照片,认为环绕苍松的乱云从容不迫,象征着我党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对我们是重重围困啊。主席就在庐山180别墅,为这张照片题写了四句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并写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解放初期江青下去调研时起的化名。

1961年主席还为江青拍摄的几张女民兵练兵照片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图文并茂,诗画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在我周边包围圈越来越紧,主席针锋相对,提出“大办民兵师”。江青能够深入生活抓住灵感,非常艺术性地反映了这一点。

马社香:我看过一些江青拍摄的这类照片,也曾先后采访过主席身边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吕厚民、钱嗣杰等诸位老师,他们对江青作品所具有的摄影艺术都比较肯定,都提到主席对江青摄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比较关注。

朱旦华:应该感谢这些摄影家能公正评价江青摄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因为主席的伟大,一度拼命拔高江青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于其他考虑和需要,有意无意歪曲或贬低主席与江青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主席是一位革命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民领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长期战略布局上,他考虑得很深远;在婚姻感情方面,他也一直在追求一种诗词唱和的崇高境界。从年轻时起,他对爱情就是追求琴瑟相偕的战友关系。他对杨开慧、贺子珍都体现了这种追求;与江青之间,客观地说也体现了这种追求。

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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