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张照片是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拍摄时间大概1931~1934年间。

照片中的毛主席身形消瘦，罕见的露出疲态，但他的目光依然坚毅，似乎正在思考着革命道路的未来。

1931年~1934年的四年时间，是毛主席人生的低谷，用他后来在延安回忆那段岁月时的话来说：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主席的豁达让我们无法从语言中体会他当时所受的磨难。

因为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认可，眼睁睁看着部队在错误的领导下无辜枉死，身染疟疾的毛主席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安危，依然一遍遍规劝同僚，坚持发声。

然而换来的结果：

先是1928年被误开除党籍，后又遭受两次党内警告处分。

1931年到1934年间，毛主席更是丧失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

除此以外，毛主席在此期间还不幸身染重度疟疾，面黄肌瘦，身体浮肿，上吐下泻，连续几天的高烧不退。

如果不是“红色华佗”傅连暲日夜兼程百里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傅连暲夫婦

但即便是在这样困顿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坚定革命理想，时刻准备着为党再做些事，从不将自己的个人得失荣辱放在心上。

在1929年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主席依然对周恩来说了一句：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回顾历史，在遵义会议以前，毛主席永远是“极少数”：

一个来自湖南山里的“乡伢子”，忤逆了古板守旧的父亲，直到20岁来到长沙求学，后来又为了理想信念奔赴北京，没有积蓄、没有名气、没有住所、只能和七个人合租在胡同里的棺材房里。

在延安时和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再回忆起这段过往时，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后来即便是在恩师杨昌济和李大钊的帮助下，毛主席得以成为北大的图书管理员。

在那里，毛主席遇到了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青年运动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然而这些人却对毛主席的虚心求教不屑一顾。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至今读来都让人心酸泪目，而这就是毛主席年轻时的人生际遇，心酸苦楚可见一斑。

1931年，随着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一把手——王明。

王明及其拥趸博古向来以苏联模式马首是瞻，根本不考虑国内的实情，只知道一味机械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王明等人认为只有按照俄国模式才能实现革命胜利，对于毛主席这样“不走苏联模式”的人一律打压与抨击。

1931年的中共赣南会议上，博古斥责毛主席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甚至骂他：

“你懂什么马列？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1932年，由于毛主席不同意共产国际要求攻打南昌和赣州的指示，毛主席在王明的操弄下被全票选下台，剥夺党权、军权，然后打发到了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坐上了无人问津的冷板凳。

1933年，博古率众路过长汀时，曾有人提议去看看在此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轻蔑地伸出一个小指头这样说道：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说这话的时候，毛主席已经40岁了，而博古只有26岁，这话中所带的讽刺和轻视，已经不言而喻。

换作旁人，被党内同志不理解，遭到排挤打压，早已心灰意冷自行脱党，或者转投其他门户。

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等人，不都因为政见不合，或者和党内其他人有冲突就脱党的吗？

可毛主席没有，他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得失荣辱而放弃理想信念。

相反，越是被误解和排挤，他越会坚持真理信念，因为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被证明是对的，而那时候就是他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

1949年10月1日，这个曾经被讥讽为“山沟里走不出马列主义”的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

那年的广场上，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毛主席则回以“人民万岁”，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至今想来，都让人热血沸腾。

人民的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