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建国路2: 润之谜, 逢凶化吉16奇

民生文旅 August 16, 2019

1917年11月，有一支军队被敌人击溃，已退到长沙南郊，离一师近在咫尺，很快就要冲进来，学校眼看面临大灾祸。毛泽东曾经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参加过湖南新军，遂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被校方安排为学生志愿军的小组负责人，带着几十名学生仔各拿一杆木枪，并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在今猴子石一带阻止对方数百名带真刀真枪的将士。

7月30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晚饭后，按原定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表讲话，然后再通过党的决议选举中央局。代表们落座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刚刚作完简短说明，突然巡捕房程探长借口找联社的王主席闯进会场；又称找错地方，匆匆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就在代表们撤离会场15分钟后，巡捕房的侦探便包围了会场。

真是不幸中之万幸，那个跟踪“外国赤色分子”的程探长不知道屋里正在召开的是将要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大会，否则与会人员将被一网打尽，刚刚萌芽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胎死腹中。后来这最后一次会议只得移到附近的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完成。这段故事在电影《开天辟地》、《建党伟业》中有精彩展示。

他从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几个普通士兵同意释放毛泽东，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一下子挣脱了出来，往田野里猛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躲到日落。

士兵们在追踪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毛泽东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最后天近黄昏，他们只得放弃了搜寻，毛得以虎口脱险。这段故事在电视剧《井冈山》中有精彩展示。

第四次，大汾劫难，身边只剩30余人！

事情大体上这样，1927年10月7号，换算就是如今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出游的人群应该纷纷进入返程高峰……

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了一个令人莫测高深的逆袭，到农村，到山沟里去，并到达在宁冈，在茅坪“安家”，建立了后方大本营后。

要发展，就要下山，类似如今企业扩大再生产，于是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但刚下山不久，却遭到了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

当部队先游击到酃县的水口时，获悉湖南茶陵县敌军的两个团向水口扑来，毛泽东当即决定将部队两个营的兵力分成两路：

一营直插茶陵，待迫敌回撤后，返回茅坪；他亲率团部和三营折入遂川境内，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10月22日，毛泽东率队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时，遭到了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壁（这样的小毛贼当年你就打不过，简直就是克星）的突然袭击。

是夜，工农革命军（还没有改称红军）指战员们刚进入梦乡，萧家壁纠集了三四百团丁突然发动袭击，打了工农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

关键时刻，毛泽东当即命令三营向敌人回击，抢占被敌占领的制高点，自己亲率团部绕到敌人后面，欲与三营前后夹击敌人。

战斗越来越激烈，革命军鞍马远征，十分劳累，加之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抗敌，同时团部与三营因敌阻隔，夹击敌人的计划落空，毛泽东不得不下令撤退，往山沟沟里钻。

该退却就赶紧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子骨弱时，不能逞能！

此战可谓溃不成军，部队被打散时，毛泽东的身边只有30余人。

第五次，圳下村遇险

1929年1月14日，就是90年前，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出击。

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夜宿在寻乌县吉潭镇的圳下村。

军部驻扎在村中心的文昌阁和一个较大的土围子里面，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被安排在村前和村后守卫着军部。

2月2日拂晓，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袭击，四面枪声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由警卫员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

军长朱德手提冲锋枪与警卫员杀出一条血路，但跟随他一起突围，已有身孕的妻子伍若兰却因腿部中弹，不幸被捕，后来英勇就义。

陈毅在突围中，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一脱，往敌人头上罩去，才得以逃脱。可见当时情形已是万分紧急了！

客观地说，毛泽东此次能够化险为夷，有相当幸运的成分！

当时毛泽东是住在村前的小庙里，并没有宿在军部，因此，敌人先头部队攻进圳下村的时候，实际上已越过他住的地方。

设想，如果敌人来的不是先头部队，又如果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没能及时冲出包围圈，而是给了敌人“一锅端”的机会，那么中共的历史必将改写了。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的8月21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红四军粟裕警卫连的护卫下，秘密来到永定县东南牛牯扑村，一面治疗疟疾，一面搞调查研究，思考土地革命斗争和红四军的建设问题。

9月，毛泽东的身份遭当地土豪告发，敌人从四面向牛牯扑涌来，形势十分危急。粟裕和陈兆祥紧急商议后，决定转移。陈添裕等4名赤卫队队员护送毛泽东转移。此时，毛泽东身体虚弱，受不了急促奔走，下山没走多远，便只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动步子。陈添裕背着毛泽东一路狂奔，路上鞋子掉了也顾不上捡，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也没感觉到痛疼。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整整跑了10华里，终于到达安全地点雨顶坪村。

毛泽东一直牢牢记着“牛牯扑”这个地名以及救了他一命的农民陈添裕等人的名字。24年后的1953年国庆节前夕，他在北京专电邀请陈添裕赴京观礼。

接到毛泽东请柬的陈添裕当然喜出望外，但他的老婆正准备生孩子，中年得子，怎敢轻易离开？于是，他就请堂弟陈奎裕代他上北京观礼。

毛泽东一见陈奎裕，大笑道：“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原来，陈添裕个子较高，和毛泽东相似；而陈奎裕个子较矮，勉强背起毛泽东时，毛泽东的脚还没法离地呢！毛泽东紧紧握着陈奎裕等代表们的手，道出埋藏多年的心声：“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张国焘无计可施，决心分裂红军，自立“中央”。有一天，他给陈昌浩发电报，让他“彻底开展斗争”，甚至可以“武力解决”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个电报有幸被叶剑英看到，马上报告了毛泽东等人。危机关头，他们临时决定，带着自己的部队，趁夤夜赶紧离开，但必须保持镇定。

就在他们走了没多久，陈昌浩发现了，准备朝其追赶和射击。徐向前当即制止了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想了想，终于放弃了。

第九次，凤凰山遇险

1938年11月20日早上8点左右，当人们吃过早饭开始各自的工作时，熬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才睡下不久。

这时候，几架日本飞机飞临延安上空，炸弹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向延安城里倾泻而下。毛泽东的警卫员和机要秘书叶子龙不顾毛泽东的反对，连拉带抬地把毛泽东请到凤凰山下的防空洞里。

就在几个人刚走进防空洞里的时候，敌机扔下的几个炸弹在通往防空洞的小路上爆炸了，毛泽东住的窑洞被炸弹炸裂了缝。为了安全起见，防止敌人的飞机再来轰炸，陈云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让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连夜搬到延安北面山沟里的杨家岭居住。警卫员们连夜动手，毛泽东当晚就搬到了杨家岭。

第二天早上，日本飞机果然又飞到延安进行轰炸，其中有一颗炸弹就在毛泽东搬离的院子里爆炸了。已经裂缝的窑洞再也经受不住着巨大的震动，倒塌了。留下来看家的贺清华因此受了伤，敌机飞走以后，满面灰尘的贺清华从窑洞里爬出来，看着院子里的弹坑，说：“好悬呀，幸亏毛主席昨天晚上就搬走了。”

第十次，大砭沟遇险

194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要在位于延安城西北方向的大砭沟的青年食堂里宴请榆林地区的一位国民党的副专员吃饭，和他一块去的还有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负责保卫工作的是叶子龙和蒋泽民两个人。

快要走到青年食堂的时候，蒋泽民从车窗里看到食堂东厅前的场地上聚集着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还有五六名警卫战士在那里站岗值勤，维持着秩序。

早已过了开饭时间，这些群众为何还聚集在这里？职业的习惯让他马上警惕起来。

毛泽东先下了车，紧跟着，那位副专员和陈伯达、叶子龙等也都下了车。

群众见来的果然是他们盼望的毛主席，人群—下活跃起来，拥挤着直往前凑，想尽量靠近一些。毛泽东微笑着向拥来的群众频频招手。场面虽然不大，却很让人感动。那位副专员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看见老百姓这么热爱共产党的领袖，他的眼里也泛起了激动的泪花。

蒋泽民紧走两步，抢在一个台阶上，冷静地观察着热情的人群，他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倍加小心，沉着应对。果然，他发现一个青年人站在人群的后面，倒背着双手，也在拼命往前挤。别人都在鼓掌，或是举起双手欢呼，这个青年人为何倒背着手呢？蒋泽民立刻警惕起来，向旁边横跨一步，换个角度向他身后望去，只见此人的手里拎着一根1米多长的木棒，沉沉地拖在地上，像是刚从柳树上砍下来的树枝。

这个人是谁？想干什么？蒋泽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从头到脚打量这个可疑的人：瘦高个儿，20多岁，皮肤较白，相貌端正，穿着旧衬衫和旧裤子，地地道道当地人打扮，如果不注意看他，不会觉得此人有什么特别。可是，蒋泽民敏锐地感到，此人不像是普通的青年农民：那副白白净净的面孔，平平展展的衣服，尤其是那双贼溜溜的眼睛，还有拖在身后的木棒。

毛主席1945年在重庆机场，身后就是蒋泽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呼喊、开枪或者推开那人都已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蒋泽民猛地抬起右臂，一下挡住砸向毛泽东的木棒，只听“砰”的一声。木棒重重砸到蒋泽民的右臂，由于用力过猛，身体失去重心，他的身子晃了两晃，险些被木棒砸倒。眼前冒出一片金星，右臂顿时失去了知觉。

在这危急关头，蒋泽民迅速稳住了脚跟，侧转身子，就在刺客再次抡起木棒时。他伸出铁钳般的左手。一把将木棒抓住，刺客拼命想夺，然而却让蒋泽民夺了过去，随即飞起右脚，—下踢倒了刺客。

没想到那家伙也有些功夫。居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如同饿狼一般扑向蒋泽民，想要进行生死较量。在这危急关头，警卫班的冯永贵带两个战士飞快赶到。冯永贵照准刺客的腹部一脚踢了过去，刺客像只口袋被摔到地上。那家伙尚未反应过来就被两个战士死死压住，冯永贵迅速掏出一团东西塞到他的嘴里，那家伙想要喊叫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战士们把他捆得结结实实地塞进汽车里面，押送到边区保卫处经过反复查证，才知道这个人是潜入延安的特工，只不过是个外围人员，尚未配备枪支，主要任务是刺杀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这家伙邀功心切，手拿木棒行刺，可谓不择手段，如果持枪暗杀，危险性可就大了。

那位副专员并不知道这异常惊险的一幕，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走进食堂。

直到晚年时，蒋泽民谈起这件事，仍然自豪地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永远高于我的生命！”

第十一次，小河村遇险

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以后，在转战陕北的一年时间里，曾经几次与敌人遭遇，可谓是险象环生，小河村遇险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6月初，正在安塞县王家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得到情报：胡宗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着4个半旅沿着延河北上寻找我军主力企图决战，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寺湾。寺湾与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这个时侯，我西北野战军离这里有几百里的路程，远水不解近渴，在身边的中央警卫部队只有几个连，力量太小，无法与敌人相抗衡。

周恩来在得知敌人尚未发现中央机关正在王家湾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除留下4个班担任警戒外，其他人员立即连夜冒雨撤离王家湾向西北方向转移。为了不让敌人来到王家湾以后发现这里曾经住过中共首脑机关，周恩来又把窑洞里检查了一遍，这才放心地出发了。

当时，雨下得正急，崎岖的小路非常难走，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和其他人员都相互把手挽起来，等他们一步一滑地爬上一座山头后，雨才渐渐地停了下来。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他们又继续前进，到东方发亮时来到了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等人又接到消息，说是有一股敌人已穿过王家湾，正向小河村扑来。中央机关不得不又立即向天赐湾转移。

部队还没有走出村子，大雨又倾泻而来，把小河村的一座过水桥给冲毁了，要想过河，只能重新搭一座简易桥才是。周恩来一面命令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派出一个排在小河村阻击敌人，并告诉警卫人员，敌人不进村子不能开枪；一面站在河边负责架桥工作。赶天黑简易桥已经架好后，中央机关的全部人员迅速地撤出小河村来到一个山梁上。这时候，守在村里的警卫排已经同敌人交上了火。大家不仅能听到敌人的马叫声，就连敌军官的叫骂声也能听得见。为了防止让敌人发现，任弼时命令所有人员不准说话，不准抽烟，就连马都要拿条绳子把嘴给帮上，以免嘶叫时被敌人听到。

毛泽东有抽烟的嗜好，长时间不吸烟的话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可是为了安全，他只能强忍着，实在想了，就把烟掏出来放在鼻子下闻一闻。

来到小河村的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中央机关的行踪，和警卫排交火时还以为和游击队打了遭遇战。由于天黑雨大，他们在警卫排撤走以后并没有追赶。

太阳出山时，毛泽东他们终于脱离危险，平安地到达了天赐湾。

后来，这个刘戡在宜川县瓦子街被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击毙。

于是，10余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一片助威声中登上了羊皮筏子。可一瞬间，连筏子带人被卷进急流，无影无踪。向东的路走不通了，敌人就在眼前，子弹在耳边尖啸，不时有战士在倒下。忽然，毛泽东扫了一眼山头上的敌人，迈开大步，硬是顺着河堤向北，迎着敌人的几万枝枪走去。队伍也紧随其后，排成两队走着。

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

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记者之名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等，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之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对外广播。

这个计划因此也被称为“69101”密杀令。

“刺毛计划”是美国国防部交给远东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局长阿特·麦克密斯要挑选一名女杀手来完成这个使命。经过严格考察，他们选中了美女间谍阿特·李莎。

李莎的第一站是菲律宾。美方自以为其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我方情报部门的注意。周总理指示西南局尽快派人前往菲律宾，设法接近李莎。该局经研究决定，派有“西南局第一美男”之称的黄国华前往菲律宾执行此项任务。黄国华终于征服了李莎的心，两人回到美国纽约结婚，并接受培训。

当他们乘专机来到中国准备暗杀行动时，黄国华却迷倒了李莎，制服了敌机，取出了炸弹，成功阻止了这一可能举世骇惊的重案。因为黄国华的出色工作，国庆节惨案没有发生。但是在国庆节前夕，黄国华却被两名装扮成卖冰棍的特务分子在一个公园里暗杀了。后来经过调查，这两名杀手都是李莎早就安排好的。

毛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为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火车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去，结果让他躲过了一劫。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其子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3种办法：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等，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

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诸个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阴谋未遂，毛泽东几天后及时赶回北京中南海，林彪慌了，狗急跳墙，仓皇逃出北京，擅自在秦皇岛的山海关机场上了一架“三叉戟”，结果燃油耗尽，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上空机毁人亡。这段故事在电影《周恩来》中有精彩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