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烈士

位于长江南岸边的挺进报秘密印刷点，现在破烂不堪，摇摇欲坠。

当年的《挺进报》

　　入档理由　

　　明天又是“11·27”，当人们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江姐、陈然……这些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又将浮现在我们眼前。然而，记者日前来到南坪野猫溪，却发现陈然烈士旧居暨《挺进报》旧址，已成为摇摇欲坠的危房。日前，记者找到了与《挺进报》关系密切的文履平、林彦两位老人，揭秘《红岩》小说背后《挺进报》不为人知的故事。　

　　竹片“油印机”开工印报　

　　小说情节：一天，江姐来找成岗接头，带来了重庆市委的指示——办一份《挺进报》，告诉群众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成岗就在自己家里，用一台改装的油印机，干起了印刷《挺进报》的工作。而刻钢板的人最开始是江姐，后来由成岗一人连刻带印。　

　　“陈然原来就住在二楼右手第一间”，南坪野猫溪正街31号，老住户刘先生指着面前摇摇欲坠的两层小楼告诉记者，这里就是陈然当年印《挺进报》的地方。然而，《挺进报》旧址已经濒临垮塌。记者看到，左侧屋顶眼看着就要塌陷，瓦片东缺一块西缺一角；陈然原来的房间，正面墙体开了一个大洞。原来的九户人已搬走六家，剩下的几家也在等着相关部门安置。　

　　红岩联线负责人厉华告诉记者，事实上，《挺进报》主要由刘镕铸、蒋一苇和“成岗”的原型陈然三人共同操办，刘镕铸负责物资采购，蒋一苇编辑刻钢板，陈然印刷。江姐曾给《挺进报》传递过新闻稿，印出来的报纸也是交给她“发行”。　

　　《挺进报》于1947年6月开始出刊，为了不让人发现，陈然用一层厚纸将板壁缝糊住，还在窗后挂上一床厚毯子，电灯用黑纸罩住。他甚至不敢用油印机，只把蜡纸的一头钉在板子上，用刮得光溜溜的竹片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印完以后，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什么痕迹也没有。　

　　当时在《国民公报》做编辑的文履平回忆，陈然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偶尔发言也是三言两语”。但他常穿一件方格子夹克，看上去很时髦。　

　　原来，当时陈然住的楼下就是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的车间，他的公开身份是厂长。　

　　“亲生父母也不准透露半分”　

　　小说情节：一天，成岗的妹妹成瑶从书包里翻出一叠粉红色的打字纸，神秘地要拿给哥哥看。成岗一看竟是《挺进报》。他不但没有表露出妹妹期待中的喜悦或兴奋，反而沉下脸：“把这拿回来干啥？……这东西以后不准带回家来，给人发现了可不是好玩的！”　

　　文履平透露，这在现实中确有其事。《挺进报》曾约法三章：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办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就算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半分；一旦个人被捕，必须坚决否认与报纸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也不过问。　

　　收到警示陈然依然没走　

　　小说情节：一天早上，接替江姐领导《挺进报》的李敬原告诉成岗，市委决定把《挺进报》改成铅印，要成岗在三天以内印完最后一期油印《挺进报》，准备接受另外一项任务。没想到，刚刚印完报纸，他就被叛徒甫志高出卖，在家中被特务抓住。　

　　1948年三四月份，文履平被组织决定调入《挺进报》工作，蒋一苇突然来找他，告诉他出了重大问题，要他立即转移。后来他才知道，这时陈然已经被捕。　

　　“其实，当时陈然收到了让他逃走的警示消息”，红岩联线专家刘和平透露，接替彭咏梧领导《挺进报》的市委委员李维嘉，曾在仓促间给陈然写了一封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陈然还是决定，先把最后一期报纸印好再说，导致最后被捕。　

　　“到了后期，《挺进报》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报纸”，文履平回忆，1948年初，党组织决定改变《挺进报》发行方针，实行攻心战以瓦解敌人。敌人的大小头目，各类机关、学校等，都收到过《挺进报》。“但现在看来，当时对敌攻心的战略太过冒进了”，李维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直言。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重庆地下党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大发雷霆仅仅一个月。由一个普通地下党员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　

　　陈然被捕后，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没有出卖任何《挺进报》同仁。　

　　看见桌上的《挺进报》　朱绍良顿时气急败坏　

　　小说情节：“邮检组又发现了《挺进报》？……谁寄的？”徐鹏飞重复地问，突然声音一震：“什么！查不出来？”话筒里绝望的解释，使他更为烦躁，咆哮如雷：“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　

　　真实的历史中，这个咆哮如雷的特务头子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他为什么咆哮呢？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八开大小的《挺进报》——“妈的！‘攻心战’攻到老子头上来了！”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这份报纸，其实是‘刘胡子’送去的！”文履平老人笑着说。当天，刘镕铸化装到了重庆行辕门口（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一带），大摇大摆地对传达室说：“我要找朱绍良，他在不在？”传达室一摇电话：“不在”。刘胡子沉吟了一下，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那先把这封信交给他吧”。说着点点头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麻烦你打个收条”。传达室老实照办，还在收条上盖了个章。　（记者　杨娟／文　毕克勤／图）（新华网／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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