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网   2017-07-13 23:34:18   

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劉曉波在短短的幾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繪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反民族、反祖國、反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丑惡嘴臉，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員。

劉曉波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十分荒謬的邏輯，即認為傳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此不能以精華、糟粕來區分，要打破就要整體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劉曉波的這種邏輯的荒謬和淺薄是顯而易見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情況。如果不是出于別有用心的偏見，作為文學博士的劉曉波應當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雖然有其主導方面，但決不是單一成分，而是多種成分的矛盾統一集合體。就中國文學傳統而言，除了統治階級的文學，還有被統治階級的文學。從《伐檀》到《水滸》，從《後羿射日》到《西游記》，反映人民群眾的理想、願望，揭露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學傳統源遠流長。就是所謂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學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論，只能把它放在其產生的具體時代環境中具體分析。即便是對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也不應簡單化地作全盤否定，他們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憂國憂民之心，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也不能簡單歸結為儒家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陰陽、儒、墨、名、法、道、農、縱橫、雜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然漢以後儒家成為正統，但其它各家并沒有全部消亡，并且在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雖然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但是對其歷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為文化遺產，也不能說全部是糟粕。更何況除了這種上層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還有下層的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正是這樣的多元統一的文化，創造了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使得我國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整個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必須看到民族文化中有兩種成分，否定和拒絕其剝削階級的糟粕，繼承和發展其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得過文藝學博士學位的劉曉波對兩種民族文化的思想當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個文化傳統不可分的理論，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等同于儒家文化傳統，借否定儒家文化傳統否定中國全部文化傳統，這完全是別有用心。

劉曉波的用心在于現實。在他看來，中國現實的文化是幾千年來的儒家傳統文化的延續。他說：“以儒家傳統為代表的中國正統文化，在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封建等級制中，經過長期的發展，簡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強大了。雖然受到過‘五四’運動的沖擊，但在當代中國，從‘反右’到‘文革’，傳統文化又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復闢，登上了它的又一個高峰。即使新時期已經開始了十年，傳統文化通過‘文革’所傳播的影響也很難在短期內消失，它沉澱為民族的潛意識，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數國人之魂。”（《一種新的審美思潮》，《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他認為正是傳統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現實制度的“獨裁”、“專制”，也造成了國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傳統民族文化把馬克思主義也變成了一種“思想獨裁”的工具。可見，劉曉波否定傳統的目的在于否定現實，他是為了反現實而反傳統的。劉曉波喋喋不休地大講反傳統的真意就在這里。然而，劉曉波的這種反動目的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劉曉波把我國今天的文化等同于傳統儒家文化的胡說八道是無法欺騙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歷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運動向傳統的儒家文化發動了強有力的沖擊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為了改變中國近百年的落後面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態。這種嶄新的文化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它既同傳統的已經沒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展開了長期的曲折的斗爭，又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特別是繼承了中華民族廣大勞動人民的勤勞勇敢、儉樸、團結友愛、富于反抗等優良品質，從而使這種新的文化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變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并且在新中國建立後的40年里使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國今天的文化說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當然，我們不否認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中的那些落後腐朽的東西確曾不斷地頑強地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所起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決不是我國今天的文化所認可的，相反，正是要堅決予以摒棄的，怎麼能把這兩者說成是一個東西呢！

至于說到劉曉波連中國人的人種都予以否定的謬論，恐怕每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都不能不表示極大憤慨。早期販賣黑人的奴隸販子曾說黑人是劣等人種；解放前上海灘的租界地公園曾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猶太等民族指為劣等種族。人類不同民族有著文化上的差異，但絕不存在人種的優劣問題。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都有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的杰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決定于他所屬于的種族，而決定于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種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反動的理論之一，是推行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借口。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否定中國人的人種，這樣的種族主義者在世界上堪稱罕見。然而這種事出在劉曉波身上又不奇怪。劉曉波為什麼要否定中國人的人種，看看他的“全盤西化”的謬論就會明白。

二

劉曉波與對待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的態度截然相反，對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體投地，吹捧得天花亂墜，向往得如痴如狂。

劉曉波說：“西方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文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號）劉曉波把西方與中國的文化、制度的區別，概括為“人”與“非人”的區別。在他的眼里，西方是伊甸園，而中國是地獄；西方人過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國人過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為人，中國則把人變成非人。劉曉波的這種概括完全歪曲了歷史和現實。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不禁會問：古羅馬在廣場上被出賣的奴隸過的是人的生活嗎？中世紀被迫依附于教會和領主的農民過的是人的生活嗎？19世紀西里西亞的忍無可忍拿起武器的紡織工人過的是人的生活嗎？而到了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不但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反使這個問題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馬克思對這個問題做了科學的考察，在席勒的現代生產使人性分裂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異化勞動”的學說。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使人異化為非人，使勞動者異化為勞動產品的奴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者的活動屬于別人，它是勞動者自身的喪失”，“結果，人（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亦即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等等時，才覺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類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資本主義生產使本應最能表現人的“自由自覺”本質特征的勞動活動，異化為一種動物性活動，而人那些固有的動物性，相比之下反倒顯出一點人的特征，這才是人變為非人的現實。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這種使人異化為非人的不合理現象的憤怒，馬克思通過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終于發現了解決人的異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正是依據馬克思所揭示的這一真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斗爭，推翻了地主資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束了廣大勞動群眾的“非人”的歷史，并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進行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推進社會民主，不斷地創造使人成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會條件。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長期的歷史任務。然而，不管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道路是多麼漫長和曲折，中國畢竟已經開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著社會，西方資本主義使人異化為非人的現實，從本世紀開始就成為文學藝術家的題材、哲學社會學家的課題，至今方興未艾。千百萬人在被異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觀絕望，成為西方根本無法解決的世紀病。劉曉波把西方被異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說成是“人”的生活，把我國已經初步消滅了異化的生活說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種是非的顛倒。

劉曉波不僅極力美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里，由于不可解脫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不可治愈的社會痼疾，人們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觀、絕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觀、絕望之余，拼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滿足虛幻的自由的各種感性刺激。社會為了保持私有制的穩定，也極力引導和鼓勵這種傾向，并設置了各種相應的機構和場所，來滿足一些人的這種追求。劉曉波所追求的不過就是這種貨色。劉曉波說：“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盡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劉曉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質要求，把個體欲望的實現看作人的價值所在，因而他把現代西方鼓吹感性的個體滿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傳統民族文化特色的對理性、道德、群體的強調，看作是對生命力的扼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要我在農業文明的未異化和工業文明的異化中做出選擇，我寧可被異化。”（《形而上學的迷霧》，第344頁）

從這樣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發，劉曉波必然地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不滿，妄圖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取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劉曉波叫嚷，中國必須“以多黨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言論、思想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轉引自人民日報1989年9月27日第3版）然而，怎樣才能實現劉曉波所說的這種“徹底的變革”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人種就有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太強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的內部來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來尋找新的思想”（同上）。總之，不可能從中國社會現實內部尋找到劉曉波所希望的變革力量，那麼希望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外部——西方帝國主義。于是劉曉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論。他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的進程。殖民化打開了一個個封閉的地域，開拓了一個個商品市場和文化市場，使整個世界、特別是東西方不再相互隔絕，而是相互開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來只屬于西方人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競爭帶給了世界，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由競爭。沒有殖民化就沒有世界化、國際化。”（《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華人世界》1989年第3期）因此，當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問他：“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時，劉曉波脫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并不無遺憾地說：“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文壇“黑馬”劉曉波》）在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義，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見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開了封閉的地域”，使“東西方互相開放”，它“帶來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著殖民地進入了現代化世界。照劉曉波的邏輯，殖民地人民真應伏地叩首感謝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劉曉波的邏輯，人們譴責慈禧、李鴻章，不應譴責他們腐敗無能對殖民者割地賠款，而是應該譴責他們沒有能夠把全部山河拱手讓給殖民者。這是貨真價實的、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西方殖民者以武力為後盾，強行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向殖民地傾銷剩余產品榨取超額利潤，是“東西方互相開放”嗎？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國家里都不可能真正地實現人權、平等、自由、民主，他們又怎麼可能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義就意味著壓迫和掠奪，就意味著殖民地人民越來越貧窮和落後。因此，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進入現代化，只有在其獲得獨立、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才可能發展生產，向現代化邁進。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的歷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至于香港經濟的繁榮，也決不是殖民主義的功勞。香港背靠中國大陸。新中國成立40年來經濟和貿易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香港這一過境港口的發展，這就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雖然有140多年的歷史，但只是在最近40年，特別是在最近10年里經濟達到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是的，當過殖民地而後獲得獨立的國家和地區，現在有的發展得較快。然而，如果沒有淪為殖民地的這段歷史，它的發展肯定會更快、水平會更高，因為任何社會形態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內部發展動力和自身規律。殖民化，這是許多東方國家近代歷史的客觀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歷史發展掃進了垃圾堆。劉曉波卻要開歷史的倒車，為實現全盤西化的目標要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這樣蹩腳的謬論絕欺騙不了飽受帝國主義掠奪壓迫的中國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賣國主義丑惡嘴臉。

三

從學術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動；從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到鼓吹賣國主義；從“狂人”到“黑手”。劉曉波的思想發展，有其客觀原因，也有其主觀原因，是主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

客觀原因是國際國內的環境。從國際環境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紛紛尋求改革之路，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戰略目標并沒有改變，它們乘機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全面的滲透。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們黨的個別領導人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放棄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助長了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的活動，致使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理論暢通無阻地涌入國內，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劉曉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個。

從主觀原因來看，這是劉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世界觀所決定的。當然，這些東西并不是劉曉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結果。劉曉波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人生理論和價值觀念，接受了某些現代派哲學的觀點和方法。對于劉曉波，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經化作了他的具有強烈能動性的個體意識，成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觀原因。

劉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強烈的出名意識，他要出名，以滿足他的虛榮心的要求；一個是他對所謂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想占有的，以滿足他的物質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強食”的信條，因而毫無道德觀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極端狂妄。這樣的人生觀念當然不會相信客觀世界有什麼規律可循，也根本不會想去了解世界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對于劉曉波來說，“誰想擁有整個宇宙，誰就該擁有一個獨立的自我。”（《論孤獨》，《百家》1988年2月號）他要的是一個“自我”的宇宙。這樣，他的世界觀只能是唯我主義的唯心論，他的方法論只能是以走極端為特點的形而上學。

極端個人主義是劉曉波講演、寫文章的動力，也是他的反動理論觀點的來源之一。極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的人生態度，追求的是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因而當它惡性發展起來，必然導致和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對抗，導致和祖國人民相對抗。他誣蔑中國人人種不好，他的賣國主義理論——“當三百年殖民地”，就是這種對抗的必然產物。他這樣說，絕不只是故作驚人之語以嘩眾取寵，而是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要求使然。在祖國利益和個人欲望之間，極端個人主義選擇的是後者，而決不會選擇前者，劉曉波正是這樣。他在國外接受采訪時說：“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文壇“黑馬”劉曉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愚昧，中國的傳統和現實妨礙著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語言不過關，他早就不想當中國人了。知道這些，對于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誣蔑中國人種，鼓吹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難理解了。劉曉波極端個人主義的惡性發展，必然導致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全面否定，必然導致賣國主義。最後，他終于墮落成為一個不只是“動口”，而且直接“動手”參與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暴亂的歷史罪人。

劉曉波在短短的幾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繪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反民族、反祖國、反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丑惡嘴臉，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員。對于他的反動面目，我們必須給予堅決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