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 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 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 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 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 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 “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 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 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 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 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 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 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 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 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 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 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 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 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 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 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 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 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 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 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 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 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 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 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 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 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 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 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 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 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 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 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 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 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 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 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 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 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 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 ‘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 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 “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 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 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 “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 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 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 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