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重阳节，来听听103岁的文化老人谈古道往。 杨苡大姐103岁生日刚过，我专程骑车去探望这位老朋友。老人与我虽同在南京，但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那天去了刚敲门，阿姨问谁呀？我大声答我是李景端。立刻听见屋里有人说：“噢，是李景端啊！”听得出，老人声音很硬朗。我来到她床前，她稍微仰身紧握我的双手，仿佛几十年想说的话，尽在这一握之中。
我献上特意挑选的鲜艳新潮花篮，说道：“大姐，祝您生日快乐，平安长寿！”她接过花篮，示意我坐在床边好聊天。那举止，那神态，哪里像103岁老人，以至立刻打消了我起先担心她耳背难沟通的顾虑。
人老了总爱回忆，我自己也是老人，所以同她的聊天，聊得最多的，当然是故人和往事。杨苡也是《译林》杂志创刊的见证人，所以聊天少不了要聊《译林》。她说，译林社马上要出版由南京大学余斌教授记录整理的《杨苡口述史》，她对译林社的发展显得十分高兴。说到这里，她立即提起一位故人。她说当年这位权威向高层领导谴责《译林》“媚世，堕落”，差点打垮一本杂志，也差点扼杀了今天的译林出版社。我婉转接话说，这都是历史了，那位权威后来也转变了，同《译林》也成了朋友。没想到老人仍心存芥蒂，说：“当时赵瑞蕻（她老伴）还替他说好话，我就不赞成。我知道，当时钱锺书、戈宝权、冯亦代等好多人都支持《译林》，表明他们思想很解放。”我当然赞同她所说，但只说了一句“这些都是对外开放带来的结果”把话锋转开了。
我知道她与穆旦（查良铮）很熟，趁着老人高兴，就戏问她：“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你曾经同穆旦好过。有这事吗？”她一听哈哈大笑，特意稍仰身子对我说：“有这事。那是结婚以前，年轻时候，我与穆旦同在一个诗社，两人交往多一些，但算不上谈恋爱。” “那这事与良（穆旦夫人）知道吗？” “应该知道吧，赵瑞蕻也知道。”看她答得这么坦然，我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连忙转换话题回忆说，我虽与穆旦没见过面，但却同与良有过交往。因巫宁坤的推荐，译林出版了查良铮的《普希金抒情诗选》，1988年5月，《译林》编辑部又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举办了“穆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李赋宁、周珏良、邵燕祥等多位文化界大咖，实际上起到了在学术上为穆旦平反的作用，对此，周与良对我深表谢意。听我这一说，杨苡特意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这真是做了一件好事。”
随后我告诉她，戈宝权第三任夫人老梁去世了。她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当年省政府奖赠戈宝权南京富贵山那套别墅，戈老去世后你提议将它改办成文化沙龙，作为文人学者聚会交流的场所，这个主意多好啊！可惜老梁没采纳，后来把别墅卖掉了。现在人走了，留下钱有什么用。”说到这件有点遗憾的事，我无意评论老梁那种处置的是非，只是内心对杨苡怀有这种崇尚文化的情怀深感敬佩。
此前毕飞宇嘱咐我，杨苡年迈又才出院不久，聊天别超过半小时。哪知道那天老人兴致很高，而且记性又好，许多故人和往事她都记得，所以我同她又聊到了巴金、邵洵美、方平、巫宁坤，以及她哥哥杨宪益等好多往事，眼看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赶紧请保姆小陈过来给我俩照相留念，我还同小陈互加了微信，并告诉她，以后如有事需要我办，可随时发信息给我。临走时我还告诉老人，现在我同她女儿赵蘅常通过微信联系，而老人也转送了我《兄妹译诗》和《我的舅舅杨宪益》两本书。
走出杨苡大姐的家门，我在门口回首凝望许久。这个地方我来过多次，以前这里的南大邻居叶子铭、董健等老友都走了，今天我还能同103岁的老友握手叙旧，这无疑是人生一大幸事。衷心祝福杨苡大姐长寿幸福，我还会再来看您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英文書名《WUTHERING HEIGHTS》。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這一天天氣晴朗。上午九點半，親友們乘坐輪船從天津北塘出海。在行進的船艙里，大家把紅色的玫瑰花瓣剝下，混合在楊苡先生的骨灰中。當輪船行駛到天津海河的渤海入海口，楊苡兒子趙蘇左手捧骨灰盒，右手一把一把地將合著玫瑰花瓣的母親骨灰撒向渤海。兒媳向利華、女兒趙蘅、外孫傅鶇也分別撒出骨灰。
楊苡原名楊靜如，1919年出生於天津書香世家，祖輩有四位在晚清中了進士，點了翰林。父親楊毓璋早稻田大學畢業，是民國時期天津中國銀行首任行長。1927年，八歲的楊苡進入教會學校中西女校讀書，中西十年是她晚年最願意回憶的日子。同窗情誼、少女心事、詩歌與話劇，乘著歌聲的翅膀，無憂無慮。她一直珍藏著十八歲的畢業照，女生們穿著“綠色帶有極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紗”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徵春天的氣息。
1937年，楊苡保送到南開大學中文系，還未來得及入學，“七七事變”爆發，天津淪陷。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被迫西遷，在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楊苡離開天津，自上海、香港輾轉至昆明，此後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她曾任職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是第一個將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以《呼嘯山莊》之名介紹給中國讀者的翻譯家。2019年，楊苡獲第七屆南京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返回船艙後，親友們圍坐在長條桌邊。趙蘇代表大姐趙苡向大家宣佈對母親遺物捐贈的意見：根據母親遺囑公證書，母親房產捐贈南京市作家協會，希望作協將房產變現成為“趙瑞蕻、楊苡文學翻譯基金”；房內傢俱、書籍、手稿、字畫，包括花園中的石榴樹、臘梅樹、丁香樹等，全部遺物希望捐獻給西南聯大博物館。
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带头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