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灰暗日子里，他是名出色的学生。他访问过美国，但并没有被它的民主打动。后来他获得提携离开学界，在北京残酷的政界一步步向上爬。

上周，他没有出席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但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想法和建议帮助塑造了这次会晤：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人像王沪宁那样力促中国超过美国。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他从幕后辅佐过中国的三位国家主席。 在特朗普让他的顾问们互相争斗、让人们对美国在亚洲的未来产生怀疑之际，王沪宁已经成为习近平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密友，他给中国与美国的竞争设定了坚定的愿景和目标。

63岁的王沪宁曾是一名大学教授，后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家。他一直主张，在忍受外国势力一个世纪的羞辱之后，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威权政府来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他曾帮助塑造了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一个支配全球的“新时代”形象，让整个社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

他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上个月，他获得提拔，加入了权力最大的七人政治局常委——尽管他从未担任过省部级领导。现在，他是共产党的顶级理论家，也是习近平新威权统治风格的主要阐释者。

有些人把他的影子角色（不是他的思想）与特朗普的前顾问斯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或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的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相提并论。

不过，王沪宁曾辅佐过多位领导人，他不仅塑造了习近平的观念，也包括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观念。在中国转变为美国地缘政治对手的过程中，他为证明中国一党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们称他是三位最高领导人背后的大脑，”华盛顿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国问题专家孙韵说。

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还是上海的一名年轻教授，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其他人都认为，没有民主，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这种观点后来引发了结局不幸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但是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他支持现代化，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上海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王沪宁曾经的学生任晓说。“他依然这样认为。这是他的坚定信念。”

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王沪宁将他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据信，王沪宁帮助起草了习近平的主要口号，包括上个月被载入党章的那句口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将习近平擢升至和毛泽东一样高的地位。

和毛泽东实现中国独立、邓小平实现中国繁荣一样，习近平曾誓言要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在王沪宁的帮助下，他集中权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强调有必要通过一场全面反腐运动来牢牢控制共产党本身。 对外界来说，他们传递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期望有朝一日能超越美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之后，很多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灵感；但根据王沪宁的著作以及认识他的人的说法，王沪宁在两次访问美国之后，认定美国不是中国的榜样。“如果多元化意味着多党制度或西式选举，那么他认为那种制度不适合中国，”任晓说。 王沪宁在一本名为《美国反对美国》的书中记录了那两次访问。他在书中尖刻地描述了1988年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和迈克尔·S·杜卡基斯(Michael S. Dukakis)的总统竞选。他还驳斥了一种观点，那就是，美国是一个提供平等机会的国家，人人都可能成为总统。

王沪宁出生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那里是孔子的家乡。少年时期他体弱多病，因此在毛泽东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得以不用像很多年轻人那样，从事繁重的农活。他学习了法语，那成为他的第一外语。

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其人的王沪宁转向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30岁时，他成为上海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再过几年又成为法学院院长。 “他教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法国大革命，还有一点美国革命，《联邦党人文集》中文本，”任晓说。

从一系列有关复旦大学辩论队1988年前往新加坡参加比赛的文章来看，作为辩论队的教练，王沪宁会在练习期间拿着一根塑料棍子站在旁边，作势逼迫学生更加努力，但他从来没有打过他们。
就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辩题，他指导的代表队以5比0的比分打败台湾大学。（王沪宁指导的代表队的持方是人性本恶。） 后来回忆起这次新加坡之行，王沪宁写道：“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

王沪宁曾随年轻政治学者代表团参观过十多所美国大学，其中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年轻，表达清晰，擅长理论争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说。他第一次见王沪宁是80年代初在上海，后来又在加州见过。

“他肯定怀疑中国向西式民主发展是否明智，”卡勒接着说。“王沪宁没有假装认同对美国的崇拜。”1989年春，当亲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并蔓延到中国各大城市时，王沪宁同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在随后的血腥镇压结束两个月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卡勒，他的一个学生在“最近的事情”中“太过活跃”，去不了美国了，但他没有说太多。 不久后，王沪宁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招致麾下，从此步入政坛。镇压活动结束后，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他被江调到北京。在工程师和官僚为主的党内领导层中，王沪宁作为少有的学者显得很惹眼。

王沪宁的第一个职位是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来，他被提拔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2年江泽民退休后，王沪宁再次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的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个为政治局服务的官僚机构。在此期间，他继续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在为江泽民的继任者服务十年后，王沪宁转而效忠于习近平，成为这位雄心勃勃的新领导人的忠实顾问，也是其进行外事访问时的重要随行人员。

2013年，当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启动意在投射中国实力的“一带一路”计划时，王沪宁也在现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照片，需要经过坐在观众席中的他的认可。

王沪宁随习近平和他的前任又去过美国几次。每次他都按照党内高级官员的严格规定，避免接触美国同行。 2015年，在美国国务院为习近平举行的一场午宴会上，王沪宁与曾在比尔·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不期而遇。

“我问下次去北京的时候是否能和他见面，他暗示自己现在在‘内部’工作，因此无法见我，”李侃如说